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一个真正的企业家所秉持的人生信仰，是出于心中对世界的责任和理想。CSR作为一面折射理想光线的镜子，会照映出许多企业的真实价值观，以及它的领导者的自身修养。 汇丰银行一位高管说：“如果人是PC的话，那么信仰就是我们的Windows”。 常人羡慕企业家的财富，却很少有人理解他们的巨大挑战。其实，企业家真的就是“被绑在呼啸战车上”的人，时刻面临分秒必争的压力。而当他们面对挑战和压力时，信仰成为他们坚持的力量，守护着他们的底线。 在公众日益重视企业社会责任（CSR，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的今天，一个真正的企业家所秉持的人生信仰，并不是出于个人获取财富之后的自我救赎，而是出于心中对世界的责任和理想。CSR作为一面折射理想光线的镜子，会照映出许多企业的真实价值观，以及它的领导者的自身修养。 西方很多企业家们之所以被人尊敬，是因为他们在创造了商业价值的同时，也用财富改善了社会，输出了正向的价值观。虽然人们觉得福特汽车只是一个江河日下的产业，但在世界上却有无数的NGO组织都在依靠福特基金会尝试改善穷人的生活。 如果从1999年壳牌中国发布国内首份企业可持续发展报告算起，中国的企业社会责任事业才仅仅13周岁。2011年发布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的中国上市企业不过近600家，数量仅占A股上市公司的1/4，并且还有近50%的企业属于被强制公布。在理解与实行CSR方面，中国企业的整体水平还处于学步阶段。 或许现实对中国的企业来说，能输出正向的价值观还是一个遥远的课题，但总要有人尝试去做。在中国社会现实中“拜金”与“仇富”的对立面里，必须有一种理想主义的方式去平复那些不正常的分子。 1 “不行贿”的万科 企业家如果能按照企业社会责任的规范做出承诺，不参与贿赂和腐败行为，纠正这个社会的沉沦，那么就是承担了最重要的社会责任之一。 2009年，在《南方周末》创刊25周年活动上，万科集团董事长王石被要求从“企业教父”、“探险家”、“不行贿者”这三个词中选一个作为时代标杆特征，王石选了“不行贿者”。他说，把“不行贿当个标识，对我来讲更有现实意义，因为这个社会比较流行行贿，大家不相信在社会上不行贿也可以把企业做得很好，我是这样说的，我也是这样做的。” 很多官员在提到CSR的时候，总是希望企业回报社会；而很多机构在提到CSR的时候，往往把它等同于公益慈善或者环保义务。但在国际公认的CSR概念中，《联合国全球协约》（UN Global Compact）对企业社会责任在人权、劳动、环保和反腐败等四个领域提出了10大原则，其中的最后一条明确提出：积极采取措施反对强取和贿赂等任何形式的腐败行为。 王石的坚持并非被大多数人理解，就在2008年，万科与王石还因为对汶川地震的“捐款门”而引来了媒体与网友的愤怒，更造成了万科股价的下跌，王石最后只能与董事会再特批1亿元救灾捐款补救。 事后即便被媒体几度问及“捐款门”，王石仍然不认为自己的理念有什么错误，他始终反对“强捐”，“别说200万，就是20万也不算少”。但他承认，在当时的情况下这么说，确实没有考虑外界的感受。 中国人是善于遗忘的。在2011年“郭美美事件”引发了官方慈善组织的信任危机之时，在众人表示不再为红十字会多捐一块钱的时候，没人去帮企业们计算捐出去的善款可能被挪用了多少；在“2011年中国企业社会责任100排行榜”中，王石已经挂冠而去，正在“过冬”中的万科，却是榜单上在中国本土企业中排名第一的民营企业。2008年让员工“不捐款就滚蛋！”而被引来好评的神舟董事长吴海军，他的企业却不知道在榜单何处。 