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一股突如其来的强大邪恶势力对地球造成致命威胁，没有任何一个超级英雄能够单独抵挡。致力于保护地球安危的神盾局也措手不及，其指挥官意识到，只有创建一个史上最强的组织，云集各方超级英雄共同战斗，才能拯救世界于水深火热，抵御黑暗势力的侵袭。于是由美国队长、钢铁侠、绿巨人、鹰眼、雷神等共同组成的“复仇者联盟”便应运而生。 眼下中国经济遭遇的困境，恰如电影《复仇者联盟》的故事场景。危机如同邪恶的黑暗势力侵袭着宏观经济增长数据，剥夺传统产业的利润，阻碍新兴产业的成长，甚至吞噬企业的生命；而各权力部门只有放下暂时的摩擦或冲突，各项政策措施也需要拿出十足的诚意，政府与企业同心协力配合，共同迎接并对抗危机，才能避免经济硬着陆的风险发生。 如果将稳增长比作“钢铁侠”，调结构比作“绿巨人”，促改革比作“雷神”，那么，正需要它们的协作，才能最终实现经济复苏。而不管“钢铁侠”如何抢镜（钢铁、煤炭等产业对GDP的贡献可见一斑），“雷神”与组员有多少意见分歧（改革阻力空前强大），最厉害的还是“绿巨人”（战略新兴产业的可持续）。此外，还必不可少的是“神盾局”指挥官的精明领导——这是顶层的制度安排。 然而，理想的状态总是可遇不可求。现实是联盟的组建处处陷阱，充满分歧与博弈。譬如稳增长与调结构的博弈，譬如国企与民企处在同一屋檐下却境遇两然，譬如宏观数据与微观感受并不相符，而因为眼光格局的限制，中央与地方在控房价、调结构等方面阳奉阴违等因素仍困扰着联盟的组建。在这些博弈、分歧、利益冲突未解决前，经济复苏仍举步维艰。 【壹】 中国经济怎么了？ 没有出乎多数学者的预料，中国经济增速下降已成不争的事实。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最为直观：GDP增速从去年一季度的9.7%一路下降，今年一季度这一数字仅为8.1%，而到今年二季度GDP增速更回落到7.6%，三年多来首次跌破8%，增幅已经6个季度连跌。 与并不尽如人意的GDP增速相比，CPI的增幅数据则尤惹人怜爱。同样来自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11年CPI增幅的峰值为6.5%，2012年6月这一数字降到2.2%，而2012年7月CPI仅同比上涨1.8%，创下2010年1月以来新低，并远低于年初提出的4%的政策目标。 经济增速和通胀双降意味着什么？有人据此读出了中国经济“软着陆”。然而，“软着陆’的前提是随着经济增速下滑，经济结构得到顺利调整，新的增长点逐步形成。”国研究中心资环所副所长李佐军指出，“如果随着经济增速下滑，经济结构没有顺利调整，新增长点没有形成，而是企业亏损破产增加、债务负担加重、金融风险增加，就是‘硬着陆’。” 如果说GDP、CPI等数据多少有些空泛，那么工业增加值、电力生产、铁路货运量等反应实体经济的数据则要实在得多。数据显示，工业增加值从2012年5月份同比增长9.6%，下降到6月的9.5%，7月的9.2%——这一增幅远远低于去年13%～14%的水平。今年4月和5月，电力生产与去年同期相比增长率仅为1.7%，而过去十年间电力生产年均增长率为12%。同期铁路货运总量增长1.3%，而2005～2011年间平均增长率为6%。 时值夏季用电高峰，往年的拉闸限电没有再次发生，沿海地区如广东、福建、浙江、江苏等地的用电量骤降，这又传导至上游的煤炭行业。据了解，煤炭输出量占到全国港口输出量70%以上的秦皇岛的煤炭存量创出历史新高，甚至高出了2008年金融危机时的水平。 在资本市场层面则更为悲观。在一级市场，投融资事件降至冰点，VC/PE的洗牌淘汰甚至让人对行业产生怀疑；作为实体经济最准确的风向标，二级市场的表现更让人大跌眼镜。上半年，上证指数的表现在亚洲主要股指中倒数第一，新开户数创历史新低，股指跌破被众多资深证券分析师认定的钻石底（2132点）、在2100点重要关口也没有丝毫的反抗迹象。 对宏观数据（特别是国家统计局相关数据）不屑一顾的群体更善于见微知著，他们从今夏女孩流行穿长裙，银行ATM经常出现连号的新钞等现象就能判定，经济的景气程度与CPI的实际情况。而通过研究公司财报发现，多数企业的利润和销售额一蹶不振，股价血流成河。 民营企业、中小企业更加感同身受。