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在迈过全面鼎新的2003年、深化转折的2004年之后，中国经济迎来系统平衡的2005年—这种平衡，既来自外部压力，亦来自主动追求。 之所以选择2005年这个时间节点进行系统平衡，原因主要有二：其一，选择的合理性，我国率先从亚洲金融危机的泥淖中抽身，此时进行系统平衡不必过于忧心短期经济发生大幅波动；其二，选择的无奈性，2005年作为新一届政府执掌经济中枢的第三年、我国加入WTO的第五年，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尤其是贸易顺差的倍增态势，已造成全球经济的局部失衡，故而以美国为首的发达经济体就汇率、贸易等事项，加大对我国的压力。 就外部压力而言，汇率议题首当其冲，其作为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不同经济体相互竞争的利器，可谓牵一发而动全身，在2003年要求人民币升值呼声渐起之后，美国国会参议员舒默2005年4月6日首次正式发起“舒默法案”，强烈要求人民币升值，且言辞极尽威胁之能事“假如6个月内人民币不升值，所有进入美国的中国商品将被加征27.5%的汇率税”。在这股强大的外部压力之下，央行于该年7月21日宣布，“自即日起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升值2%至8.11的水平；人民币不再盯住美元，改为参考一篮子货币汇率水平进行调整；以及中心汇率以前日收盘价为基础”。应该说，此番人民币小幅升值整体利大于弊，2%的升值既可暂时缓和中美汇率矛盾、且对我国出口尚不至于形成过大冲击，更为重要的是，此番启动的“参考一篮子货币汇率”，正式与长达十年、单一盯住美元的汇率体制告别。 其次，外部压力还体现在贸易上。在2005年1月1日全球纺织品配额取消之后，美国纺织企业于3月31日对我国艺术画布提起反倾销申请，4月22日美国商务部为此展开反倾销调查，此事端一开，更大范围的纺织品贸易纠纷随即升温，至5月31日，美国对我国实施限制的纺织品已多达15种，涉案金额更高达28.4亿美元。中美纺织品贸易纠纷，虽然于该年底通过七轮谈判得已平息，但美国由此设立的“数量上限”和“价格下限”，仍对我国纺织品大规模出口形成了相对抑制。除具体外贸争端的无奈妥协之外，为减少贸易过度失衡之下的结构性摩擦，我国亦于当年全面降低进口关税，以期逐步收窄进出口差额减少国际贸易阻力，该年度我国调降进口关税涉及品种多达900余个，其中农产品平均进口税率从15.6%降至15.3%，工业品平均税率从9.5%降至9.0%。 无论是汇率之争、还是贸易之战，其在2005年的白热化态势，自然与此前数年全球经济加速失衡密不可分，而这其中，中美两大国之间的经济失衡最为明显。2005年我国受此前数年大规模投资所扩容的生产能力、以及先于周边国家突围亚洲金融危机的替代效应，出口创纪录地高达7620亿美元、贸易顺差亦创纪录高达1019亿美元，贸易顺差占比进出口总额更是从2004年的2.8%跃至2005年的7.1%。在全球经济失衡加剧之下，以美国为首的发达经济体必然会自反市场化说教，重拾贸易保护主义。由此形成的顺差国与逆差国之间的贸易争端、甚至是政治争端，则需要貌似全球一体化之下最大受益国之一的中国，进行相对的妥协和让步。而在既定的出口产品结构、以及增长模式之下，如果我国不持续优化产品结构、以及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则人民币升值、以及降低进口关税等平衡之举，将仅能收短期应急之效，而之于未来中美经济失衡（以及由此滋生的冲突）不仅将持续存在（甚至会发酵升级），且持续此种路径依赖，我国未来极可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而无法自拔，以今日之事实反观其时所忧，可堪称无比“契合”，时至今日，中美汇率之争、以及贸易之战仍时时剑拔弩张、烽烟四起，而我国对出口和投资的过度依赖亦仍然持续至今。 当然，就调整经济增长结构、以及优化出口产品结构而言，当下之成效不彰，并不代表其时不重视。应该说，面对经济结构的扭曲、以及由此带来的贸易纠纷不断，2005年我国确实展开了诸多自我平衡之举，以期在无奈的短期应急平衡之后，之于中长期形成更为合适的、且内外矛盾持续消减的可持续发展路径。 这种主动追求的平衡之举，首先体现在2005年全部免征农业税和取消牧业税，这是继2004年中央1号文件首提三农之后，更为具体的利农政策。此举不仅具有数千年未有之免征“皇粮国税”的象征意义，更具有抑制工业投资产能过剩、激励农业生产以防通胀的实际意义。除工农业大格局的战略调整之外，相对细化的产业结构调整亦于该年全面启动，能源、重要原材料和装备制造等行业被列入重点扶持行业，而一批高耗能、高污染的落后生产能力则被列入淘汰日程。 其次，我国此前数年持续的大规模投资、以及低附加值的出口结构，直接拉高了的原材料进口成本，仅2005年铁矿石价格即上涨70%、原油价格涨幅亦高达逾65%，由此导致的我国企业利润率大幅下降、以及发达经济体愈演愈烈的贸易保护主义，使“扩大内需”自1998年之后，首次成为新一届政府试图平衡经济增长结构的施政纲领之一，且与1998年旨在激励投资的“扩大内需”不同，2005年的“扩大内需”则以拉动消费为主。
再次，对上世纪末加速启动的国企改革，而出现一些改制乱象之下，2005年亦对此展开正本清源之平衡。该年度不仅进一步加大央企重组力度，将央企数量从2003年的196家减少至169家，而且还于该年正式发布《企业国有产权向管理层转让暂行规定》和《企业国有资产评估管理暂行办法》，以规范国企产权转让、防止国有资产流失。更为重要的是，对此前已完全改制（或尚在改制过程中）的不规范行为，该年度亦展开颇具力度的事后整治，此前风光无限的顾雏军（格林柯尔）、郑俊怀（伊利）和严介和（太平洋建设）等企业家，均因此或收监入狱、或黯然神伤。 固然，时过境迁，以治政之延续性和市场化之完全性而论，2005年展开的诸多自主追求的平衡之举，仍有太多不尽如人意之处，如产业结构调整不仅效果不明显、而且诸多扶持政策并未能完全遵循公平的选优原则；而“扩大内需”之举，其效用则更近乎是浮于口号而已，亦因此仍然成为我国当下经济亟需突破的一些困境；对国企改革的事后整治，不仅无以挽回此前的国有资产流失，而且其“秋后算账”本身亦对市场化改革形成局部观念冲突。但是，上述诸方面的平衡之举，不仅与当时国内外宏观经济状况相吻合，而且亦有效缓和了其时因改革过程中存在的分配不公而引发的民意躁动。 2005年的我国经济成就值得庆贺，GDP比2004年增长9.9%跃升至18.23万亿元，贸易顺差1019亿美元占进出口总额更是高达7.1%，更值得一提的是，该年度我国CPI上涨仅为1.8%，堪称其时全球“高增长、低通胀”的优等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