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1934 年5 月8 日，富兰克林·D. 罗斯福总统向胡佛发出了第一道作战命令。罗斯福说，他要对美国的法西斯势力展开一次“极其慎重和彻底的调查”。 总统想要胡佛追查希特勒的所有党羽及仰慕者。他们都是哪些人？他们究竟有多强大？他们造成的威胁有多严重？德国大使馆是否存在纳粹分子？德国是否在华尔街大量投资来扩大他们的影响？美国境内是否有希特勒派遣的秘密特务和注入的秘密资金？ 此时，希特勒已经对美国的盟友欧洲构成了严重威胁。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为了颠覆和破坏美国，德国特务无所不用其极。对于这一点，罗斯福和胡佛都十分清楚。根据总统的指令，联邦调查局仿佛成了美国政府部门之间的一座信息交换站。然而，总统的目的不是为了提起诉讼，而是为了搜集情报。 在这场反法西斯斗争中，胡佛不仅行动缓慢，而且格外谨慎。昔日打击共产主义的热情似乎一去不复返。他向各地办事处发出了严谨的指示，命令他们对美国的法西斯运动开展“所谓的情报调查”。胡佛的措辞显然是仔细琢磨过的。在接下来的两年中，调查局的工作大都只是核对各地警方档案、监视公共集会以及收集简报资料，并对诸如德美同盟（该组织是在汽车巨头亨利·福特的赞助下创立的。——作者注）和美国本土法西斯团体“银衬衫”等纳粹组织进行了监视。联邦调查局记录了“自由游说团”和名噪一时的反犹主义广播传教士查尔斯·科格林等人广为流传的右翼言论，甚至还对一个名叫“全国反共委员会”的组织展开了调查。但是，在调查局有关希特勒的档案中，大都是对这个独裁者发出的不切实际的死亡威胁。
胡佛竭尽全力想要将罗斯福的注意力重新转移到反共斗争上来。经过10 年的辩论后，在罗斯福执政初期，美国终于宣布正式承认苏联。斯大林开始在美国建立大使馆和领事馆。然而，哪里有外交官，哪里就有间谍。此外，国会刚刚通过了《劳工关系法案》，允许工人组织工会；而凡是有工会的地方，就会出现共产党。1930 年至1936 年，共产党员的人数翻了四番，达到了3 万人左右。美国的左翼人士也开始自告奋勇，奔赴西班牙打击法西斯势力。 在胡佛看来，这些都是不祥之兆。因此，他要求单独面见总统。 1936 年8 月24 日，罗斯福邀请胡佛来到白宫。在整个任期内，对于重要会议，尤其是那些与秘密情报有关的会议，罗斯福一贯都会拒绝保存任何书面记录。唯独这一次与胡佛的谈话是个例外。 根据胡佛的记录，罗斯福想要谈论有关“美国境内的颠覆活动，尤其是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并希望“全面了解”他们可能对美国政治和经济造成的影响。但胡佛仅着重谈了联邦调查局对美国共产主义的持续调查。他向总统发出警告，共产党正在接管西岸地区码头工人的联盟，他们已经掌握了联合矿工工会以及全国的煤炭供应，并通过报业行会对新闻媒体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我告诉他，”胡佛写道，“共产党蓄谋已久，想要控制这三个组织。如果做到了这一点，他们就能够让美国陷入瘫痪……中断航运……中断工业……中断新闻发行。”胡佛指出，共产党正在通过全国劳工关系委员会渗入联邦政府。 接着，胡佛告诉总统，要想继续开展秘密情报工作，联邦调查局就需要新的授权。在这里，他援引了1916 年国务院授权调查局从事秘密情报工作的法令。 翌日，即1936 年8 月25 日，罗斯福在白宫召见了国务卿科德尔·赫尔和胡佛。总统表示，由于共产主义的威胁遍及全球，而其“幕后指挥者正是莫斯科”，因此国务院应当准予胡佛对美国境内的苏联间谍进行追捕。 关于这段对话，无论是总统还是国务院都没有保存书面档案，胡佛也没有一字一句地记录下来。