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1973 年3 月3 日，一个二三十岁、打扮时髦、看起来温文尔雅的伊拉克人在停好了租来的那辆普利茅斯“复仇女神”后，走进纽约皇后区肯尼迪国际机场附近的斯格威酒店。 8 个星期以前，这个伊拉克人就来到了纽约。随后，联邦调查局从以色列情报部门接到密报，称这名男子很可能是“黑色九月”恐怖组织的一名特工。当时，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主席亚瑟·阿拉法特控制着该恐怖组织。在此之前，“黑色九月”刚刚在苏丹谋杀了美国大使及其副官。 一名联邦调查局特工对这个伊拉克人进行了审问，后者解释说，他来到美国是为了参加飞行训练，成为一名民航飞行员。 这次审讯被记录在案后，调查局很快将其抛诸脑后。这点倒也无可厚非，因为联邦调查局不懂得如何审问恐怖分子。自一战发生过恐怖袭击以来，美国还没有遇到过意图进行大规模屠杀的跨国阴谋。 3 月4 日清晨，这名伊拉克人把他的“复仇女神”停在肯尼迪机场的以色列航空站。几个小时后，以色列总理戈尔达·梅厄将抵达此地。在曼哈顿的市中心，他的两名同伙分别将汽车停在了第五大道两家以色列银行的前面。 3 月5 日，在刚刚成立国际反恐分部的国家安全局内，一群语言学家开始翻译此前截获的一封电报。这封电报从伊拉克驻联合国代表团发出，在传到巴格达后，转往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其中包含一项谋杀计划。 当国家安全局开始破译这封电报时，一名拖车操作员在第43 大街和第五大道的交汇处扣留了一辆道奇“飞镖1973”。次日清晨，又有一辆普利茅斯“德斯特1972 ”被拖走。随后，奥林租车公司的一名负责人来到哈德逊河码头上的拖车场，准备领走那辆道奇“飞镖”。但是，在打开后备箱以后，他顿时傻了眼。 纽约警察局拆弹小组接到电话后，立即派出拆弹专家赶往拖车场。他们在“飞镖”和“德斯特”的后备箱里分别发现了一个塑料容器，里面装着汽油、丙烷罐、塞姆泰克斯塑料炸药、起爆雷管、电池和导火索。在汽车的仪表盘上，还放着几张希伯来语报纸，报纸的里面裹着“黑色九月”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宣传纲领。 这两枚炸弹被设定在3 月4 日爆炸。如果它们真的被引爆，将有数百人被炸死或者致残，数千人遭到恐吓。但是，拆弹专家在这两枚炸弹的导火索电路上发现了同样的缺陷。 在阿拉伯恐怖分子与美国开战期间，这是警方首次发现的一起爆炸阴谋。 3 月6 日上午6 点15 分，联邦调查局也参与到此案的调查当中。在华盛顿，国家安全局告诉调查局的有关人员，他们刚刚截获一份发往巴格达的密电，并且警告所说在肯尼迪机场的以色列航空站内还有第3 枚汽车炸弹。当天深夜，联邦调查局和纽约警察局拆弹小组找到了那辆“复仇女神”，然后打开了后备箱。 与曼哈顿的那两枚炸弹一样，在肯尼迪机场发现的这枚炸弹也存在同样的线路缺陷，但是体积却相当于它们的两倍。这枚炸弹如果爆炸，将产生一个直径约50 米的火球，以及3 倍于火球的破坏性冲击波。届时，肯尼迪机场的以色列航空站将被炸毁，而炸弹碎片会射向周围的停机坪。在的高空航行的飞机也将被掀翻。 联邦调查局在这辆“复仇女神”的丙烷罐上提取了一枚指纹。直到18 年后调查局才通过这枚指纹找到炸弹的制造者。
