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一株向日葵每天仰着脸追随着太阳的轨迹，一只小狗在炎热的夏天里寻找打盹儿的荫凉，与这些生命的行为相比，那个把椅子从太阳伞下搬到沙滩上的人，他的行为有什么特别之处吗？ 哲学家丹尼尔·丹尼特（Daniel Dennett）的答案是：“区别之大，有如无性与有性繁殖。” 不过，要理解这种区别，丹尼特的建议是仍要从“布瑞滕堡生物”入手。他说，过去人们研究意识时，总是把意识的表现，也就是大脑的“行为”当作某个给定值，然后再追问，大脑中隐藏着什么类型的机制能够解释意识。布瑞滕堡的启示是，这个策略可以颠倒过来。我们先假想或模拟出某些大脑机制的模型，然后来看它究竟会浮现什么样的“行为”。丹尼特设想的意向系统，就是从这个思路出发，对人类中枢神经系统的一个概括。至于其他任何具有DNA的生物体，也都可以拟人化地称为意向系统。 那么，最简单的意向系统应该是怎样的呢？可以想像，哪怕最简单的生物体，它要存活或繁殖，都得具有趋利避害的能力。这样的意向系统，起码要能“理解”，对于它而言什么样的环境叫好，什么叫坏，甚至什么叫不好不坏。也就是说，最简单的意向系统也必须创造一个特定的意向，将它的世界辨识为三类：有利、不利与中立，并且寻找第一类，回避第二类，忽略第三类。 有了这种意向，这种识别功能，以及相应的行动能力，一个最原始的意向系统就搭建成了。假如环境允许，这个意向系统还会演化。可能它要“懂得”利用自身与周围环境的界限，来保存或获取更多的资源；它也许还要“考虑”如何摄取食物更有效，以及“计划”怎么抵御从不间断的外来入侵。种种意向的层层叠加，致使意向系统逐步发展起来。出现分化的细胞，然后是神经节、神经索、神经管等等，以及更加复杂的神经系统，最终，有了迄今为止最复杂的意向系统—人的大脑。 但不管怎么发展，从一开始到现在，这类活的、有生命的意向系统其实一直都在解决同一个大问题：下一步做什么？用诗人保尔?瓦雷里（Paul Valery）的话来形容，意向系统的目标就四个字：“创造未来”。（ 《意识的解释》 ） 丹尼特设想了一个“生成检验之塔”，以便我们更好地理解人类意向系统的特别之处。他首先假设，在环境的制约下，经过无数次任意的基因重组与突变，最初的地球盲目产生了各类意向系统。这些物种一诞生，立刻经受了极其严苛的环境测试。只有那些最好的“设计”得以幸存，成为测试之塔最底层的居民。丹尼特把这些幸存者称之为“达尔文式造物”。 底层居民经过亿万次基因重组和突变，产生了更多候选的物种。这些候选物种与达尔文式造物略有不同，它们的意向系统不是一出生就设计好的，而是存在一些可以在环境中调整的成分。也就是说，这些个体能够尝试着产生各种行为来应对环境，直到从中发现一个管用的。当它们发现一个管用的行为，就不断强化它。一旦环境给了一个相同的刺激，它就用这个行为去回应。当然，它们中大部分还是因为错误的强化行为而灭亡，只有那些具有恰当强化行为的幸运儿活了下来，成为测试之塔中第二层的居民。丹尼特把它们叫做“斯金纳式造物”。 又过了千万年，在斯金纳式造物的基础上，产生了特殊改进的新物种。它们是测试之塔中第三层的居民。丹尼特称这类物种为“波普尔式造物”。因为它们的行为原则恰好符合哲学家卡尔?波普尔（Karl Popper）的名言：“让我们的假设替我们去死。”这类物种的意向系统懂得，不必拿实际的行动去冒生命之险，而是通过预先选择的方式，把那些可能导致丧命的行为从计划中剔除掉。 正是在波普尔式造物身上，开始出现较高级的能力：感知。感知不是低等生物具备的敏感性，或者单纯的刺激与反应，也超出了一般感觉的范畴，即客观事物在感觉器官上的直接反映。感知意味着这类生物的意向系统具有预演的能力，或者起码程度的想像力。它们往往把预先设计的行为交给自己的身体来进行“裁判”，然后根据结果来决定实施还是放弃这一行为。