沙钢董事长沈文荣在谈及实业现状时道出了民营企业的难处：“我做了30多年企业，从没见过比今天更糟的局面，过去遇到经济形势不好，能知道三个月或者半年后就能回升，如今看不出低谷期是3年还是5年。” 受传统出口产业不振，房地产调控等因素的影响，浙江、江苏等地的中小企业，订单量锐减，订单的净利润大幅下滑，不少原来准备扩大生产规模的企业纷纷缩减用工规模，暂停企业流水线。工厂停工，却使往年在春节前才出现的民工返乡潮在多地提前出现。此外，媒体上还频现“某某企业主跑路，高利贷崩盘信号又现”的报道。 当然，在调结构的背景下，经济转型的阵痛在所难免。表面看来，因遭受国际金融危机和宏观经济环境等的影响，中小企业面临前所未有的困难，融资成本大幅上升，生存环境受到挤压，甚至挣扎在死亡边缘。然而，作为就业、税收、居民收入提高等的重要载体，对GDP贡献超过6成的中小企业，堪称“伤不起”，其关系着中国经济和社会的安危。 相关人士亦将之上升到实体产业的高度。“虽然中小企业规模小、个体产出少、效益不高、科技含量也不高，但大多从事实体产业，是中国实体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中小企业纷纷倒下，就等于实体产业断了一条腿。纵然大型制造企业、实体企业发展得再好，也不能改变实体产业‘空心化’的格局，也无法解决中国的就业和居民收入提高问题。” 更有人担心，这会产生更加严重的问题：“中国经济一旦失速陷入衰退之中，就可能动摇内外私人投资者的信心，触发资本外逃。因为，目前中国对全球资本及企业经营要素的‘向心力’，主要源自高而稳定的增长潜力，而非体制的稳定性。” 如此，在经济增速快速下滑的背景下，防止更多社会问题的发生，振兴实体经济被决策层空前关注。今年5月，国务院提出了“稳增长”的举措。现在，又将“稳增长”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而非议颇多央行连续密集降息，鼓励银行增加放贷，呼声较高的结构性减税（以及全面减税），为民间投资争取更多空间的“新36条”，推出汽车下乡、家电节能补贴等政策以促进消费等，都是“稳增长”政策下的蛋。此前，房地产调控不动摇已强调数次。 【贰】 又见投资驱动？ 国家领导人的关注，更显形势的严峻。7月3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以往在经济领域问题言论较少的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也就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提出六点意见。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先后多次到地方考察调研，组织政府官员、学者、企业家召开经济工作座谈会。 从5月份开始，发改委就加快了项目审批速度，5月份共审批了181个项目，6月份200个，7月份的项目数也在200个以上。尽管发改委已否认将推出新的“4万亿”投资新政，并已澄清一天批100个项目为累积的结果，且项目都体现出民间投资、清洁技术、淘汰落后产能、产业布局调整的意图。但细心者早已发现，“目前已呈过剩态势的光伏、风电设备制造，在三年前正是项目审批部门和资本都十分器重的新兴产业。” 正如资深财经媒体人胡舒立所言，“在宏观经济领域投资、出口、消费‘三驾马车’中，最容易由政府掌控节奏和力度的就是投资。但是，政府部门并不擅长研判产业布局和未来经济效益。在眼下有些急躁的氛围中，投资项目审批提速带来的负效应可能更为显著。” 地方政府也没有闲着，它们为刺激经济所做的准备工作中，扩大投资亦成为首选。各地相继出台项目投资规划，俨然“四万亿”的地方版。人们不禁疑问，中国是否已经忘记了教训，再次踏进“四万亿”刺激计划的同一条河流？ 2008年前，中国依靠改革开放释放的制度红利、加入WTO带来的全球化红利以及凭借原有的人口红利（市场空间）释放、要素红利（土地、劳动力）的释放等，带来繁荣的制造加工出口、火爆的房地产市场和基础设施投资，实现了经济的高速增长。 当上述红利的作用逐渐递减之时，恰逢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当时，中国经济在此打击下迅速萧条，出口不振、制造业企业大量倒闭、工人大量失业，GDP甚至跌到了2009年一季度的6.1%，创下17年以来的低位。