数日之后，联邦调查局发现，租用这3 辆汽车的人正是他们在几周前审讯过的那名伊拉克男子。联邦调查局很快追踪到嫌犯所在的斯格威酒店，并在房间里发现了用于制造炸弹的材料。有特工监测到，这名伊拉克男子接到了从贝鲁特转来的1500 美元资金。随后，他们对此人在租车协议和塔特波洛航空学校飞行训练的申请上留下的笔迹进行了分析。 这名男子把一本伪造的护照塞到斯格威酒店房间的空调后面，调查局特工没有找到。几个月后，一名维修人员发现了这本护照。联邦调查局始终未能找到他的同伙。时至今日，人们仍然认为，他的同伙很可能是刺杀以色列驻华盛顿大使馆空军随员尤瑟夫·阿隆的嫌疑犯。阿隆是以色列情报机构与华盛顿的联络员，4 个月后，他在马里兰州的住宅外被人枪杀。联邦调查局对此展开了调查，但最终无功而返。官方也一直没有破获这起谋杀案。 1973 年3 月5 日，联邦调查局认定，租用“复仇女神”的那名伊拉克男子就是3 枚炸弹的制造者，因此将这起案件的代号命名为TRI-BOMB， 即“三枚炸弹”。 6 年以后，当这名伊拉克人驱车离开德国时，被巴伐利亚边防警察拦下。在进行审讯时，警方发现他持有一本伪造的法国护照。随后，警方在他的后备箱里又找到了另外9 本伪造的护照、88 磅炸药，8 套电子定时器和雷管装置以及12500 美金。警方发现，炸药的包装纸来自贝鲁特的一家糕点店，而这家糕点店只不过是恐怖分子的一个掩护。这名伊拉克嫌疑人被关押了7 个月，由德国和以色列情报官员进行审讯，但他没有吐露任何情况。最后，德国人只好将其遣送至叙利亚。这些事情联邦调查局完全不知道。 “三枚炸弹”的调查陷入了困境。15 年后，联邦调查局特工迈克·芬尼根重新启动这项调查。1990 年10 月，已经对此案追踪了两年之久的芬尼根获得一份秘密情报。与此同时，美国及其盟国的情报部门正密切关注着伊拉克的局势。萨达姆·侯塞因刚刚入侵科威特，美国随时准备发起反击。以色列刚刚获得情报：这名伊拉克嫌疑人、前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中尉哈立德·穆罕默德·杰塞姆与巴格达方面有着密切联系。联邦调查局立即向世界各地的特工发出警告。第一次海湾战争爆发的当天，“三枚炸弹”案件的嫌疑人被警方拘留。当时，他打算通过罗马国际航空公司前往突尼斯，参加自己的亲密战友、“黑色九月”恐怖组织创始人之一沙拉·卡拉夫的葬礼。由于反对萨达姆·侯赛因的统治，卡拉夫遭到了暗杀。 联邦调查局仍然保存着从“复仇女神”上提取的那枚指纹。芬尼根立即将其寄给意大利警方。这枚指纹与杰塞姆完全吻合。意大利警方随即逮捕了这名嫌疑人，在就司法问题经过一番激烈的争执后，才将其转交联邦调查局。 1993 年3 月5 日，世贸中心首次遭到恐怖袭击一周后（1993 年2 月26 日， 伊斯兰极端份子在世贸中心的地下室内放置炸弹，导致6 人死亡。——译者注），这名伊拉克人在布鲁克林联邦法庭接受审讯，而此时距离调查局发现这3 枚炸弹已经过去了整整20 年。在这次历时3 天半的审讯当中，唯一的证据就是那枚指纹，陪审团在3 个小时内认定该嫌疑人有罪。美国地方法院法官杰克·温斯坦判处这名伊拉克人30 年徒刑。“联邦调查局的工作有条不紊、认真谨慎，”法官在宣布判决时称，“其官方记录无可挑剔，有关特工不屈不挠的精神令人赞叹。”联邦调查局向国际恐怖分子表明，他们有能力“在世界上的任何地方对其追查到底”。 然而，联邦调查局历时20 多年才达到了这一标准。在此期间，这个秘密情报机构险些毁于一旦，但最终涅磐重生。 