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次科技革命 杰里米·里夫金谈“第三次工业革命”



   7月30日,印度三大电网相继瘫痪,造成印度全国一半领土地区的电力供应中断,受影响人数超过6亿,接近印度总人口的一半。

  这场“史上最大规模停电事件”让各国重新审视自己的电网安全问题。实际上,在基础设施老化和电力需求不断增长等多重因素叠加影响之下,电网安全已经成为许多国家需要面对的严峻课题,而解决方案既不简单,要花的钱也不是小数目。

  智能电网是最佳的答案吗?在社会思想家杰里米·里夫金看来,这还不够,因为智能电网仅仅是电网管理模式上的革新,解决不了化石能源日益稀缺、开发利用过程低效的根本问题。在他的《第三次工业革命》一书中,里夫金指出根本的出路在于把互联网技术与可再生能源相结合,在能源开采、配送、利用上从石油世纪的集中式变为智能化分散式,将全球的电网变成能源共享网络。而如上所述的第三次工业革命,将是能源和通信技术相结合而促成的最后一次工业革命,最终会让我们的商业模式和社会模式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通信革命+能源革命=工业革命

  记者:您提出的三次工业革命的框架,将通信技术和能源结合起来考虑,这是一个有趣的、富有启发意义的视角。您是从什么时候产生这个思路的?

  杰里米·里夫金:我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关注和研究这一课题,并且认识到社会生活的关键是通信和能源。过去,经济学家的目光有的只集中在能源上,有的只集中在通信上,但我认为这两者应该联合起来考虑。因为通信是社会有机体的神经系统,而能源则是血液。在之前出版的一本书《共鸣文明》(The Empathic Civilization:The Race to Global Consciousness in a World in Crisis)中,我回顾了“能源统治”的历史。我认为每次工业革命都是通信革命和能源革命的结合。第一次工业革命时期(18世纪60年代~19世纪40年代),通信技术发生了革命性变化,从手工印刷到蒸汽机动力印刷,后者可以实现低成本大量印制和传播信息,类似今天互联网所实现的变化,随后出现公立学校,大量识字劳动力,人们利用新的通信系统去管理以煤炭为基础的新能源系统。第二次工业革命时期(19世纪70年代~20世纪初),通信与能源再度携手,集中的电力、电话以及后来的无线电和电视机,可以管理更复杂的石油管道网、汽车路网,进而为城市文化的兴起提供了可能性。

  现在,第二次革命正在死去。能源(煤炭、石油等)变得越来越贵,而且不会再变得便宜。基于能源的技术,例如内燃机、中央电网都已经很老旧,电力在传送过程被浪费掉20%,维持的成本高昂。

  如今,我们又面临着下一次重大转变。分布式的信息和通信技术,正与分布式的可再生能源融合,为第三次工业革命创建基础设施。分散化能源要求必须协同地进行管理,而且是水平式扩展,与分布式的信息和通信技术真是天作之合!

  记者:金融危机以来,一些观察家开始反思欧洲的新能源政策,认为西班牙等国政府的政策部分地导致欧洲国家的主权债务危机。您怎么看?欧洲国家的新能源政策是否需要调整?如何调整?

  杰里米·里夫金:只有节俭是不够的,解决不了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危机。大家现在都在说欧洲需要削减政府开支,但是我们必须坚守大的理念和原则,不要在欧洲梦(生活质量、社会市场模式、可持续发展)上做妥协。在这个前提下,政府开支可以削减,但这本身不足够。必要的结构改革、劳动改革、市场改革、银行改革都是必要的,但不足够。根本的出路在于,必须让新的可持续的经济范式成长起来。

  欧盟已经明确了通过第三次工业革命建设新欧洲的总路线。欧洲和中国之间有很大的合作潜力。我认为现在是欧盟和中国携手合作的好时机,你们同在欧亚大陆,应该通过协商,共同勾勒后碳时代欧亚大陆新空间的蓝图,这是一个生物圈级别的事业。

  催生新商业模式

  记者:与前两次工业革命相比,第三次工业革命具有什么特征?

