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84岁的香港富商李嘉诚向传媒披露了他对财产的分配方案后，再次引起了人们对富二代问题的关注。在这个问题的背后，有艳羡与“富不过三代”梦魇的并存，后者寄托着企业家基业常青的夙愿。在这方面，封建统治阶级同样进行过艰苦的探索，比如唐太宗对富二代问题的思考。鉴于秦、隋王朝至二代而亡的教训，唐太宗对“家业”传承所做的类似于两权分立的制度安排，在今天看来仍不乏警示意义。 探求“子孙多乱”的原因 在封建体制中，开国君主犹如创业老板。当政权基础基本稳固之后，开国君主往往就要考虑基业传承的问题，希望永远保住家天下。唐代实际的开创者李世民也不例外，甚至考虑的更早。作为被他推翻的隋王朝短命历史的见证人，李世民从天下初定之后就开始考虑创业难还是守业难的问题。 贞观十七年，唐太宗有一次与侍从的大臣们座谈：“从古以来开创基业的君主大致都能励精图治；但是到他子孙手里，往往会发生祸乱。这是什么缘故？”司空房玄龄的回答是：“幼主生长在深宫之内，从小过着富贵的生活，不知道民间疾苦，对涉及国家安危的大事不敏感，所以决策多有错乱因而引起祸患。”而李世民则认为，“子孙多乱”的情况在一般的“官二代”、“富二代”那里同样存在。他说：“这些子弟多数无才无德，靠祖父、父亲的资荫就能做上大官。加上他们不注意修身养性，奢侈放纵”，不仅不能尽职尽责，反而会制造麻烦。李世民举了一个例子：隋炀帝念及开国功臣宇文述在自己当晋王时立下的功劳，把他的一个叫做宇文化及的儿子提升到高官显位，授他为太仆少卿。可是这个宇文化及后来因违反禁令而获罪，被赦免后还图谋不轨，竟鼓动兵变将隋炀帝杀害了。 从这段历史可以看出，李世民已经认识到，“官二代”、“富二代”在传承父辈基业中发生的乱象并非是孤立存在的。如果说君主相当于企业的所有者，臣下相当于职业经理人；那么哪一方的后人出现问题都会将已经建立起来的基业毁于一旦。我们不能否认其中有李世民推卸责任，向臣下施压的成分；但是他能够认识到“君”“臣”的后代在传承中的相互影响，含有集体接班思想的萌芽，仍然是难能可贵的。事实证明，李世民的担心不是多余的。就是这个房玄龄，李世民把自己的女儿高阳公主许配给了他的儿子房遗爱；房遗爱后来因为与亲兄弟争权夺利，竟和高阳公主一起试图谋反而被诛杀。 当然，两相比较，其中起主导作用的还是在“幼主”一方。正因为如此，有个叫岑文本的中书令大臣将“子孙多乱”的问题推回给了李世民，他说：“君子能够感恩戴德，励精图治；像宇文化及这样的人都是小人，往往反复无常。君主只有重君子而远离小人才对。”李世民不能不承认这个意见的正确。也就是说，“子孙多乱”的原因除了君主自己的子孙不争气之外，用人不当同样遗祸无穷。 以两权分立解决传承难题 虽然“子孙多乱”的趋势几乎不可逆，但自私惯性仍然使得基业的开创者常常将基业传之于子孙。李世民似乎开明一些，在“分家产”方面没有忘记让异性功臣分一杯羹；但是他初始依然想让诸王们在自己的势力范围内永继经营，也就是让“子弟及功臣世袭刺史”。
刺史相当于现在一个市的“一把手”或者企业的CEO。所谓“子弟及功臣世袭刺史”的第一层意思是说，李世民不仅像李嘉诚分割财产那样将各个州县分封给子弟及功臣，而且让他们担任所分得州县的CEO，直接经营；第二层意思是说，这种所有权与经营权可以永远传给“富二代”、“富三代”等等，即所谓“世袭”。但是有一个职业经理人——担任中书舍人职务的马周先生有意见了，他给李世民写了一份报告，认为刺史这个职务世袭不妥，提出了今天所说的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的建议。 马周指出，老子英雄未必儿子一定是好汉，像尧、舜这样的圣君，他们的儿子仍然有败类。尧的儿子丹朱，舜的儿子商均都难成大器，所以尧、舜都把职位传给了家族之外的贤人。既然如此，那些德行远不及尧、舜的人，更难保证他们的儿子个个出类拔萃。即使他们自己的才德能够修养到比较高的程度，指望他们的儿子个个再次达到父辈的才德所达到的高度，结果往往会让人失望。在职位世袭的情况下，万一父辈过早死亡，儿子很小就要行使刺史的职权。如果他们骄横跋扈，就会祸国殃民，不加惩治不行；如果加以惩治，连他们父辈的清名都会被玷污。与其如此，还不如取消刺史世袭的制度，选任贤能之士对各方都有利。当然，“子弟及功臣”在封地里的经济利益可以继续保留。 李世民觉得马周提出的方案可行，就采纳了他的建议，收回成命，取消了“子弟及功臣世袭刺史”的制度。这同时意味着各个封地的所有权与经营权得以分离，保证了全国上下政令的统一。不过需要指出的是，李世民确认这个制度的时候，自己还不到40岁，传承问题尚不迫切，加上政通人和，很容易在这个问题上取得共识。