就在“三枚炸弹”案件发生的同一周，联邦调查局开始摇摇欲坠。 身陷绝境的尼克松 当联邦调查局首次与国际恐怖主义正面交锋之际，一场权力角逐几乎撼动了美国政府的根基。在法律天平的一边站着美国总统，而另一边是联邦调查局。 “联邦调查局好景不长了，约翰，”1973 年3 月1 日，尼克松对白宫顾问约翰·迪恩说，“好景不长了。” 让尼克松感到恐惧的是，在L. 帕特里克·格雷的提名听证会上，后者向参议院提供了联邦调查局关于水门事件调查的有关档案。尼克松一直以为，格雷非常想要得到这个职位，所以一定会答应白宫的一切要求，包括对水门事件进行遮掩。 “天哪，”总统咆哮道，“他一定是疯了。” 泄露这些秘密就像把剑亲手递给自己的敌人，无异于拱手交出自己的权力。尼克松当然知道联邦调查局的档案里都记了什么，因为9 个月以来，格雷向约翰·迪恩提供了所有文件的副本，其中包括白宫蓄意妨碍司法的证据。 尼克松认为自己犯下了一个严重的错误。他开始暗中计划破坏对格雷的提名，以重新掌控联邦调查局。尼克松的计划十分冷酷无情。他打算向外界透露，联邦调查局曾经在肯尼迪总统和约翰逊总统任职期间滥用权力，包括对马丁·路德·金实施窃听。刚刚上任的司法部国家毒品信息办公室负责人威廉·沙利文向迪恩汇报了上述活动的有关细节，而后者又将其转告尼克松。白宫准备向参议院司法委员会透露这些情况，届时，格雷不仅会遭到参议院的质询，而且无法作出任何正面回应。借用约翰·厄立克曼的话来说，他将“在风中慢慢消逝”。等到格雷的提名功亏一篑，总统就可以选择更加忠于自己的人来执掌联邦调查局。 1973 年3 月13 日，迪恩提出，此事应当由威廉·沙利文出面。尼克松觉得这是个不错的主意。 “沙利文提出了一个条件，他想要回到调查局。”他说。 “这不算什么。”尼克松回答。 但是，当总统在白宫秘密筹划之际，两名联邦调查局特工拿着格雷交给他们的政治武器来到参议院的会议室。 在司法委员会中，唯一一个愿意阅读水门事件调查档案的人就是内布拉斯加州共和党参议员、崇尚法律与秩序的罗曼·鲁斯卡。联邦调查局特工交给他26 卷厚厚的材料，还有对此案的概述和分析。从下午4 点到晚上10 点，鲁斯卡一共花了6 个小时浏览这些档案，并得出了最终结论。调查局特工安吉罗·拉诺向上级汇报：“迪恩向我们说了谎。”他还私自藏匿水门大厦窃贼霍华德·亨特办公室保险箱内的材料。当时，向联邦调查局说谎可以被判处5 年监禁。 联邦调查局的一名水门事件调查员将这一信息透露给了西弗吉尼亚州民主党参议员罗伯特·伯德。伯德一直对格雷的提名公开表示反对，现在他有了充分的理由。1973 年3 月22 日，伯德毫不讳言地质问格雷：迪恩是否欺骗了联邦调查局？ 格雷回答：“我的结论是，这种说法很可能是正确的。的确如此，先生。” 但是，格雷没有提到，他销毁了迪恩从保险箱里取出的文件。 当格雷作出了不利于迪恩的陈述后，总统的手下立即在椭圆办公室内召开会议。厄立克曼向总统报告，司法委员会主席、联邦调查局在国会最好的朋友、密西西比州参议员詹姆斯·伊斯特兰推迟了这次提名听证会。“格雷死定了，”厄立克曼告诉总统。“他竟敢指责您的顾问是骗子。”霍尔德曼插言。“他当然死定了，”迪恩说，“我真想一枪打死他。”说到这里，大家笑了起来。这是白宫的录音带上录下的最后一次笑声。 4 月15 日星期天晚上，厄立克曼打电话到格雷的家中，告诉了他一个坏消息。面对格雷的指控，为了保住自己，约翰·迪恩决定向联邦大陪审团透露这起事件中最阴暗的秘密。“显然，迪恩已经决定全部招认，”厄立克曼告诉格雷，“他们问了他很多问题，其中之一就是他交给你的档案袋。” 