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一条电话线从白宫直通胡佛家。总统艾森豪威尔只是偶尔打电话过去，但尼克松却每天与胡佛通话两次，一次在清晨，一次在深夜。 在日渐扩张的国家安全体系中，胡佛的影响力已经延伸到了每个角落。1953 年1 月26 日，胡佛在递交给刚刚上任的总统的报告中称，现在联邦调查局特工已经与白宫、五角大楼、国防部办公室、参谋长联席会议、国家安全局、中情局、国务院、国会、6 座驻美大使馆、陆军在德国和奥地利的情报基地以及十几个美国全球权力中心建立了日常的私人联系。 此外，胡佛还在国家安全委员会获得了一席之地，与国防部部长、国务卿分庭抗礼。新任司法部部长赫伯特·布劳内尔对胡佛言听计从。布劳内尔的副手和接班人威廉·罗杰斯与胡佛私交甚笃，每周都会与这位联邦调查局局长共进午餐两次。从国家安全到公民权利，胡佛对美国的方针政策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在艾森豪威尔执政期间，美国的反共斗争进入了高潮。胡佛的手下对上至驻外大使下至国会助手的提名人选展开了调查。他们负责监督政界的国内安全清洗活动，葬送了不计其数政治不忠和同性恋嫌疑人的生活和工作。 胡佛对国务院的影响也不容小觑。在国务卿约翰·福斯特·杜勒斯的鼎力支持下，联邦调查局派遣特工R.W. 斯科特·麦克劳德担任国务院内部安全负责人。麦克劳德采用了包括窃听在内的调查局的惯用伎俩，对华盛顿和美国的驻外使领馆进行了大规模的清洗，并迫使自由派人士和嫌疑人离开外交部门。不计其数的外交官在绝望中递交了辞呈。 联邦调查局的特工甚至出现在艾森豪威尔为了向世界各地投射美国的影响和权力而刚刚成立的机构中，其中包括向全球传播美国意识形态的美国信息局。特别探员查尔斯·奴恩和乔·沃尔什负责该局在华盛顿和纽约开展的内部安全行动。此外，联邦调查局还对美国信息局的每一名雇员进行了背景调查，审核他们从儿童时期至今的每一个生活细节。 “我们的尚方宝剑就是艾森豪威尔总统颁布的第10450 号行政命令，”沃尔什回忆道。“这条命令对危及国家安全的联邦雇员作出了明确规定，不得雇用任何共产党员、同性恋者、酒鬼和其他被认为有可能对美国安全构成威胁的反社会分子，以及与上述人员交往的个人。但是，寻找并确定同性恋嫌疑人是一件令人不快的差事，”他说，“我和中情局的一些特工关系十分融洽。这些人教养良好、头脑聪明，但是突然之间就消失得无影无踪！经过调查后我才发现，原来他们承认了自己是同性恋，并且递交了辞呈。” 政府部门中任何人都不能例外，即使是那些已经获得高级涉密资格的人员。斯坦利·格兰德是一名国务院官员，1954 年曾与中情局一起发动了推翻危地马拉当局的政变。“当时在国务院很不好过，”他回忆道，“所有人都要经过联邦调查局再次审查才能重新获得涉密资格。我们大部分人都通过了调查，但也有一些人遭到了灭顶之灾……我认识一位很出色的官员，由于担心有人会罗织罪名指控自己，他选择了自杀。这真是一场悲剧。” 然而，艾克新建的内部安全体系对胡佛来说却意味着极大的成功。这一体系足以证明，总统已经把联邦调查局视作美国国家安全的排头兵。 在白宫看来，胡佛有关苏联问题的报告是政界最权威的论断。司法部部长布劳内尔称，“联邦调查局向我汇报了对苏联共产主义阴谋开展反情报工作的一项成果。