为此，中国推出了“四万亿”经济刺激计划，而效果也可谓立竿见影：经济触底反弹，GDP不断飙升，一时引得西方国家竞折腰。 但其带来的副作用，却也让凯恩斯主义的忠实执行者始料未及。“四万亿”为地方政府的投资冲动提供了政治背书。结果，地方政府投资在地方融资平台的掩护下全面失控，地方融资平台债务飙升至超过10万亿元。2009年银行新增贷款更创下震惊市场的10万亿规模。 同时，过度的刺激还使房价快速飙升，通胀卷土重来。但这却使决策层又陷入更大的挑战：通货膨胀、高房价引发公众不满、地方政府债务危机。应对上述状况，中央采取了多管齐下的策略：连续12次提高存款准备金率，15.5%上调到历史新高21.5%；清理整顿地方债平台，减慢高铁建设速度；对房地产采取极端的“限购”。 几幅猛药下去，效果自是明显。通胀急剧下降至1.8%的低位，房价也陷入徘徊僵局。但是如此疗法的副作用也令人揪心：长期以来，中国经济高度依赖于投资驱动，在刺激计划的推动下2011年投资率更是达到前所未有的49％。在这样的经济格局下，贸然对房地产、地方政府投资、铁路投资急刹车的结果不难想象：推动经济增长的几个关键引擎同时熄火，经济急剧降温。在微观层面，中小企业的生存空间更受到前所未有的挤压。 如今，回头重新审视“四万亿”的成败，一个普遍被接受的观点是，其加剧了中国经济的失衡状态，主要体现在产能过剩以及结构不合理等，使中国经济白白浪费了宝贵的3年调整时间，而换来的只是“短期漂亮而虚幻的有毒数字”。 事实上，2008年的金融危机已经让许多企业下定决心转型升级，但“四万亿”完全打乱了企业的计划。而更为千夫所指的是，“四万亿”进一步增强了国企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而相应的最需要扶持也最重要的中小民营企业的地位则进一步弱化。 著名经济学者、原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成思危认为，靠货币政策、靠投资来刺激经济，这是中国一贯的做法，但是这种做法确实存在很多毛病。但是它带来的副作用很明显，产能过剩（24个部门中有21个是产能过剩），产品库存积压，投资效益降低，环境成本增加，通胀加剧，地方债务加多，再加上资产泡沫，这两年都在治理这些事，绝对不能再用大量投资的经济刺激的办法，那只能打一个强心针，甚至是饮鸩止渴。 被视为最坚定的改革派之一的中国证监会主席郭树清也曾在公开场合指出中国目前存在的一些问题。他说：“基础设施本来是我们的瓶颈，现在已经出现局部过剩，一些通道和线路注定会闲置。”在房地产领域，浪费现象更加严重。房地产施工速度快，但工程质量低劣，即便在最富裕的沿海地区也是如此。郭树清说：“现在的房子平均六、七年就要重新建一次。”很多城市都是个大工地，脚手架林立，施工甚至成为交通拥堵的罪魁祸首。 空头大师查诺斯则警告，中国用投资支撑的经济或将面临崩溃，大量资金浪费在效率低下的投资项目上。查诺斯并不理会中国的GDP数字。他说：“经济活动不等于创造财富。你如果盖一座桥，然后这座桥每隔5年就要塌一次或拆一次，于是你每过五年就要盖同一座桥，这能转化成为很多很多GDP增长，但显然不会增加财富。” 经济学家郎咸平评论称，地方官员也开推政绩工程，疯狂建设。这情况就好比给病入膏肓的病人猛打强心针，最终会在短暂兴奋后，陷入更深危机，这些乱投资又得老百姓买单。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韦森则指出，从投资驱动向消费拉动的转型，本身就意味着经济高速增长期正在过去。如果意识不到这一经济发展的自然法则，在人为启动一轮大规模的投资，就会像一个老长跑运动员靠服大量兴奋剂来维持自己过去的速度一样，那会大伤身体的，甚至会导致没跑到终点就突然倒下，那就是大的经济衰退。 【叁】 大项目后遗症 今年5月，温家宝主持召开河北、辽宁、江苏、湖北、广东、陕西六省经济形势座谈会时做出重要指示。在温总理的讲话中，“扩大内需促进消费”、“鼓励民间投资参与铁路、市政、能源、电信、教育、医疗”、“妥善处理地方债”等关键点的成效值得商榷时，反而“推进‘十二五’规划重大项目按期实施，启动一批事关全局、带动性强的重大项目”却被无条件放大。（见下表） 地方政府对大项目的崇拜由来已久。湛江市长亲吻批文，就是政府对大项目崇拜的最真实写照。