格雷顿时大惊失色。“这下该怎么办？”他说。“我唯一能做的就是否认这件事。” 两天以后，在马克·费尔特的授意下，联邦调查局的水门事件调查员敲开了白宫的大门。“我非常担心，”厄立克曼告诉总统，“联邦调查局向白宫保安发出了传票。”调查局想要得到一份1972 年6 月18 日有权进入白宫人员的名单。 尼克松：天哪。 厄立克曼：他们到底要干什么？ 尼克松：当时我们在哪里？ 霍尔德曼：什么时间？ 尼克松：呃，6 月18 日。 霍尔德曼：6 月18 日。 厄立克曼：就是进行窃听的那一天…… 哦，也许是亨特的保险箱。 我敢打赌，这件事一定跟亨特的保险箱有关。 尼克松：我需要你们提出建议。 霍尔德曼：我们还需要司法部部长。 尼克松：我需要一个新的联邦调查局局长。 格雷向司法部部长克兰丁斯特承认，4 月26 日，他销毁了水门事件的证据。司法部部长立即打电话给总统。“这真是愚蠢至极，”尼克松说，“他必须立即辞职。” 格雷在联邦调查局代理局长的位置上一共待了361 天。现在，他的前途一片黯淡。他面临着长达数年的刑事调查。他甚至考虑过自尽。在他的余生中，格雷一直为此感到深深的羞愧。 马克·费尔特认为自己即将成为联邦调查局局长。然而，他开心得太早了，他的代理局长只当了3 个小时。随后，尼克松提名共和党事务总管、环境保护局局长威廉·D. 拉克尔肖斯担任联邦调查局局长。环境保护局刚成立不久，负责管理美国的自然资源。对于所有当事人来说，总统的提名决定都令人感到莫名其妙。但是，在与拉克尔肖斯长达一个小时的谈话过程中，尼克松情绪激动，极力坚持自己的决定。 “我从来没有见过总统这样不安，”拉克尔肖斯回忆道，“我甚至担心他的精神有些不太稳定。” 两人最终达成一致：由拉克尔肖斯在短期内代理调查局局长，在此期间，尼克松将另外物色一位更加合适的继任者。对拉克尔肖斯来说，总统的这场面试已经十分艰难，而他第一天上任的情形更加糟糕。在他的办公桌，即胡佛的办公桌上，有一封马克·费尔特及其高级助手写给总统的亲笔信，对他的提名表示抗议。“这不是针对我个人的，”拉克尔肖斯说。“他们认为，让一个鸟类观察家接替胡佛的职位，是一种不合适的做法。”接着，拉克尔肖斯接到命令，匆匆前往司法部部长的办公室参加会议。“迪克·克兰丁斯特愤怒地宣布格雷辞去了职务，”拉克尔肖斯说道，“他对此感到极为愤慨。” 几天以后，费尔特的命运彻底结束。 尼克松认定，费尔特就是为5 月11 日星期五早晨《纽约时报》第18 版报道提供消息的线人。这篇报道详细记录了尼克松授权联邦调查局从1969 年起对总统助手和知名记者展开的基辛格窃听行动，这对尼克松政府造成了毁灭性打击。 “费尔特，每个人都知道他是一个该死的叛徒，给我小心盯着他，”次日，尼克松对自己的新任幕僚长阿尔·黑格说道，“他必须得离开……”按照总统的指示，拉克尔肖斯命令费尔特离开联邦调查局。在辞职前，费尔特披上“深喉”的外衣，与《华盛顿邮报》记者鲍勃·伍德沃德秘密会面。费尔特说，总统本人就是水门阴谋的主要策划者。 为了找到威廉·沙利文从总部偷走的基辛格行动的录音和节略，联邦调查局展开了疯狂的搜索。5 月11 日，联邦调查局特工对沙利文、霍尔德曼、厄立克曼和约翰·米切尔进行审问。米切尔向联邦调查局撒谎，称自己没有批准实施窃听，但他知道这些行动。 “我们开展了一场危险的游戏”，而它们只不过是其中的一部分。 “在我上任第二周的星期六，调查局在约翰·厄立克曼的保险箱里找到了这些记录，”拉克尔肖斯回忆道，“我派出一名特工前往白宫看管厄立克曼办公室里的记录和其他文件。