爱华网去年底，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新修改的《老年人权益保障法》。法律明确：家庭成员应当关心老年人精神需求，不得忽视、冷落老年人；与老年人分开居住家庭成员，应当经常看望或者问候老年人。这个法律被民间解读为“常回家看看法”，引来不小的争议，较普遍的诘难是：怎么才算“经常”，一年内应该看望几次？如果少看了一次，该如何“量刑”？往深里说，还有人以为这是国家权力不适当地介入公民的私人情感生活。 个人以为，没有人会反对子女经常看望父母，也认为这是子女的义务，但为什么它被写进法律，就这么不遭待见呢？这还是源于国人对抽象的法律观、具体的法条的理解存在“隔膜”。这种看法正折射出中国法治的历史和现实的双重贫困。 首先，需要正视中国立法的现实问题，特别是在“部门立法”的环境下，不少参与立法的职能部门将部门利益写进了法律。比如著名的《邮政法》立法之争，当初邮政总局希望通过立法，实现信件垄断专营，把快递公司赶出市场。虽然，这一立法努力并没有成功，但2009年《邮政法》却规定了“国家设立邮政普遍服务基金”；目前，《邮政普遍服务基金征收使用管理暂行办法》已起草完毕，拟对快递企业征收基金：同城快递0.1元/件、国内异地0.2元/件……这笔钱势必转嫁到消费者头上。 而这种立法是“公权授权型立法”，因为扩张公权力势必直接、间接影响公民私权利，或表现为设置准入门槛、或体现为征收公民财产、或扩大执法裁量权、监督权。这种“公权授权型立法”理应置于公众的严格审视之下，对之形成严格的约束，避免不正当的部门利益、任意扩权成为法律，这才能促进中国的社会进步。 但“常回家看看法”就是另一回事了，这是明显的“私权授权型立法”，它并没有授予公权机关包括“追究不回家看看的权力”在内的任何权力，甚至可以说因为赡养问题本身就是比较单纯的民事权利，权力几乎难以强制。
或问：既然连罚则都没有，这样的法律立它做什么？法条没有罚则，不代表违反法律，不用承担责任。以“常回家看看法”为例，你不履行经常看望或者问候老人的义务，国家机器不会主动纠问你。但如果你的父母觉得被忽视，可以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这一法条其实是一种底线的保障。《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在修改之前，因为没有明确“回家看看”的法定义务，一般法院很难确认老人的“回家看望”请求。 但立了这个法，也不足以让所有人都去看望父母、解决老人受到漠视的行为啊？的确，但立法具有宣示、倡导作用，能在一定程度上指导公民去看望父母。再比如，10多年前修订的《婚姻法》中规定夫妻之间有“互相忠诚”的义务，这并不是说，老公包二奶、偷情，国家权力就会介入私人的婚姻生活中，而是法律提供一条底线保障。既然没人指望《婚姻法》能解决包二奶的问题，就别指望立了“回家法”就能解决看望父母的问题。 个人以为由于中国法治的历史欠账太多，不少国人对法律的理解依然停留在“威权”时代———法是惩罚人的，任何违法必然招致国家机器的严惩。其实，法不仅是“主权者的命令”；法律也可以是公民的权利清单。 哲学家亚里士多德称：有良法，且良法得到普遍遵守，自然有法治。法治的前提是“良法”，而参与良法的制订是公民的责任所在。学会参与制订良法，严密公民权利、限制公权任意扩张、实现公私权的平衡，需要公众对法律有更成熟、更现代的视角：哪些权力扩张型立法，值得警惕？哪些违背现实的“超前立法”，在浪费立法资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