他们获悉，斯大林已经病入膏肓，马林科夫正在代理执政。如果斯大林逝世，马林科夫将成为其继任者。1953 年3 月3 日，斯大林去世，马林科夫接替了他的职位。这一判断现在成了历史”。 相比之下，在斯大林逝世之际，莫斯科没有一位美国的外交官，中情局也没有向苏联派出间谍人员。第一个抵达莫斯科的中情局特工受到了自己苏联管家的诱惑，这个管家其实是一名克格勃上校，她拍下了自己与这名特工交欢的照片并对其勒索。1953 年，中情局以言行失检为由将这名特工开除。他的继任者在到达苏联后不久，就因为从事间谍活动当场被捕并驱逐出境。 现在，联邦调查局的线人已经遍布全国各地。他们通过窃听、偷录、非法入室和秘密监视，渗入美国共产党的内部。根据《史密斯法》，很多共产党员在受到指控后被暗中判刑监禁。只有少部分人转入地下，另外一些成了与当局合作的证人。让胡佛感到满意的是，许多共产党的高级官员纷纷被捕入狱。胡佛认为，情报活动甚至比与执法工作更加重要，区别在于这两者需要不同的技巧。 对待不法之徒，警察首先想到的是如何将其捉拿归案，而间谍首先想到的则是如何对其加以利用。等待和监视需要付出极大的耐心，而这正是胡佛最拿手的事情。经过20 年的追捕和10 年的反追捕后，他逐渐摸清了克格勃在美国的行动范围。 联邦调查局掌握着不到10 名负责打击克格勃的双面间谍，而第一次重大突破发生在鲍里斯·莫罗斯身上。莫罗斯于1895 年出生于俄国，和胡佛同岁。十月革命发生后，他来到美国洛杉矶的好莱坞。莫罗斯在派拉蒙影业公司工作，负责为动画片进行配音。作为副业，他还经营着鲍里斯·莫罗斯唱片公司。 1934 年，莫罗斯来到纽约的苏联领事馆，为父亲办理回国的签证手续。假扮签证官的苏联间谍问他，是否愿意为自己的祖国效力？莫罗斯答应了，并且利用伪造的证件在派拉蒙驻柏林办事处设立了一个虚职。这个职位成了瓦西里·扎鲁宾的绝佳掩护，而扎鲁宾正是二战期间在美国从事间谍活动的苏联负责人。扎鲁宾把莫罗斯在好莱坞的唱片公司作为苏联卧底特工的前哨站，并向后者支付了客观的报酬。 1943 年春，联邦调查局录下了扎鲁宾与美国共产党员史蒂夫·纳尔逊关于在伯克利辐射实验室内安插苏联特工的谈话。当年夏天，胡佛接到一封来自华盛顿某苏联间谍的匿名信。信中称，扎鲁宾是苏联在美国境内开展间谍活动的外国情报负责人；苏联间谍正在招收人马，以扩大其地下特工网络，从而“将美国的军事工业洗劫一空”。这封信一共提到了5 名利用外交和商业职务作掩护在美国开展情报活动的苏联特工，其中包括鲍里斯·莫罗斯。 直到4 年以后，即1947 年6 月，联邦调查局才派遣特工前往洛杉矶，对莫罗斯进行盘问。如此长时间的延误着实令人费解，因此胡佛在便条中不无痛惜地写道：“我最担心的是，在我们的档案中，究竟还存在多少类似情况。” 然而幸运的是，莫罗斯同意为联邦调查局效命。他决定作为双面间谍为美国刺探莫斯科的消息，这种做法实属罕见。更为罕见的是，莫罗斯手中过去的苏联档案不仅证明他的确与克格勃有着极深的渊源，而且给了陆军密码破译人员和联邦调查局极大帮助。每隔相当长的一段时间，苏联的加密人员就会疏忽大意。莫斯科给鲍里斯·莫罗斯的代号是“弗罗斯特”，在英语中是“霜”的意思。莫罗斯的俄语原名为鲍里斯·莫洛茨，而“莫洛茨”正是俄语中的“霜”。苏联的情报体系坚如铠甲，因此能够打开任何一个小小的缺口都不啻于战神赐予美国的礼物。 