当总统拽住他的衣领问他在那里干什么时，这名特工感到大为震惊。” 这场为了掌握政府控制权的混战愈演愈烈。在水门事件的听证会上，参议院历尽周折，从尼克松的手下那里获得了骇人听闻的证词。各大媒体在显著位置刊登了有关事实，其中大部分消息都来自联邦调查局。最终，这些信息就像涓涓细流汇聚成河，其力量足以摧毁坚硬的顽石。在水门案件联邦大陪审团和公诉人的支持下，联邦调查局的调查员们展开了一场维护法治与妨碍司法之间的斗争。在法律的庇护下，调查局对尼克松政府造成了巨大的破坏，而这正是左翼激进势力梦想已久的结果。 美国总统的地位已经岌岌可危。 无能的继任者 尼克松第3 次，也是最后一次，为联邦调查局挑选胡佛的继任者。 1973 年7 月9 日，克莱伦斯·M. 凯利宣誓就任联邦调查局第二任局长。从1940 年至1961 年，凯利的一生有1/3 的时间都在为胡佛执掌下的调查局服务。随后，他在堪萨斯城成了一名出色的警察局局长。凯利性格随和，待人真诚，身材粗短，是典型的美国中部人。参议院很快一致通过，批准了他的任职。 “我认为，不应当让一个警察来掌管调查局，”尼克松总统曾经表示，“他们的想法往往过于狭隘。”现在，他不得不违背自己的初衷。联邦调查局需要的是法律和秩序。 尼克松飞往堪萨斯城，宣布凯利正式就职。这是一个月来他首次在公共场合露面。“水门事件对他造成的伤害在他脸上显露无遗，我对此感到十分震惊。”凯利后来写道。此时的尼克松忧心忡忡。他刚刚宣布，自己不会配合参议院的调查。国会已经开始认真讨论对总统的弹劾。新任特别检察官阿奇伯德·考克斯就此案展开调查，要求尼克松移交所有的总统文件和档案。一周以后，白宫的秘密录音外泄。考克斯立即要求将这些录音作为呈堂证供。尼克松断然拒绝，并于10 月解除了考克斯的职务。在尼克松的最后一搏中，司法部部长艾略特·理查德森和副部长威廉·拉克尔肖斯也先后遭到解雇。这一事件立即成了街谈巷议的焦点，人称“周六夜大屠杀”。 “回想起来，当时我几乎难以招架。”凯利写道。凯利面临着诸多棘手的问题。在他就职的当天，拉克尔肖斯交给他一份言简意赅的报告。这份报告只有两页，上面列举了联邦调查局当前最紧迫的问题，而位居第一的就是联邦调查局秘密情报行动带来的司法和道德问题，其中包括对美国左派进行的窃听、监视和骚扰。 凯利并不了解这些秘密情报。他从未指挥过任何非法入室行动，也从未授权对间谍嫌疑人进行窃听，他不知道什么是反情报计划。“对于开展该计划的行动方式，我闻所未闻，”他写道，“这次真是大开眼界。”但是，在得知联邦调查局的秘密行动以后，他知道自己必须对其加以控制。“撤销这些行动是一个极其复杂和敏感的问题，”凯利回忆道。尽管如此，凯利还是决定对这些行动坚决予以撤销。 1973 年12 月5 日，凯利对联邦调查局的8767 名特工发出书面警告。他命令所有特工立即停止“任何有可能剥夺宪法赋予公民权利的调查活动”。他开始拆毁胡佛一手建立起来的国家安全体系。在凯利离职之前，联邦调查局终止了94% 的国内情报调查行动，撤除了9000 余起公开案件，将所有涉及国家安全的案件移交刑事调查司处理，并派遣645 名追捕激进分子的特工转而从事普通刑事犯罪的侦查活动。 凯利废止了联邦调查局情报司无孔不入的权力，而这些权力直至21 世纪初才全面回归。在接下来的几十年中，联邦调查局负责追剿恐怖分子的特工在法律的荒原中迷失了方向，开始在一个未知的领域寻找指引他们的标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