但是联邦调查局却流传着这样一种说法，赫尔曾这样对胡佛说道：“去吧，去追查这些混蛋吧。” 总统下达的命令并没有明确限制，现在胡佛可以名正言顺地对美国的敌人开展秘密情报行动了。在接下来的日子里，他一次又一次援引了罗斯福总统给予他的授权。 胡佛立即将命令下达到联邦调查局驻各地办事处：“从一切可能的渠道，获取共产党、法西斯党以及其他宣扬通过非法手段推翻或取代美国政府的组织开展颠覆活动的有关信息。”就像十几年前在赤色围捕狂潮中遇到的情况那样，为了获取情报，胡佛不得不在陆军、海军和国务院之间进行协调。 联邦调查局开始对共产党及其派系的每一名成员以及美国境内的法西斯和反法西斯运动领袖进行一一追查。他们跟踪了矿业、航运、钢铁、报社和制衣业的左翼劳工领导人，在中小学校、大学、政府部门和军队中搜寻共产党及颠覆分子。胡佛下令，要求调查局特工招募更多线人，递交更多有关重要颠覆势力的报告。从此以后，他开始将“颠覆活动”列为仅次于美国政治经济生活的重大事项。重启搭线窃听 借助总统的最新授权，胡佛重新启用了联邦调查局最有价值的一门情报技术——搭线窃听。 很久以前，政府部门就开始进行窃听活动。在美国内战中，南北双方的军事间谍一直在监听彼此的电话。早在几十年前，警察和私家侦探就开始偷录嫌疑人的谈话。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威尔逊总统的授权下，联邦政府接管了公共电话线的操作权。战争结束后，国内一度混乱不堪，在长达数年的时间里，调查局窃听了不计其数的电话，其中不仅包括共产党，还有诸多参议员、众议员和法官。 现在，搭线窃听已经属于合法行为，不过前提是必须秘密进行。 在1928 年的奥姆斯特德一案中，由于前美国总统、首席大法官威廉·霍华德·塔夫脱投出了关键性一票，最高法院以5 比4 通过了判决。罗伊·奥姆斯特德是西雅图的走私酒贩，财政部负责执行禁酒令的探员对他的电话进行了窃听。奥姆斯特德的律师认为，为了搜集犯罪证据而秘密安装窃听装置的做法，违反了宪法第四修正案中“禁止非法侵入他人土地与非法搜查和扣押”的有关条款。 但是，奥姆斯特德一案中的多数派判定，政府并没有逾越自己的职权。“如果确立原则，禁止政府官员以使用除了符合良好道德规范行动以外的手段获取证据，那么这种原则不仅有损于社会，而且还会让罪犯得到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大的豁免权。” 对于上述看法，以路易斯·布兰德斯和胡佛的前任上司斯通法官为首的少数派表示了强烈的异议。布兰德斯警告道：“那些本意良好、满腔热情但缺乏见地的人士进行的潜在侵犯，恰恰是对自由的最大危害。” “犯罪具有传染性。”布兰德斯写道，“如果政府部门以身试法，就会有更多人置法律于不顾，就会导致私法泛滥和无政府主义。如果我们宣布，在施行刑法的过程中可以用目的为手段正名，或者为了给某个罪犯定罪，政府部门可以触犯法律，这种做法必将酿成严重的恶果。” 在谈到搭线窃听和安装窃听器时，布兰德斯提到，在独立战争造就美国之前，英国政府曾经利用“协助执行令”和“总逮捕令”，对殖民地居民的住所进行任意搜查。“同样是间谍手段，与窃听比起来，“协助执行令”和“总逮捕令”只不过是微不足道的专制压迫工具。”布兰德斯一针见血地指出，一旦开始对某个人实施窃听，其波及范围就会无限扩大。“窃听一个人的电话，就包括这个人打给其他任何人的电话，也包括其他任何人打给这个人的电话。”对于这一点，胡佛的手下当然再清楚不过。 奥姆斯特德案发生6 年后，即1934 年，国会通过了《通讯法》，禁止拦截通话信息并泄露其内容。立法者认为，他们已经宣布搭线窃听为非法活动，但却给胡佛留下了可乘之机。对于“泄露”一词，胡佛作出了如下解释：如果该信息没有在法庭上被用作证据，窃听就不算是违法行为。也就是说，如果窃听是秘密进行的，就属于合法之举。从那以后，只要有胡佛的授权，联邦调查局就可以进行窃听。