  杰里米·里夫金:第三次工业革命的五个支柱,分别是:1.向可再生能源转型;2.以建筑为单位的小型电站;3.扩展到所有基础设施上的能源生产和储存;4.充电式交通系统从互动式电网中获取电能;5.能源互联网。

  这五个支柱如果分别孤立地存在,是毫无意义的,只有互相配合,相互联系,建立起一个集成的基础系统才有意义。美国总统奥巴马就在这一点上犯了根本性错误,他想要实现绿色经济,在本次总统竞选中也打绿色经济牌。他把数十亿美元的经济刺激计划资金(都是纳税人的钱)花在了一个个孤立的实验性项目上,这些项目之间没有联系,基础设施还是没建设起来。这真是一个悲剧!希望欧洲和中国不要重复美国犯下的这个错误。

  记者:第三次工业革命如何改变企业的商业模式?

  杰里米·里夫金:互联网模式其实就是分享协作机制。第三次工业革命中的分享机制,让每个人都可以成为生产者,改变了制造、营销、运输、物流和服务。其中一个关键变量是3D打印技术的日趋成熟。

  在3D打印技术中,我们把软件写入打印机,打印出物品,例如可以打印一个机器零部件。传统制造模式是“减式制造(subtracted manufacturing)”,是集中式的、追求规模经济,从自然界利用大量原材料,生产过程中产生了大量的浪费。而3D打印技术根据我们编写的软件逐层逐步地“打印”出来,让“增式制造(added manufacturing)”成为可能,材料没有损失,只用到旧模式中1%的原材料和能源。

  在中国有数以千万计的中小企业,如果第三次工业革命的五大支柱已经具备,这些企业就可以使用3D打印技术,同时在制造环节使用当地社区自己创造的绿色电力,这样一来就不必依赖石油或者核能,最终让制造3D产品的成本几乎变为零。

  得益于互联网的发展,营销几乎可以免费。物流也可以接近免费,因为你的车辆使用的是当地的绿色能源。总之,第三次工业革命让商业转向水平方向上的规模化(scale laterally),这对合作式企业组织有利,而不是对垂直规模化有利。

  记者:这是说大企业的末日到来了吗?

  杰里米·里夫金:不是。在第三次工业革命中,有些大企业的确会消亡,另外一些则会转型。它们会从初级生产(primary production)——这方面分散合作的中小企业更有优势更有效率),转入聚合者(aggregator)的角色,例如汽车零部件由中小企业分散制造,大企业来负责聚合组装。

  竞争的关键

  记者:第三次工业革命中,对企业竞争会带来哪些改变?

  杰里米·里夫金:从世界范围看,未来25年企业或经济体之间的竞争不在于劳动力成本,而在于能源成本。传统旧能源越来越昂贵,而且不稳定,新能源规模上来,价格会越来越低。

  但是,很多西方经济学家没有看到这一点。例如,传统的新古典经济学里有一个关于生产力增长的观点,罗伯特·索洛后来在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时承认自己关于“生产力增长的关键在于每个劳动力上的资本量(capital per worker)”的观点有问题。在21世纪,每个劳动力上的资本量只解释了14%的生产力增长。那其他的86%怎么解释呢?索洛说,我们不知道。资本主义对资本太过迷恋,以至于对过去25年中对新经济增长的86%的来源茫然无知。——它实际上来自热能动力(thermo-dynamic)效率的提升,即降低能源成本,降低每个流程环节上的成本,提升热能动力效率,而这正是增长的基石所在。

  当我们在西方提出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想法时,能源公司、电力公司们会不高兴。但其中个别企业开始接受一些新想法。欧洲的电力企业过去一直习惯于制造、分配、售卖电力的模式,现在随着数以百万计的个体来自己创造绿色电力,把绿色电力回输到电网,迫使它们接受新现实:我们都在制造新电力,你的角色要怎么调整?你要来怎么经营这个能源互联网?

  我们回顾一下IBM的经典案例,上世纪90年代其遭遇PC困境,郭士纳临危受命,卖PC不赚钱,大家都在制造出售PC,他指出世界需要的不是PC,而是管理信息的能力。现在,每个公司都有一个CIO职位。现在的电力企业,大家都在制造绿色电力,电力企业应该把角色转变到为中小企业管理绿色电力,降低它们的能源成本,提高热能动力效率。它们的客户则与他们分享生产力提升带来的收益。现在欧洲的电力企业已经在向这个新模式转型。它们并未放弃旧模式,而是采用两个组合,逐渐抛弃旧的集中模式,让新模式用20~30年时间内逐渐应用起来。

  我认为企业的CIO应该从“首席信息官”成为首席生产力官(CPO),承担起信息管理、能源管理、热能动力效率管理以及运输物流等责任,要义在于管理好企业经营中的能源——这是一个真正的转变。

  第三次工业革命还有多远?