与在大灾大难时靠抛出巨款作秀、吸引高光投射来为企业变相打广告的企业家相比，将CSR与企业发展关联起来，将社会责任付出与企业经营结合起来，有效承担企业社会责任，同时也可以促进企业经营的企业家，才是站在大幕之后的人。 如果如王石所言，万科在这些年的商业运行中真正遵守了不行贿的底线，那么在净化商业环境、提升商业伦理方面，值得公众舆论为之大声叫好。因为企业家如果能按照企业社会责任的规范做出承诺，不参与贿赂和腐败行为，纠正这个社会的沉沦，那么就是承担了最重要的社会责任之一。 不过万科之所以能在胡润的榜单中排名前列，绝不仅仅是“不行贿”而已。在王石离职前谈及CSR问题时曾说，他本身就是“阿拉善SEE协会”的会员，万科每两年都会给审核通过的环保NGO组织支出专门款项。为了能让万科的房子更加绿色环保，万科已经开始尝试技术创新，用竹子取代建筑耗用的木材。而在万科的主业里，为各地政府承建保障房的项目一直都没停止。 2 在黑暗中开启 人生“下一站” “亲手打开的这扇门让我活出真我。一家不依靠政府拨款，不依靠慈善募捐，而能在财务上自我持续经营的社会企业的威力，实在是不言而喻。”“黑暗中对话”的创始人张瑞霖说。 “黑暗中对话”这种模式源自德国，当时50岁的张瑞霖因为一颗良性脑瘤，世界观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在商业企业界摸爬滚打20年的他毅然放弃成功的商业企业转投社会企业，将“黑暗中对话”引进香港。 “在这里正常人和视障人士的生活会完全对调。体验馆内没有任何光线，参观者会在黑暗教练的带领下于一片漆黑中穿行，他们会听到各种声音，感受微风及温度，接触到不同的物体。黑暗教练成为体验者惟一的依靠。通常经过这段黑暗旅程，参加者都会对失明人士的世界有了新的体会，也会对世界、对人生有了全新的看法。” 有调查显示，100%的参观者在五年之后都不会忘记展览会和他们导游的名字，其中90%的人更加关注盲人的生活，52%的人向他们推荐这个活动，34%的人愿意再次参加，特别会带家人及同事来参加。 对于“黑暗中对话”这家企业而言，其价值更在于它践行了一条公益与商业相融合的发展模式。在运营两年之后，2011年7月第一次达到当月盈利，并实现了全年800万港元的收入。 “黑暗中对话”对张瑞霖来说也是一扇门，他坦言：“亲手打开的这扇门让我活出真我。一家不依靠政府拨款，不依靠慈善募捐，而能在财务上自我持续经营的社会企业的威力，实在是不言而喻。” “香港‘黑暗中对话’第一个非同凡响的决定是用私人集资而非募捐的方式创办。”中国公益第一人、南都公益基金理事长徐永光曾如此评价。在他看来，这不但是私人资本投资社会企业的先例，打开社会企业与私人资本接轨的通道，也是张瑞霖对“做公益就要牺牲个人利益”这种固有观念的挑战。 300万港元，在慈善文化发达、慈善资源丰富的香港，要募集捐款并非难事。但要说服投资股东出资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首先企业服务社会的理念要得到出资人认同。最难莫过于说服股东：这个项目不仅能够服务社会，还能有盈利，让投资增值。 有不少朋友出于对公益事业的热情，向张瑞霖介绍了潜在客户，朋友推荐给朋友，朋友的朋友再扩散传播——张瑞霖联合香港各公益团体举办的“黑暗中对话”工作坊活动，不但在一个月之内就张罗起来，更是创下了每天举办3场、连续举办22场的纪录。张瑞霖深刻认识到了公益行动的威力，更加认识到社会资本的威力。这是他事先并没有料到的社会企业的强大竞争力。“社会企业主要是解决社会问题，而非自己的财富增值，更重要的是令更多人参与和支持公司的社会使命。”张瑞霖对于社会企业的结构产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他决定广泛招纳对“黑暗中对话”未来有关键影响力的个人或团体做股东。 专门投资社企的投资平台、有商业经验丰富的商人、有公民社会领袖、有人力资源培训专家以及部分管理团队成员，成为了“黑暗中对话”的首批股东。 “黑暗中对话”是私人资本投资社会企业的先例，打开了社会企业与私人资本接轨的通道，也是对“做公益就要牺牲个人利益”这种固有观念的挑战。