从20 世纪30 年代开始，搭线窃听、安装窃听器和入室行窃成了联邦调查局开展情报工作的三件法宝。胡佛相信，为了使美国免遭间谍和阴谋者的荼毒，这三件工具必不可少。罗斯福总统也深知，在国与国的角逐中，上述手段早已司空见惯。 在华盛顿的最高层，有人开始意识到，胡佛很可能对很多私人谈话进行了窃听。联邦调查局仿佛无处不在，这本身就是一种无形的权力。1936 年，在对最高法院判决泄密案进行调查时，调查局特工在一名法庭书记员的家中安装了窃听器。首席大法官查尔斯·埃文斯·休斯怀疑，胡佛甚至在法官裁决案件的会议室里也安装有窃听设施。如果人们在最高法院的议事厅里讲话时也要心生警惕，只能说明这个时代已今不如昔。FBI 严重落后 1937 年，胡佛发现，与经验丰富的外国间谍机构相比，他所执掌的联邦调查局只能相形见绌。早在数年前，苏联、德国和日本就已经开始对美国的造船厂、飞机制造厂、军事基地以及大西洋和太平洋地区的演习进行监视。令胡佛感到悲哀的是，他居然直到现在才知道。 他是从军方的密码破译工作中了解到这一情况的。当时，陆军信号情报部正在对外国的无线电通讯进行窃听。海军也想要破译日本军方的密码和暗号，以便提前预知太平洋地区可能发生的袭击。他们与美国无线电公司达成了秘密协议，从后者那里获取日本往来电报的复印件。 海军方面取得了一定进展，正是他们提供的线索使联邦调查局逮捕了哈里·汤普森。这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国首次对一名间谍审判并定罪。海军密码破译专家阿吉·德里斯克尔注意到，在一份日本无线电电报中出现了一个奇怪的单词“TO-MI-MU-RA”，于是便对此展开了调查。“mura ”在日语中的意思是“城镇”或者“儿子”，对应的英语单词分别是“town ”和“son”。她自言自语地嘟囔这两个单词，忽然发现它们连起来的读音就像是“Thompson”，即“汤普森”。而哈里·汤普森是一名前海军士兵，曾经为在加利福尼亚州攻读英文的日本皇家海军少佐宫崎敏夫从事间谍活动。根据德里斯克尔提供的信息，联邦调查局发现，汤普森把美国高度机密的武器和海军工程的有关资料卖给了日本。 此外，在军方的密码破译工作协助之下，联邦调查局还逮捕了海军学院毕业的前海军少校约翰·法恩斯沃斯。他不仅酗酒成性，而且曾因行为不端遭到军方遣散。法恩斯沃斯经常出现在太平洋沿岸的海军基地，一边拿出大把钞票替别人结账，一边打探有关海军密码、武器和军舰设计的消息。最后，海军方面把这起案件移交联邦调查局处理。1937 年，由于向日本出售军事机密获得2 万美元，法恩斯沃斯在接受审判后被判处有罪。 但是，与联邦调查局开展的第一次大规模国际间谍调查“鲁姆里希案”相比，上述案件只不过是小巫见大巫。无孔不入的纳粹间谍 1938 年2 月14 日情人节当天，胡佛正在迈阿密度假。由于母亲刚刚去世，此刻他正沉浸在悲痛之中。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他们一直住在一起。现在，43 岁的胡佛不得不开始寻找新家。此外，他的第一本书《隐藏者》也即将出版。这本书由他人代笔，内容也不怎么新颖，只是将一些联邦调查局打击不法之徒的故事改头换面而已。当胡佛接到总部电话，得知冈瑟·鲁姆里希被捕后，他的心中疑窦丛生。这起案件甚至比他在书中添枝加叶的那些故事还要离奇。 一个名叫盖伊·利德尔的英国高级情报官员向伦敦的美国大使馆发出警告称，美国境内潜伏着一个纳粹间谍组织。几天以后，位于纽约的国务院护照处接到了一个电话。来电者自称是国务卿科德尔·赫尔，他命令办事员把35 份空白护照送到曼哈顿的麦卡尔平酒店。 当冈瑟·鲁姆里希接过护照包裹时，纽约警方立即将其逮捕，还在他的房间里发现了一份有关阴谋窃取美国防卫大西洋沿岸军事计划的记录。 26 岁的鲁姆里希是一名美国公民，性格十分懦弱。他的父亲是一名奥地利外交官。