而从厦门PX项目事件、大连PX项目事件，到广州反对建设垃圾焚化炉事件，到什邡钼铜项目事件、启东王子造纸排海项目事件，也都是大项目崇拜后遗症的体现。 在谈及什邡事件时，著名财经评论人叶檀撰文指出，“没有市场规则，没有公民社会的制度性监督……这是一个多输的局面，以前是输了环境，输了部分民意，换回了短期的官帽与GDP，现在连后两者也难保，产能过剩期，投资保GDP的好日子已经过去。” 评论人士指出，对土地财政的依赖导致地方政府热衷于促成新的投资项目。这一直以来都是地方政府的通病，主要原因就是相比其他促发展的方式，投资的见效最快。各地为了迅速做大产值，以在同僚的竞争中胜出，都喜欢开展大投资，大项目。于是，地方政府对于官办垄断企业和资源性企业的依赖亦日益加重，而民营中小企业的生死无人问津。 可以理解，培育本土产业需要漫长时间，与央企联姻，背靠大树，则可以迅速做大蛋糕，提升总量，也能抬高增速。如此，“央企在地方几乎成为财神爷，所到之处，无不被奉为上宾。而长此以往，则民营企业活力散失，本土企业竞争乏力，央企抽离后，产业空心化不可避免。” 但在相关人士看来，判断一个地方经济的活力，要的指标是民营经济的比重。中国各省份中，广东和浙江的民营经济比重高，与此对应的是，其固定资产投资率也低，浙江的固定资产投资率不到45%，广东则为33%，为全国极少数固定资产投资不到50%的省市之一。 相关人士认为，“大项目”崇拜的流行，亦表明中国经济的倒退。垄断官办企业，尤其是中央级官办企业势力越来越大，对地方的挤压力量越来越强。由此，地方的发展，不得不依靠它们，出现了大面积的战略联盟，造成的后果不言而喻（详见本刊往期报道《联盟计》）。 或许，热衷于大项目、工程，还意味着更大的寻租空间。好好的一座桥，要拆了重修，好好的一条马路，隔了半年就要重铺。为什么？难道是这项工程只有一年的保修期，还是想掩盖这原本的豆腐渣？为何铁道部会出现一部价格达上千万的宣传片项目？ 经济学家、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李义平指出，“以为经济发展就是GDP的增加的误区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危害极大。其实GDP既不能反映经济增长的质量，也不能反映人们的福祉，更不能反映社会的公平正义。然而为求政绩，地方政府之间存在着一种GDP竞赛，于是就有了各种大项目、亮点工程、招商引资，伴之以圈地强拆。” 【肆】 地方为何阳奉阴违？ 如果说动辄大手笔投资和大项目崇拜，都是当下地方政府为贯彻落实“稳增长”而采取的重要举措，那么，其显然忽略了“十二五”时期“调结构”这条更重要的主线。因为稳增长比较容易出成绩，而调结构则不能速成。地方在落实中央政策过程中，很多都已貌合神离。 更多情况下，地方政府对中央政策阳奉阴违。这在房地产调控问题上，表现得淋漓尽致。一方面地方政府坚决拥护房地产调控不动摇的政策；另一方面，不断的地挖空心思，找出各种各样的借口，适时放松房地产调控。前有东莞、珠海、芜湖、扬州、郑州，后有南京。 这一切要归根于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的依赖并未改变。可喜的是，现在，监管机构令银行增加对中小企业的贷款，减少对国企的贷款，努力引导资金流向更具生产性的领域。财政体制改革也取得了一些进展，其目的，就在于减少地方政府对土地出让的依赖。 而高耗能、高污染项目冠冕堂皇地获得电价优惠，则是地方政府阳奉阴违的另一表现。媒体评论指出，在“稳增长”和“降能耗”之间，地方政府和中央又出现了类似于房地产调控的博弈格局。“在这场博弈中，电成为双方的重要筹码。一方面，地方政府希望企业加大投资从而维持经济增长，另一方面，中央仍在推进淘汰落后产能从而完成节能减排目标。” 7月31日，河南省最大的电解铝企业神火集团内部人士向媒体表示。“河南省政府在两个月前就提出，会对包括神火集团在内的五大电解铝企业采取电力补贴政策。虽然一直没有接到正式下发的补贴通知，但现在补贴部分的电费可以延缓缴纳。”据了解，包括广西、贵州、宁夏、陕西等多个省份的政府相关部门，均已提出针对高耗能行业提供支持性电价政策。 早在2011年6月，国家发改委发布《关于整顿规范电价秩序的通知》，其中明确提出，“坚决制止各地自行出台优惠电价措施”。