在为莫斯科服务了10 年后，莫罗斯转而成了联邦调查局的双面间谍，他的工作被称为“莫卡斯”。好莱坞的唱片公司仍然作为克格勃在纽约和洛杉矶开展行动的前哨站。1948 年，联邦调查局的莫卡斯工作取得重大进展。莫罗斯接到邀请，前往日内瓦会见亚历山大·科罗特科夫，而后者正是克格勃在世界各地开展非法活动的首领。1950 年，莫罗斯在莫斯科再次与科罗特科夫见面。为了引起克里姆林宫的重视，莫罗斯信口开河，谎称自己曾经受到白宫和梵蒂冈的邀请。克格勃虽然半信半疑，最终还是接受了他的说法。 在20 世纪50 年代初，莫罗斯的这种情况可谓绝无仅有。无论是中情局还是五角大楼，都未能成功打入克格勃。白宫和国会仅有极少数经过筛选的内部人士知道，胡佛在情报工作方面取得了重大突破，而这些人几乎屈指可数。
“FBI 就是胡佛” 在国会中，有3 个调查委员会与胡佛通力合作，共同应对共产主义威胁。众议院反美活动调查委员会四处搜捕好莱坞的左翼分子，对同情共产党的神职人员提出指控。参议院内部安全小组委员会竭力追查苏联在联合国开展的阴谋以及大学教师中同情共产主义的人士。参议院永久调查小组委员会刚刚选出一位新任主席，他就是来自威斯康星州的共和党参议员约瑟夫·麦卡锡。 在过去的3 年中，麦卡锡对美国共产党发动了猛烈的攻击。1950 年，他肆意歪曲联邦调查局一份已经错误的报告，悍然指出众议院潜伏着数百名共产党员，从此一炮走红。麦卡锡表示，他并没有掌握这些人员的详细名单，而只有不同时期共产党人数的大致变化。麦卡锡的声名和权力显然离不开联邦调查局与国会的联络员为他提供的报告。麦卡锡和众议院永久调查小组委员会共产主义威胁首席调查员、联邦调查局前任特工唐·苏赖恩阅读了联邦调查局有关共产主义威胁的大量报告。作为回报，苏赖恩需要定期向胡佛报告麦卡锡的工作进展。 就像国会中的其他同僚那样，这位参议员也经常在公开场合或者私下对胡佛表示忠心不二。“人们没有必要为您树立丰碑，”麦卡锡在写给胡佛的信中恭维道，“您的丰碑就是联邦调查局，而联邦调查局就是胡佛。我认为，只要情况没有改变，我们就可以高枕无忧。” 1953 年春，随着罗森伯格夫妇刑期的不断临近，美国政界似乎已经为参议员麦卡锡残酷无情的反共运动做好了准备。宣布将这两名原子弹间谍判处死刑的法官认为，他们的罪行“比谋杀更严重”。他的调门与时代旋律不谋而合。这名法官宣称，朱利叶思·罗森伯格将原子弹送入斯大林之手，从而“导致中国军队进入朝鲜以及5 万余人丧生。因为你的叛变，数百万无辜的人民为此付出了代价”。1953 年6 月19 日，两名间谍被处以极刑。就连胡佛本人也怀疑，将埃塞尔·罗森伯格处死在政治上是否属于明智之举，但联邦调查局无疑促成了这起案件。 臭名昭著的麦卡锡 在大多数时候，麦卡锡参议员的攻击都漫无目标。只有当他手中拿着调查局的报告时，他才能做到有的放矢，命中靶心。譬如，他曾经发出威胁，要揭露中情局高薪雇用了一名特工，该特工曾因有过同性恋行为而被捕。此外，他还千方百计地想要从一名被联邦调查局怀疑是苏联间谍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官员口中套取供词。 胡佛对麦卡锡的做法表示理解。他告诉一名新闻记者：“麦卡锡曾经是一名海军陆战队员和一个业余拳击手。他还是爱尔兰人。如果将这几个因素综合起来，你就会看到一个精力旺盛、绝不会任人摆布的人……在麦卡锡参议员来到参议院之前，我并不认识他。