在李世民宣布取消“子弟及功臣世袭刺史”制度后，没有权贵公然提出异议，马周等为此上书者也没有受到受封的皇亲国戚和权臣们的刻意攻击，为以后的实际执行奠定了稳固的基础。 希望通过教育规范子弟行为 尽管“子孙多乱”几乎是一种宿命，但是作为一代雄主，李世民不会任其自然，总要有所作为。其对策就是抓紧对子弟的教育，尤其重视对太子的甄选与教育，煞费苦心。 贞观八年，唐太宗就像求贤一样，组织了一次为子弟们拜师的招聘活动，要求身边的重臣都来做“猎头”。为此，他还进行了一次动员讲话：“上等智能的圣人一般不会沾染恶习，但中等智能的人就比较难说，他们的性情会随着教育而变化。历史上周成王即位时年纪幼小，周公、召公做他的太保太傅，左右都是贤人，每天他都能听到有益的教诲，足以增长他的仁义道德，使他成为圣君。秦二世胡亥的老师是赵高，赵高没有起到好作用，丛恿胡亥胡作非为，导致胡亥继位后诛戮功臣，残酷暴虐到了极点，结果秦国很快就灭亡了。我如今要给太子、诸王精心挑选师傅，让他们耳濡目染礼仪法度，加强修养。诸位大臣，我请你们求访正直忠信的人，各自推荐三两个人作为候选。” 为了强化教育的作用，李世民非常注意维护子弟老师们的威信。当他得知太子少师李纲脚痛，不能穿鞋走路时候，就给李纲定制了一辆代步的“车子”，由皇家侍卫抬着进入东宫讲学。他还要求太子行礼作揖，恭迎李纲上殿。这样做确实有助于教学效果，李纲讲课一脸正气，透露出一种刚正坚定的志向，太子每次都为之肃然起敬。不仅如此，李世民还要求身边的重臣也像他一样尊重子弟的老师。当李世民任命礼部尚书王珪兼任魏王的老师后，对尚书左仆射房玄龄说：“王珪是我长期任用的人，他个性刚直，心存忠孝，选择他来当皇子的老师是合适的。你去告诉魏王李泰：每次见到王珪，就如同见到我一样，应该倍加尊敬，不能懈怠。”这话也是说给房玄龄等听的，强调的是师道尊严。 李世民亲自组织教材的编撰，努力为子弟提供可资借鉴的行为规范。贞观七年，李世民委托侍中魏徵辑录古代帝王子弟成功与失败的事迹，编成一本《自古诸侯王善恶录》的教材。魏徵不辱使命，从黄帝分封二十五子开始，到舜帝任命八元、八凯，历经周朝、汉代，直到陈代、隋朝，将被分封诸侯的兴衰成败情况一并收集起来，根据善恶进行分类，并在序言中申明大义。李世民亲自审阅，看了后连声称好，并据此告诫诸位王子：“此书应放在你们书桌的座右，用作你们立身处世的根本。” 在传承中道与术不可偏废 以现在的观点来看，唐太宗李世民作为一个CEO是敬业的，在“万方即叙，九围清晏”的大好形势面前保持了清醒的头脑。然而其对“官二代”、“富二代”的思考虽然颇为深刻，实践并不完美，譬如对太子李承乾的教育就是失败的：这位储君居然在李世民健在时就试图作乱。李承乾失宠看起来是一个孤立事件，却也反映出李世民在基业传承上所作的思考和努力具有难以克服的历史局限性，有值得警惕的教训： 首先，在贵族式的教育中，没有完成能力和责任感的培养。李世民对子弟的教育无疑是当时最高水平的，子弟的老师算是当时的精英，传授的知识在当时也能够经世致用。也就是说，在术的层面上，李世民对子弟的教育没有多少可以求全责备；但是这些子弟长在深宫，出入于宫女之间，衣食无忧，很难有切身的隐患意识。这就如同当代贵族式的MBA教育，学贵族礼仪，娴熟自如地喝红酒吃西餐、骑骑马打打高尔夫，这些或许可以培养绅士风度，却并非必然有助于企业家进取精神的形成。同样的道理，李世民的严格要求虽然可以让子弟们的言行举止在形式上符合封建礼教的要求，却很难保证代代才行俱兼，堪当大任。 其次，对多元化的文化取向缺乏包容，在教育中没有根据储备人才的个性因材施教。李世民对太子李承乾的教育原来是充满信心的，但是李承乾偏偏痴迷于异域文化。这对于具有鲜卑血统的李氏家族来说原本不奇怪，但是在强大的中原文化面前，这种痴迷被认为是“中邪”。面对喋喋不休的正统观念说教的逆反心理，又使得血气方刚的李承乾常常失控，骨肉的失和成为必然。假如李世民能够像当代的李嘉诚那样，面对性格迥异的儿子，以“投其所好”的方式进行基业传承，也就是遵从教育之道因材施教，根据子弟们的志向因势利导，善于守成的让其守成，勇于开拓的助其开拓，那效果也许就好得多。 再次，两权分立的构想执行的不彻底，没有“禅让”皇权的决心。李世民在基业传承中虽然涉及到了两权分离的体制问题，却只止步于地方政权，没有也不可能触及最高权力的独享。即像尧、舜那样“禅让”王权，选拔德才兼备的人担纲，最高权力继续由李氏家族垄断。然而，这个问题不解决，底层的两权分离就得不到保障。唐朝后期，基层经营管理权的世袭又被恢复，导致藩镇割据局面的形成。更糟糕的是，唐王朝晚期的皇帝几乎都成为了宦官的傀儡，决策权实际上被阉人操纵。其间朋党之争不断，相互倾轧频仍，使得富不过三代的悲剧在重臣豪强间一幕幕重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