其中指出，地方政府及相关部门不能擅自制定调整电价、不能自行出台并实施优惠电价措施，同时也不能擅自开展大用户直供电试点，或以其他名义变相降低企业用电价格。然而，此时高耗能企业实施优惠电价又重新“死灰复燃”。 在业内人士看来，经济下行压力不断加大的背景下，工业用电持续低迷，地方政府帮困 “用电大户”，寄望在化解电力供需矛盾的同时，刺激经济增长。然而，在下游需求委靡的背景下，地方政府的这一方式无异于“饮鸩止渴”，也与上层的规定“背道而驰”。 面对地方高耗能产业的“卷土重来”之势，中央也是有所觉察。据了解到，7月中旬，国家工信部下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工业节能工作的意见》，要求各地区要加快建立和完善“惩罚性电价政策机制”。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所长韩文科认为，制定惩罚性电价政策机制的目的，是要对高耗能产业进行遏制，要实现“十二五”节能减排目标，仍面临严峻的挑战。 在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研究员耿志成看来，“之前中央已经出台了很多关于降能耗、节能减排的文件，但实际上绝大多数省市的工作并没有完成到位。”目前，国内经济持续下滑，能源产品价格也出现了明显下跌，这也为产业结构的调整改革提供了机会。可以预见，经济形势的不景气以及地方政府博弈，或令惩罚性电价细则的出台继续难产。 李佐军说，“国家有国家层面的考虑，地方有地方的担心。有些地方本来就是煤炭、钢铁大省，你要调结构，它们的经济增长大头就没了。所以地方从自身GDP、财政收入和维护当地社会稳定出发，调（结构）的阻力就比较大。所以，中央和地方都要从大局、长远出发。” 部分地方政府的逆行倒施，一次次浮出水面，又一次次被按压下去，此起彼伏的背后，是政府官员考核机制，政绩机制的问题。如何解决？或许建立绿色GDP核算体系不失为有效的解决方案。但绿色GDP核算体系谈何容易？国家层面的绿色GDP核算体系至今沉寂。 可喜的是，有些地方政府已经率先迈步。近日，湖南省统计局公开表示，2013年，湖南将在长株潭3市（长沙、株洲、湘潭以及下辖县市区）全面试行绿色GDP评价体系，把评价指标纳入该省绩效考核，实施考评。湖南这一让外界颇感意外的举措。“我们不是国家的试点，完全是自发行为。初衷是让人们意识到GDP的发展速度不是越快越好，GDP的发展必须考虑到环境容量和资源的可承受能力。”湖南省统计局副局长李绍文对媒体表示。 据李绍文介绍，早在2001年湖南省就开始绿色GDP核算研究，2005年开始对资源环境进行核算，2011年正式启动评价体系建设。“在2011年的湖南省政府工作报告中，省长就提出了要完善绿色GDP的发展政策，我们的工作也是落实绿色湖南的战略部署。” 湖南绿色GDP评价体系由省统计局主要负责，省发改委、长株潭“两型社会”试验区改革建设领导协调委员会办公室、环保厅等机构协调参与。“绿色GDP的开展，需要多部门的配合，相对国家层面而言，省内协调难度要小一些。”湖南省环保厅副厅长谢立说。 据了解，目前尚无一个国家建立完整的绿色GDP评价考核体系，其技术层面不少问题还没有解决，如资源和环境能否定价以及如何定价，资源耗减成本与环境退化成本之间能否相加，相加之后如何与GDP挂钩，学界并未达成共识。“在国家层面，绿色GDP并无新的动向，我们只是在做研究。”绿色GDP的积极推动者、环保部环境规划院副院长王金南说。 实际上，尚未发布的国家层面的绿色GDP核算可能被一个更为“软性”的《中国资源环境统计指标体系》替代，后者由国家发改委、统计局、环保部、水利部等多部门联合制定，侧重于强调资源与环境的耗费强度，而不是其市场值，即不是货币量，不与GDP挂钩。 【伍】 民间资本能否接棒？ 对于拯救中国经济，人们并不担心政策设计，而担心的却是，政策设计的初衷能否惠及民营企业。前车之鉴是，2008年的“四万亿”经济刺激计划，更偏向国有企业，而中小、民营企业的作用显然被忽视了。这一次，民资能否接力政府投资成为“稳增长”主力？