但是，我逐渐在正式和私人场合加深了对他的了解，并将他视作朋友。我相信，他也是这样看待我的。当然，他也是一个颇有争议的人物。他热情诚实，也四面树敌。无论你是哪一类敌对势力——共产主义、法西斯主义，或者是3K 党，都会遭到他最恶毒的批评。对此我深有感触。”但是，当麦卡锡的行为即将动摇国家安全的核心机构时，胡佛就不得不设法干预，以阻止这名参议员危及整个反共运动和美国政府。 1953 年夏，麦卡锡准备对中情局展开调查。在调查委员会的秘密会议上，他指控中情局雇用共产党员，并从事共产主义阵线活动。麦卡锡警告局长艾伦·杜勒斯说，中情局“并非神圣不可侵犯，或者有权逃避调查”。杜勒斯感到山雨欲来之势，于是把麦卡锡的原话转告给自己的兄长——国务卿约翰·福斯特·杜勒斯。 胡佛手下的特工向他汇报，“参议员麦卡锡发现，中情局是一个十分‘刺激’的目标”。联邦调查局的国会联络员卢·尼克尔斯在报告称，该参议员及其委员集结了“31 名潜在的有利证人”，准备对中情局的59 名雇员和官员提起诉讼。 麦卡锡的攻击目标包括中情局官员、同性恋者詹姆斯·克伦索，并怀疑他曾经受到苏联的勒索，克伦索在接受审查的过程中自尽；另一名中情局官员据称与国务院官员欧文·拉蒂莫尔“关系亲密”，而后者曾经被麦卡锡指控为苏联在美国境内的高级间谍；此外，还有很多被怀疑“酗酒、性变态、私通、吸毒以及滥用中情局公款的”雇员也受到了调查。 麦卡锡的大多数指控都源于中情局的报告，而这些报告中的内容很多都未经证实，甚至有一些是辗转得来的风言风语。由于担心调查局的档案有可能暴露，胡佛传话给参议员，要他暂缓势头。但是，麦卡锡没有这么做，反而大张旗鼓，寻找下一个目标。 1953 年10 月，参议员麦卡锡对陆军信号团在新泽西州蒙默斯堡中心的间谍活动召开了长达一周的闭门听证会，而这里正是朱利叶思·罗森伯格曾经工作过的地方。当联邦调查局得知罗森伯格是一名地下共产党员时，他正在蒙默斯堡担任陆军信号团的电子工程师。当时，在信号团从事雷达和无线电研究的另外7 名共产党员被怀疑是原子弹间谍组织的成员，罗森伯格被处死的当天，仍有4 人在逃。 1951 年，胡佛曾经致信陆军情报总长亚历山大·R. 博林将军。麦卡锡得到了这封信的3 页摘要，其中提到蒙默斯堡的35 名工人有可能是颠覆分子。很快，一名雷达专家和一名电子工程师遭到解雇，理由是他们曾经与朱利叶思·罗森伯格交往。另外33 人被暂时停职并接受安全审查。但陆军方面并没有从中发现间谍。 麦卡锡感到怒不可遏。美国历史上第一次大型电视新闻直播“陆军—麦卡锡听证会”已经一切就绪，并于1954 年5 月4 日达到高潮。 麦卡锡抽出胡佛有关蒙默斯堡35 名颠覆分子书信的副本，把它扔给旁边衣冠楚楚的陆军部部长。当麦卡锡在大庭广众下挥舞着这封信时，胡佛觉得深受其辱。在此之前，很少有人知道这名参议员能够接触到胡佛的秘密档案。 此时，胡佛和艾森豪威尔总统一致认为，麦卡锡对陆军和中情局的攻击已经违背了反共斗争的初衷。在他们的授意下，司法部部长布劳内尔作出判决，断定麦卡锡公开胡佛书信的做法属于未经授权采用秘密信息行为，触犯了联邦法律。对此，参议员作出高调回应，号召美国的200 万政府工作人员挺身而出，为他提供有关腐败、共产主义和叛国行为的秘密。恼羞成怒的艾克立即发布敕令，禁止政府部门的行政人员在任何时候就任何事情响应在国会作证的号召。