3 完成“国际接轨”的联想 联想利用自身的传播平台，为NGO组织带来了更多的社会关注，这对于“大政府、小社会”的中国，是实实在在的一种启蒙。 联想是关注中国企业发展史的人永远也绕不过去的一道入口。它不仅常常以开拓者的姿态出现，如今更希望成为中国新商业企业的领导者。 这种领导力不仅表现在公司的治理模式上，也将体现在公司运营的企业价值观和CSR方面。柳传志说：“我认为做好企业本身，这就是最实际的社会贡献，要高质量地解决就业问题，同时用道德的方式、用我们的行动宣扬诚信。帮助社会其实就是在帮助我们企业自己，积极参与解决世界所面临的最迫切的挑战有助于企业发展的良性循环。” 联想从1980年就开始自发通过为中小学校捐赠电脑、建立电子教室开展一些CSR活动，现在在联想内部，CSR部门是一个责任行使相对独立的部门，直接向中国平台的VP进行汇报。联想CSR部高级经理傅琳说，联想在选择公益项目和践行社会责任时具有四个特征：第一是创新，第二是高科技，第三是国际化，第四就是领导力。 2007年12月，联想发布了CSR战略，成为了少数拥有成熟CSR系统的中国企业。同时，联想率先将“公益创投”的模式引入中国，为草根和初创期的草根公益组织提供资金和能力建设支持。联想携手第三方支持机构，面向NGO组织公开征集优秀公益项目。两年中，联想支持了“山水自然”、“多背一公斤”等近30家公益组织发展壮大。除了资金支持之外，联想在IT、营销等各个领域拥有丰富经验的员工志愿者，深入参与到了NGO的建设之中，为其提供了强大的建设支持。同时，联想还利用自身的传播平台，为NGO组织带来了更多的社会关注——这对于“大政府、小社会”的中国，是实实在在的一种启蒙。 联想同样试图重新开启中国年轻人的创造力，以此缓解近年来的大学生就业困境。2009年，联想实施了青年公益创业计划项目，面向全国大学生以及初入职场的青年人，公开征集选拔优秀的公益创业团队，并为他们提供专业培训、公益实习、创业资金等关键支持。 其中最典型的例子就是CYCAN。2007年8月，年仅21岁的李立发起成立了“CYCAN（中国青年应对气候变化行动网络）”。短短两年，CYCAN的气候变化项目已涵盖了23个省区，至少有150所大学的青年参与其中，让高校学生通过CYCAN的调查报告，了解并参与环保活动。2009年12月，CYCAN的身影还出现在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大会上，让世界感受到中国青年在应对气候变化中的责任和力量。2010年，CYCAN项目的7个年轻人组成的团队进入了“联想之星”创业CEO特训班，他们和全国的科技创业精英一起接受了柳传志等联想高管面对面的授课。联想对CYCAN的把脉是：“把它做成一个长期的咨询项目，并收取一定的咨询费用，用于组织的运营和管理。” 联想是中国为数不多能将CSR项目做到国际上的企业。在肯尼亚，联想与Opportunity International等国际公益组织开展合作，通过“创业希望计划”，为创业者发放小额信贷；在乌干达的Ruhiira村落，联想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等机构合作开展“千禧村”项目，帮助当地建立可持续发展的社区；在印度的班加罗尔，联想为一些政府、学校捐赠了装载当地小语种应用程序的电脑；在北美和西欧，联想开展“希望教育计划”，为更多年轻人提供更好的教育机会。 企业 向左走，向右走？站在十字路口的公司 没有最强势者必然长居顶级的自然法则，最伟大的公司也可能从偶像标杆沦为无名小卒。一切皆有可能发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