与宏观CPI数据与人们生活感受并不符类似，尽管处在同一屋檐下，国企与民企的冷暖也不尽相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研究所副所长张文魁将国企比作高油耗白牌车：“当用管理学方法来看一辆高油耗白牌车时，就会得出‘这是一部好车’的结论，因为它开得快，还可以闯红灯；但用经济学方法来研究，这些高油耗白牌车消耗了过多的汽油，而且它们横冲直撞，影响其他机动车的正常行驶并破坏了交通规则。” 现实也是，垄断国企因获得政府的资源、特权倾斜而饱受诟病。李义平指出，“国企与政府有着天然的政商关联，它们能得到更多资源、特权和保护，出了事有人罩着，常常以各种堂而皇之的名义排斥竞争、构筑垄断。下一步，恐怕连江上清风和山间明月也要配置给国企了。如此国企于中国经济是何作用？一言以蔽之，扭曲资源配置、妨害公平竞争。” 他坚信“国企与民企一起共创‘中国奇迹’”。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约有70%的技术创新、65%的国内发明专利和80%以上的新产品来自中小企业，其中95%以上是非公有制企业。他说，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要充分调动各方面积极性、加快生产力发展，就必须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 在他看来，考察一个国家所有制结构是否优越，关键要看是不是符合经济社会发展要求，是不是能够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始终坚持“两个毫不动摇”，让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相互公平竞争、发挥各自优势，共同推动生产力发展和现代化建设，我国基本经济制度必将在改革发展中展现更多生机活力。 相关人士建议，向民营资本开放产业上游，为民企发展注入更大活力。开放产业上游就是允许民营资本自由进入国有企业占据的能源资源领域。一是，不设置门槛或设置很低的门槛，二是，所有领域都要开放，三是，不搞试点。如果仍然按照“摸着石头过河”的思维，产业上游向民营资本开放先搞试点，总结经验教训后再全面开放，会再次延误时机。同时，政府要着手进行国有经济布局调整，力促一部分国有资本从产业上游退出。 也有人建议，放宽私人资本从事私募股权投资的限制，引导更多资本进入实体经济。“政府应引导更多家庭或个人资本关注并投资实体经济。如何在城市净现资产（现金资产）较高的家庭或个人与中小微高科技公司之间搭起投融资桥梁，是中国经济运行着陆中化解风险的一篇大文章。允许实体企业尤其是中小微高科技公司向家庭或个人进行定向私募股权融资，既可以吸引更多资本进入实体经济，又可以支持中小微高科技公司的技术创新。” 值得欣慰的是，民间资本遭遇的玻璃门、弹簧门状况正逐步减少。在本轮经济刺激计划下，中央各部委对民间资本也持开放态度，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投资健康发展而制订的细则相继出台。如此，民间资本进一步进入各个行业的道路可谓已经铺平。“新36条”实施细则的可操作性以及未来打破民资准入限制的实质进展，成为民营资本以及相关专家学者关注的焦点。 有关专家表示，垄断格局不破，是广大民间资本迟迟不进入实体经济的关键因素。分析人士指出，“新36条”细则颁布之前面临的问题是，政策缺乏细则、准入门槛过高、体质改革不到位、执行中有苛刻障碍。现在实施细则基本出台完毕，应该尽快解决公平准入问题、可操作细则要陆续完善、降门槛的过程要尽量缩短，同时深化各领域改革，清理“附加条件”，让在各个领域中各种所有制投资能够公平享受各种待遇。 一些民企负责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称，在经济下行的大背景下，这些细则的出台非常及时，对政府来说，重要的是营造公平的竞争环境，而作为民企必须尽快提升自己的实力，这样才能在政府引进门后继续生存下去。他表示，尽管各部委出台的细则仍有待进一步细化和完善，但民营企业的发展环境的确更为宽松，尤其值得关注的是金融行业对民资开放，民资进入银行业，不但拓宽了民资的投资渠道，也拓宽了民营企业的融资渠道。 温州中小企业协会会长周德文表示，要真正吸引民间投资，政策应持之以恒，不能朝令夕改。他建议相关部门应该制定出更细的有关民资投资配套制度以及优惠扶持政策、搭建一些投资平台，如类似于投融资洽谈会等信息平台；并应推出一些好项目，让民间资本能够得到合理的投资回报，逐渐吸引民资进入更多的领域。 