这无疑是美国历史上总统利用行政特权发出的最令人震撼的声明。 麦卡锡感到压力重重。他每天早上喝波旁威士忌，晚上又换成伏特加。在全国电视上声讨美国政界的地下共产党之前，他只休息2 ～ 3 小时。镜头前的盛大演出紧张激烈，而幕后的暗中较量同样剑拔弩张。 1954 年6 月2 日，在“陆军—麦卡锡听证会”的电视直播上，参议员麦卡锡公开重申，对于中情局，他誓将追查到底。 总统立刻发起还击。6 月8 日，艾克在白宫告诉包括新闻秘书吉姆·哈格蒂在内的助手：“小伙子们，我相信，麦卡锡越是威胁要对情报部门开展调查，我们越能赢得公众的支持。如果你们有什么好计策能让他再次强调这一威胁，我将十分乐意依计行事，到时候他就会自食其果。” 胡佛命令手下断绝了与这位参议员的所有联系。没有了联邦调查局的档案作为引导，麦卡锡的计划顿时搁浅。与此同时，中情局开始暗中部署，试图将他引入歧途。麦卡锡的一个下属曾对中情局的一名官员进行勒索，扬言这名官员要么暗中为麦卡锡提供中情局的秘密文件，要么就等着被毁灭。艾伦·杜勒斯及其反情报专家吉姆·安吉尔顿建议，让这名中情局官员为麦卡锡提供美国陆军内共产主义活动的虚假信息。这样一来，在与陆军针锋相对的关键时刻，该参议员就有可能不知所措。 1954 年6 月9 日，麦卡锡终于中计。当天辩论的主题是他在蒙默斯堡搜寻间谍的活动是否有效。麦卡锡的法律顾问罗伊·科恩在听证会上与陆军方面的律师韦尔奇各执一词。韦尔奇将科恩驳得体无完肤，而科恩看起来就像一只老鹰利爪下畏畏缩缩的蟾蜍。宿醉未醒、一脸疲惫的麦卡锡打算为科恩挽回残局。他已经与韦尔奇在私下达成协议：如果军方不追究科恩是怎样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和朝鲜战争时期逃避兵役的，麦卡锡就不会提出弗雷德·费希尔的事情。在听证会上，韦尔奇信守了自己的承诺，但麦卡锡却突然出尔反尔。对于电视机前成千上万的的观众来说，极少有人听说过费希尔这个名字。弗雷德·费希尔是韦尔奇律师事务所中的一名共和党律师。麦卡锡的声音中充满了恶毒，他声称，韦尔奇是国家律师行会的成员，而该行会是“共产党的合法堡垒”。在哈佛法学院就读期间，费希尔曾经加入了国家律师行会，但毕业后很快退出了这个组织。 接着，麦卡锡转向了韦尔奇。 “当你在这次听证会上哗众取宠时，我认为，你不是有意要为共产主义事业推波助澜，”参议员说，“而是在无意间沦为他们的帮凶。”听到这里，韦尔奇顿时目瞪口呆，但很快他就反应过来了。他的谴责仿佛掷地有声：“我们还是不要再伤害这个孩子了，参议员。我想问的是，你是否还有羞耻之心，先生？你是否根本不以为耻？” 随着麦卡锡的垮台，胡佛重新成了美国反共运动的头号斗士。艾森豪威尔总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倚重胡佛，借助他对间谍和颠覆活动进行无情的打击。 麦卡锡受到了参议院的斥责，从此堕落。他开始与酒为伴，并在3 年后因病身亡。胡佛参加了他的葬礼，而前来悼念麦卡锡的还有年轻的民主党人、参议院永久调查小组委员会的罗伯特·F. 肯尼迪。两人见面的这一刻可谓适逢其时。论总统作出了如何机密的决定，消息都会立即传到他耳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