  记者: “第三次工业革命”要求五个支柱协同作用,这会使得它的实现(与前两次工业革命比较)需要更多的时间吗?

  杰里米·里夫金:前两次工业革命都花了40~50年时间。第三次工业革命应该会更快,因为通信系统已经就绪,从上世纪70年末期到现在互联网已经存在、发展很久了;但可再生能源落后了很多。美国卡特总统的时候由于石油禁运才开始谈可再生能源。德国如果按现在的速度发展,会轻松地在2030年左右准备好五大支柱。中国做出了很好的承诺,会实现大跃进。日本也会取得很大的进步。

  记者: “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发生,我们遇到的主要障碍和挑战是什么?您建议的应对策略是什么?

  杰里米·里夫金:我认为最大的障碍在于还不知道整个故事。

  当2008年7月经济危机爆发的时候,原油价格达到140美元/桶,全世界所有商品的价格都达到一个顶峰,购买力突然崩溃,这不啻于一场“地震”。证券市场稍后的崩溃只是实体经济崩溃的一个后果。当年9月,我与一些世界级企业的CEO召开电话会议,达成的共识是,过去我们一直在做孤立的努力,没有形成一种新的经济范式。我们需要协同努力,把五大支柱建设起来。

  首先,我们需要理解新工业革命的本质在于新通信革命和能源革命的结合;其次,我们需要理解新范式需要五大支柱的支撑;第三,产业、政府和市民社会需要合作,来建设新的基础设施。第四,发展Wi-Fi,让各个小店、办公室、家庭水平地连接在一起,让整个大洲通过遍布各地的热点连接在一起。

  第三次工业革命的能源互联网可以超越地域局限,实现整个大洲范围内的连接。这正是欧盟努力的方向。前两次工业革命支持的是民族国家范围的市场,第三次工业革命能支持大洲范围内的市场。

  对于中国来说,不仅要考虑自身的战略定位,还要考虑整个大洲。要设计一个政治机制,便于能源互联网在整个大洲范围内的互联和互操作。

  最后一次工业革命

  记者: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前景看起来很美好了,它会是最后一次工业革命吗?

  杰里米·里夫金:我认为第三次工业革命就是最后一次工业革命。第三次工业革命是一个过渡,为协作的时代奠定了基础。第三次工业革命完成,人类就进入协作的时代。

  工业革命曾经创造了大量雇佣劳工工作机会。随着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发展,IT、机器人、人工智能等自动化技术造成机器代替人力,很多工厂没有工人在里面工作,全靠软件运转。中国正在经历城市化进程,大批农民进入城市,但是由于工厂自动化,很多人可能找不到工作,这种情况在全世界都在发生。

 第三次科技革命 杰里米·里夫金谈“第三次工业革命”
  第三次工业革命会带来最后一次雇佣劳工大潮,在接下来40年里为两代人创造大量的工作机会。我们仔细看下第三次工业革命的五大支柱(新能源、新建筑、能源存储、能源互联网、交通物流),都意味着大量的工作机会,既包括高智力工作,也包括熟练和非熟练的工作。对有10多亿人口的中国来说,第三次工业革命带来的雇佣劳工大潮就很有意义,可以解决就业问题。而且这些都可以自力更生地完成。第三次工业革命实现后,中国又可以去开发新的商业模式。

  基础设施一旦建成,此后会出现乘数效应,创造更多人们希望从事的工作和创业机会。由于新的设施是智能化的,边际成本接近于零,那时我们就要对雇佣劳工做反思了。接下来会更多地转向技术,用一个个小的自动化智能化工作间取代工厂车间里的大规模劳动。服务业也是同样,我们再也不会看到劳动密集,语音技术、增强现实技术、人工智能技术等,这些技术现在已经有很好的发展,未来会更好地发展和应用。

  总之,人类就把简单的工作交给机器和技术,自己去从事更高级的职业(而不是生产性的机器),用社会能力去建设充满人文色彩的社会。

  第三次工业革命实现后,到2050年,人们会随之进入市民社会。市场——或者说传统的商业社会,会由少量专业职业人士通过专业技术来经营管理,大量的就业会转入市民社会的相关工作岗位上。

  当然,转变不是一夜间就可以完成的,它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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