而身体往往会以恶心、眩晕、恐惧或颤抖等生理反应来裁定。于是，我们会看到一只准备从墙上跳到地面的猫，行为上表现出某种犹豫。一个刚开始学爬的婴儿，在透明的玻璃茶几上表现出天生的畏惧与拒斥。这些表现，都是感知这种东西的外在反映。 居住在测试之塔第四层的居民是波普尔式造物的升级版。这类生物不仅能够在身体里进行预先测试和裁定，还能够吸取外部环境中各种设计好的东西，利用它们来改善自己的预先设计，并提高自己的决策准确度和行为效率。总的来说，这类生物懂得利用环境来改造自己的意向系统。丹尼特以心理学家理查德?格利戈里（Richard Gregory）的名字将这类生物命名为“格利戈里式造物”：它们懂得如何处理环境中的各种信息，懂得使用、维护乃至创造工具。而当它们突现似的拥有了心灵工具，特别是有了语言这项本能之后，真正的意识也就随之出现了。 有了心灵工具，特别是语言，格利戈里式造物就可以对环境中的各种信息进行提炼与分类。在自己的意向系统中对信息进行标注、记忆、使用、计算和卸载。而这一切行动，可以用“简化”来概括。那就是通过标签、记号、提示等方法，也就是心理学常说的“表征”（representation）的办法，把外部环境和自身环境中的事物都变成可以操纵、跟踪、移动、储存、排列、研究、颠倒、调整和利用的对象，从而为自己干更多别的事情腾出更多的时间，保存更多的精力。 说起来似乎很复杂，那么设想一下吧。假如你无意间把车钥匙放在一个鞋盒子里，被家人收拾到了储藏室里。而你的储藏室里有成千上万个鞋盒，你是怎么找出那把钥匙的？你的第一考虑当然是避免重复搜索，免得白费精力和时间。要做到这一点，你可以选择两种方法。一种方法是，每检查一个盒子，就把它从未检查的这一堆移到检查过的那一摞里去。还有一个方法就是在检查过的盒子上，用红笔打上醒目的勾。你会选择哪种方式呢？显然，第一种方式费事，还容易搞混出错。而后一种方法，正是格利戈里式造物擅长使用的。 “哈！”也许这时候有人会跳起来说，“人类就是格利戈里式造物。”这个说法其实很不准确。严格地说，人类是大自然这座测试之塔中所有塔层的居民。我们不仅是格利戈里式造物，也是波普尔式造物、斯金纳式造物，甚至是达尔文式造物。因为人类同时具有这四种造物的特性，或者说“本能”。当然，我所说的“本能”，就是指生物体经遗传固定下来的意向性以及意向系统。这是本能的原意，而非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意义上的内驱力或利比多（libido）。 鉴于“本能”长期被人滥用，我们可以用另一个概念来做补充解释，这就是“适应器”（adaptations）。什么叫“适应器”？乔治?威廉斯（George C. Williams）说，适应器就是生物在进化过程中，针对某些特定问题形成的一套可靠、有效和经济的解决方法。例如，汗腺就是一种适应器，它是某些生物在解决体温调节问题的过程中形成的。而味觉偏好则是另一种适应器，它是生物为寻找更有营养的食物而形成的。按照这一理论，同样的，语言功能就是人类为了解决意识问题而形成的另一种适应器。（ 《适应与自然选择》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所谓生物本能，就是由一大堆适应器的统称，它总是复数形式的。
达尔文和詹姆斯都曾经提醒过我们，人类之所以显得有智慧，不是因为人类身上的本能减少了，而是因为积累的本能更多。（ 《心理学原理》 ）可惜的是，大多数人，特别是社会科学家们还没有充分理解这一关键事实。对人的本能不作了解，就无法理解意识。不理解意识，就不知道人类的心灵是如何工作的。不知道心灵工作的机制，人类行为研究的诸领域，无论是社会学还是政治学，伦理学还是经济学，都将难有长足的进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