李佐军认为，民间资本敢否接盘还尚未可知。“依赖社会投资目前较难。若继续依赖政府投资来拉动，其副作用很大，还造成不公平。我们希望社会投资慢慢起来替代政府投资。但社会投资是用自己的钱投资，他们会很谨慎，他们要看未来投资的收益大不大、风险高不高。如果感觉到风险比较高、回报率不够高，就不愿意投，宁愿选择观望和投机。” 【陆】 “联盟”如何分工？ 权衡各部门的利益，需要有顶层的制度设计。“需从国务院层面进行统筹协调，让各部门内部自行协调肯定效果不太好。”李佐军在谈到各种政策工具的组合时指出，政策能否有效执行还取决于各部门（如央行、发改委、工信部、财政部）等部门的协作、联动。 的确，无论是解决当务之急的“稳增长”举措，还是“十二五”时期的“调结构”主线，抑或更宏大的经济复苏计划，一定要设计一套好的政策体系。这个政策体系应该涉及货币政策、财税政策、产业政策、投资政策、外汇政策等。 决策层在货币政策的使用上看似更加得心应手、游刃有余。前期，央行连续12次提高存款准备金率，最近又连续降息，时间密集得超乎很多人预料，连续的逆回购又打开降准的窗口。对此，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经济学与金融学教授许小年表示，关于货币政策，弗里德曼有一“绳子理论”，抽紧管用，放松没用，推一根绳子并不能将力量传导到实体经济。经济下行时，企业的资金需求跟着下降，市场上不缺钱，这时放松银根，相当于下雨天满街洒水。 著名财经评论员马光远也表示，“在一定程度上，通过降息和下调存款准备金等货币政策工具，对刺激经济回升是有一定的作用的。”但他担心的是，“由于物价的回落，管理层将不再担心放松货币导致恶性通胀，因而将稳增长的希望更多地寄托在货币政策，而不是寄托在以减税为核心的财政政策，以推动民间投资、加快收入分配、资源价格改革为核心的深层领域的改革政策，以加大结构调整和升级为核心的产业政策。” 相关人士认为，当前面对正在回落的经济增长速度，要求放松货币政策而保经济增长的呼声越来越强，货币政策如何着力，仍是中国经济“着陆”的调控难点。在经济增长速度回落性与物价回落不确定性之间，货币政策应侧重于控制通胀。更好地平衡保增长与控通胀之间的关系，虽然体现了货币政策使用的技术性与艺术性，但是，对控制通胀的要求应更坚定。 近日，温总理在数次经济形势座谈会上表示，当前要特别注意完善结构性减税，扩大营业税改增值税试点范围，减少流通环节税收和费用，减轻小微企业税负。关键在于拿出具体减税规模和措施，抓紧落实。值得注意的是，温总理并没有提及货币政策。 因此，财税政策被寄以更多希望。人民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杨瑞龙指出，比较有效的财政刺激计划的主要体现是减税，虽然现在效果还不太明显。“未来减税要强调的不是结构性减税，因为结构性减税常常在税收部门的强力征管下导致结构性增税，企业负担反倒增加，所以我们应该强调整体性减税，企业投资成本才会实质性减少，盈利空间增大，有助于实体经济复苏。”他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指出。而李佐军也是持同样的观点。 杨瑞龙认为，目前财政还比较健康，可增加财政支出，改善社会保障体系、收入结构，更重要的是拉动消费。而相关人士也认为，财政政策应以“投资拉消费”方式间接促进消费增长：财政投资加大民生投资力度的同时，要引导更多社会资本进入民生投资领域。 值得欣慰的是，宁波市打响全国刺激经济第一枪。宁波市首家出台清费减税26条新政，力推工业经济健康发展，企业可获40%税收返回。宁波市本次推出的26条新政涉及清费减税、扩大投资、调整结构、科技创新、要素保障、营造氛围等6个方面。规定从今年起的4年内，小型微型企业超出国家规定应纳税的地方税收贡献，可部分或全部奖励给企业用于转型升级；高新技术企业按15%的优惠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 在产业政策方面，决策层已经打出了系列组合拳。近几年来，十大产业振兴规划、工业转型升级规划、战略新兴产业“十二五”发展规划先后出台。一方面，坚持不懈地推动传统产业的升级转型，另一方面，积极地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生根落地。 