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前两年我们总是被告知，在我们面前有许多“两难”问题挥之不去；而如今又有主流媒体惊呼：“极端主义”在我们身边泛滥。这两者或许风马牛不相及，但是另一家同样很有影响的媒体则指出，极端主义的泛滥是因为少数人垄断权力。无论这种观点对于极端主义的说法是驳斥还是补正，我们自然可以联想到，既然极端主义缘于少数人垄断权力，宏观决策中的“两难”何尝不是如此：或许正是诸多“两难”问题由少数人久拖不决，才有了诸多极端主义的按捺不住也未可知。 其实，“极端主义因少数人垄断权力”的观点固然有道理，其本身也是一种极端主义：所谓“少数人垄断权力”就是将人民当家作主的“做主”或者民主集中制的“集中”推向了一个极端，坚持这种观点就与“因部分腐败现象批评国家”一样是极端主义，甚至是在为其辩解。只是少数人垄断权力与极端主义两者之间，到底是蛋生鸡还是鸡生蛋，语焉不详。我们又不能说这两种观点针锋相对，尽管其间的冲突不是发生在以微博为代表的新媒体传播语境，只能说这是一个两难问题。 诚然，“旗帜鲜明本没有错，是非分明更值得嘉许。我们反对骑墙和圆滑世故，批评在价值观上模棱两可的中庸主义，倡导坚持真理。”但是，在现实经济生活中，面临两难问题时，决策者为什么就不能这样做呢？既能从根本上解决那些长期存在的结构性问题，同时又能有针对性地解决当前存在的突出的紧迫性问题，这在经济生活中当然求之不得；问题在于，要提高劳动者收入，相应的企业成本就会增加；反之劳动者收入就很难提高。房地产调控不能半途而废，但房地产大萎缩也对眼下的经济形势不利；反之就需要对房地产调控的政策进行“微调”。对于类似的两难问题的解答试图一手画圆一手画方，就难以两头都讨巧；左右徘徊，让人们捉摸不定，又极大的考验着人们的耐心。
由此带来的一个问题是，从“两难”徘徊到“极端主义”，是历史的必然还是理性的缺失？如果我们不搞极端主义，只能说两者兼而有之。利益的驱动，产生了后者出现的必然；利益的博弈，产生了不同的极端方向；彼此各执一端，而且失去耐心，就有了言行上的极端主义：“没有强拆就没有新中国”言论指导下的强拆是极端主义，以自焚阻止强拆也是极端主义；安康怀孕7月的孕妇遭强制引产是极端主义，湖北老板开套牌悍马劫持殴打交警，持枪指其头部更是极端主义。其间，不平则鸣与有恃无恐并存；既有对公权力的利用，又有对公权力的挑战。当公权力参与利益博弈，与民争利的时候，要么被俘获，要么被藐视，想“中庸”也做不到。至于舆论中的极端言论，只不过是各种主体在利益博弈中的不同取向的反映罢了。 这样说来，“极端主义”的出现未必不是好事，那就是倒逼决策者在一系列两难问题面前迅速做出选择，不能再像“布里丹的驴子”那样，在两堆草料之间走来走去。人口红利消失，老龄化来临；制度红利用尽，收入差距扩大。在现有的利益格局中，当既得利益继续膨胀，“相对被剥夺感”的多数出现一些极端主义，难道还不值得警醒？继续在两难中缠绵，等到极端主义言论导致极端行为泛滥之后，选择权就不可能继续属于现在垄断权力的少数人。 毋庸讳言，摆脱一系列两难问题的困扰就是要在若干具有矛盾关系的极端中做出选择。按照当代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的说法，关键就是我们是要明确目标，到底要干什么。在转变发展方式的旗号下，很多地方列出10条以上的转变目标，但在实际工作中往往不太清楚到底要转变什么、到底要抓什么。要想克服在执行中实际存在的各执一端的局面，首先要在认识上达成一致。如果说在大是大非面前一定要旗帜鲜明，那就不妨极端一回，那要比“两头不讨好”要强的多。选择一个极端当然需要避免另一个极端的干扰，决不能姑息迁就。即使眼下对另一个极端有误伤，引了“噪声”，那也是必须付出的代价。换句话说，只要明确了需要达到的一个具有可操作性的端点，并且以此凝聚人心，其他的极端主义就会失去主流价值观的市场。即使在价值多元的世界也应当如此，否则怎么能判定哪些不同的价值观属“偏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