鲁姆里希毫不隐讳地供认，他来自德国的反间谍机关。 胡佛立刻委派联邦调查局的明星探员里昂·图罗对此案进行调查。图罗是胡佛最得力的手下之一，他结交了相当一批纽约的新闻记者。图罗认为，自己完全可以借助鲁姆里希案件名利双收。1938 年4 月，他本来应该正在为联邦大陪审团的案情说明做准备，但却在深夜约见了一名记者，计划在《纽约邮报》上刊登自己亲身经历的系列连载，并出版一本名为《美国的纳粹间谍》的冒险故事集。在这本书中，他讲述了自己是如何与活生生的罪犯斗智斗勇的，不过其内容显然真假参半。 图罗得知，德国在美国从事间谍活动已有数年之久。从1927 年起，该组织成员就开始偷窃美国的军事技术。他们的首领是曼哈顿的一名医生——伊格纳兹·格里布尔博士。格里布尔借助自己的名望，公开成立了一个亲纳粹政治团体“新德国之友”。在过去的两个月中，根据鲁姆里希提供的线索，联邦调查局确认了该组织的18 名成员，其中既有德国人，也有美国公民。他们窃取了很多美国新一代战斗机和驱逐舰的设计图纸和操作说明。该组织将柏林转来的资金投入到规模日渐壮大的德美同盟以及美国纳粹自卫队成员身上，而后者的人数已经多达数万。 这本来是一个不错的电影题材，但图罗犯了一个错误。他告诉这18 名德国反间谍机关成员，他们将于1938 年5 月5 日接受纽约大陪审团的传讯。其中14 人闻讯后立即逃离美国，有些人还偷偷登上了那些船长或乘务员是德国间谍的客轮。鲁姆里希在与美国政府达成交易后认罪伏法，与其他3 名微不足道的从犯留在了纽约。事后，联邦调查局驻纽约办事处负责人在写给胡佛的信中不无懊丧地称，德国反间谍机关的格里布尔博士已经在柏林露面，他和他的同伙“很可能正在嘲笑我们在这起案件上的做法”。“鲁姆里希案”最终功亏一篑。当图罗带着其余从犯接受传讯时，人们都认为他纯粹是在信口开河。 “鲁姆里希案”让联邦调查局成了世人的笑柄，而这正是胡佛最为担心的事情。大权独揽的胡佛 在美国境内开展间谍活动的不只是日本和德国。当鲁姆里希被判处两年徒刑而锒铛入狱时，另一个名叫米哈伊尔·戈林的苏联间谍也在洛杉矶被捕。这是第一起苏联在美国军队中招募间谍的案件，内奸来自海军情报处，而胡佛有关外国间谍活动的线索大多是从那里得到的。 罗斯福总统震怒不已。他表示，“对于国内正在进行的间谍活动，我们毫无防范。”总统认为，“只有加强情报机构的工作，我们才能在打击外国特务活动的斗争中取得胜利。” 1938 年10 月14 日，胡佛向总统和司法部部长提出了一个大胆的建议。他想要建立一个由自己掌控的庞大的情报机构。当人们还没有为下一场战争做好准备时，胡佛已经开始野心勃勃地为自己攫取权力了。 胡佛提出了自己的具体方案。他指出，迄今为止，联邦调查局共有587 名特工，必须再增加5000 人。他计划接管移民局和海关。他想要将控制着国内和国际无线电、电报、电话系统的联邦通讯委员会纳入自己的麾下。他必须对每一座持有政府合同的工厂以及每一处军事研究设施的安全负责。他将要监督国务院发放的每一份护照和签证。他有权对美国境内任何被怀疑为外国间谍的人展开调查。 胡佛建议，上述所有工作应当由总统下令在暗中进行。 “在扩大现存情报工作体系时，必须绝对保密。”1938 年10 月20 日，胡佛在递交总统的一份备忘录中写道。其目的是“为了免遭外界可能随之而来的批评或反对”。 “间谍在美国人心中一直是一个令人反感的词语，”胡佛接着写道，“因此，如果试图就此立法，人们就会注意到这一事实，认为其目的是为了发展特殊的反间谍机构，而无论其规模如何，都有可能带来令人不快的后果。” 1938 年11 月2 日，罗斯福总统在白宫召见胡佛。同样，这次谈话的记录仅仅存在于胡佛私人的秘密备忘录中。上面写道：“总统表示批准我提出的方案。” 但是，胡佛很快发现，在大权独揽的同时，这种秘而不宣的做法并非毫无弊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