在稳定投资与扩大消费需求方面，决策层也毫不懈怠。在欧债危机不断发酵的背景下，过多奢望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显然不现实，投资和需求被推到风口浪尖。在相关人士看来，目前我们赖以支撑经济的手段比较有限，投资还是稳增长最大最有效的武器；且我们在短期内调动投资在体制上也有优势，尽管可能会带来一些后遗症。 北京工商大学副校长谢志华告诉记者，“靠出口拉动经济增长，不是一厢情愿的，但投资拉动的空间还有，我们要稳中求进，通过货币政策、财政政策、投资政策拉动经济增长。尽管靠投资拉动经济增长会产生效率低下、造成重复建设的发生。 同时，他认为要强调消费需求的重要性。“无论如何，我们最终都要转到需求上来。因为高收入阶层的消费很难再往上走了，因此，要让低收入的地区、人群增加收入，这有赖于收入分配体制改革。但收入转移的过程不可能立竿见影。对低收入者而言，给他点钱，他也不敢花，因为他对未来有预期，社保还没有解决，所以这个过程有人说要5年或更长时间。” 韦森认为，中国现在面临的问题并不是“过度投资”，而是大量“错误投资”和“不当投资”。投资更多体现为地方政府和国企扩张，以及一些民企在发改委产业政策鼓励下，在尚不能盈利的产业盲目扩张。这与其他国家企业根据利润预期而自行扩张有本质区别。 【柒】 改革缘何维艰？ 以李佐军为代表的主流经济学家都认为，经济走出危机必须有两个重要前提：一是，出现重大的技术变革；二是，出现重大的制度变革。“这是走出危机的根本出路，但现在这两个条件还没有完全具备。”他说。而欧美国家危机后的复苏路径，就是最好的经验证明。 李佐军在微博上指出，“增长动力、结构转型不到位对中国经济增长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新的增长点形成、新兴产业成长、新竞争优势形成都难以实现，走出经济低谷也就很难实现。增长动力、结构转型的关键是制度变革和技术进步，其中制度变革又是重中之重。” 然而，重大的技术变革不能一蹴而就，而制度的变革已经走到要么自身革命，要么被革命的十字路口。向来屡试不爽的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中，出口已经歇菜，而投资也饱受诟病，只有靠消费支撑。消费实际上取决于内需，而扩大内需取决于深层次制度变革。 “到现在为止，内需还是拉不动，因为扩大内需必须要增加广大百姓的消费，要解决就业、收入、社会保障和消费环境问题。其中收入问题依赖于收入分配体制改革，面临既得利益格局调整的难题，因此这取决于一系列深层次的制度变革。”李佐军说。 然而，改革谈何容易。国家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高尚全指出，“改革的深入触及了一些部门自身的利益，因此动力不足，阻力增大。需要特别警惕的是，那些掌握着权力资源的既得利益集团与极端落后的思想合流，打着维护国家利益、反对‘私有化’的旗号，反对改革，以摸索‘中国特色’为由来回折腾。当前改革主要任务是政府部门自身改革。” 改革缘何举步维艰？李佐军认为，三十多年来，我国之所以保持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原因就在于体制改革释放了巨大的生产率。随着我国发展到新阶段，面临一系列新挑战，出路在于深化改革。但改革面临两大障碍：一是既得利益障碍，既得利益集团希望维持现有的过渡型体制；二是观念障碍，各种反改革的思潮开始甚嚣尘上。“三十多年的改革每一次重大突破都源于思想解放。按理说，现在的观念应较改革前期更好，但由于不平衡改革本身产生的新问题，使得很多人对改革产生了质疑。特别是‘郎顾之争’以来，很多人将贫富差距拉大等归结为市场化改革，于是新的观念障碍出现了。” “过往经验显示，在经济增速下滑之际，地方政府往往投资冲动更强，改革动力偏弱。”胡舒立撰文指出，“离开政府主导的审批式投资，稳增长的治本之策在于改革。稳增长未必一定要追求GDP达到某个具体数字。在加大预调微调力度的同时，更应加大推进改革的力度，在一些重要领域做些实事，以激活企业的内生活力，让企业在更宽松的市场环境中敢投资、愿投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