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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做有意义的冒险。我要梦想，我要创造，我要失败，我也要成功。 我拒绝用刺激来换取施舍；我宁愿向生活挑战，而不愿过有保证的生活； 宁愿要达到目的时的激动，而不愿要乌托邦式毫无生气的平静。我不会拿我的自由与慈善作交易，也不会拿我的尊严去与发给乞丐的食物作交易。我决不会在任何一位大师面前发抖，也不会为任何恐吓所屈服。我的天性是挺胸直立，骄傲而无所畏惧。” 这是1904年美国《企业家》杂志的发刊词。 1800年，当法国经济学家J.B.萨伊杜撰出“企业家”这个名词时，他是这样下的定义：将经济资源从生产力较低的领域转移到较高的领域。 工业革命之后，我们当下的社会有多少变化是企业家创造的？朝代的变革是政治家的翻云覆雨，经济领域的革新则多依仗企业家之手。 伟大的企业家、索尼公司创始人盛田昭夫和井深大，他们创造的最伟大的“产品”不是收录机，也不是栅条彩色显像管，而是索尼公司和它所代表的一切；沃尔特·迪斯尼最伟大的创造不是《木偶奇遇记》，甚至不是迪斯尼乐园，而是沃尔特·迪斯尼公司及其使观众快乐的超凡能力；萨姆·沃尔顿最伟大的创造不是“持之以恒的天天平价”，而是沃尔玛公司——一个能够以最出色的方式把零售要领变成行动的组织。 企业的精神、高度和价值观都是企业家所赋予的。而对于我们所讨论的企业生死的巨大命题，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企业家的思维和前瞻性。企业的生死也几乎关乎我们这个经济社会中的所有人——因为我们都是公司人。 领导者、员工对待企业生死的态度决定了企业的走向。过去曾支持我们成功的因素，今天可能就成为阻碍我们发展的问题。 扭转败局远远难过重新创立一家公司，这是对领导者信仰、对价值观、对人品等方面的多重考验。 在我们的生命中，有时候必须做出困难的决定，才能开始一个更新的旅程；我们必须把旧的习惯、旧的传统抛弃，才能重新飞翔。 败局并不等于死局。我们要描述的是这些处在危难之中的企业如何看待自己的困境，如何看待他们不合时宜的判断，以及如何从上到下、从里到外转换意识，并且艰难地迈出改革的步伐，并最终取得胜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