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尚无重金属污染全面数据 2006年到2010年，环保部与国土资源部共同开展了全国土壤污染情况调查和污染防治工作，但调查结果迟迟没有公布。此前环保部副部长吴晓青曾经表示，调查结果已经汇报给国务院，须经国务院批准后适时公布。 而一位农业系统内部人士则认为，环保部的调查“太粗了”。 “两部委在做调查的时候，由于关注点不同，导致农田污染方面的数据有一点问题。环保部主要关注工业场地污染，国土部主要关注矿区污染。农业部门没有参加这调查，有些农田就没有调查到。”农业部环境保护科研监测所研究员、农产品产地土壤重金属污染防治专家组成员徐应明向《中国经营报》记者表示。 “农业部此前曾经组织过两次全国污灌区重金属污染调查，也掌握了一些数据。”徐应明介绍，“但这些调查的数据并不是全国范围内的全面数据。” 正因为如此，财政部与农业部两部委联合印发了《农产品产地土壤重金属污染防治实施方案》，财政部向农业部拨款8.27亿元，由农业部在未来五年的时间内对全国农产品产地的土壤污染状况进行调查。农业部为此成立了农产品产地土壤重金属污染防治专家组，负责农业重金属土地的污染普查、监测、修复以及禁种区的划定工作。 据徐应明介绍，农业部的调查将涉及到所有污染的耕地，重点调查污水灌区、矿区和大中城市郊区这三类地区，同时，还将测定污染农田中8种重金属污染元素铅、镉、汞、砷、铬、锌、铜、镍的含量和有效形态分布。“主要是前5种，因为这5种对人体健康的危害大。” “今年专家组的工作主要是制定普查和修复的方案，因为全国30几个省在普查方案、方法、监测仪器和技术掌握上需要相对统一。明年将开始正式的普查和修复工作。” 徐应明说。 尽管多位环境保护系统内部人士和科研人员都表示，“我国土壤污染的总体形势不容乐观”，但究竟不容乐观到什么程度，目前尚无权威、全面的数据公布。 “十二五”伊始，《重金属污染综合防治“十二五”规划》（下称《规划》），就成为我国第一个被批复的“十二五”专项规划。 从去年到今年，环保部门有相当数量的重金属治理规划和办法出台，但主要是针对工矿企业的重金属污染治理。而与人们饮食息息相关的农田重金属污染治理，目前还处于科研机构的研究实验阶段，尚未真正全面启动治理修复工作。
我国土壤重金属污染分布 镉超标的土壤主要分布在黑龙江、吉林、辽宁、北京、天津、广州、重庆等大中城市郊区和郊县的污水灌区，以及湖北、湖南、四川、贵州、甘肃白银等地的工矿企业区。 镉污染地区处于警戒级的土壤分布在北京、天津、重庆、成都、广州、杭州、上海等大城市的郊区，湖南、湖北、四川、贵州等工矿企业区的耕地，以及黑龙江、吉林、辽宁、河北、内蒙古、山东、河南等污水灌区。 砷超标区域主要包括湖南的长株潭工业区、四川成都和广元等城市郊区及工矿区、辽宁的沈抚灌区，以及江西、浙江、内蒙古、河北、甘肃、陕西以及广西的某些大中城市郊区。 砷污染警戒区包括宁夏银川城市郊区、山西产煤矿区、四川成都和广元等工矿区及湖南的长株潭工业区等区域，以及河北、山东等地污水灌区，内蒙古、黑龙江、辽宁的工矿企业区、污水灌区和广东、浙江的某些大中城市郊区。 铅污染处于警戒级的土壤分布在黑龙江的佳木斯、鸡西等市郊区，北京、山东、浙江、广东等大中城市郊区，以及四川、重庆、广西、陕西、甘肃、内蒙古、湖北大冶矿区、湖南长株潭工业区等地的耕地。 铅超标的区域包括湖北大冶矿区，湖南长株潭工业区，重庆 郊区，四川工矿企业区的耕地和广西刁江流域，以及甘肃、河北、内蒙古等地区。 污染状况触目惊心 虽然目前尚无全面准确的数据公开，但专家学者们各自的研究已经为我们初步勾画了一幅污染地图。 “湘潭某工业园周边稻米镉含量全部超出国家标准（0.2 mg/kg), 有的超标14倍，潜在健康风险很大。”湖南农业大学今年2月刊登的研究论文显示。 “有色金属之乡湖南9大矿区大米镉、砷、铅超标率分别达到65％、50％和34％。”2009年，一篇发表在美国化学学会杂志《环境科学技术》（Environ.Sci.Technol.）上的论文显示出湖南这个水稻重金属污染重灾区的严重程度。 而广东大宝山矿区和浙江上虞银山畈地区的重金属污染，自上世纪80年代就成为研究热点，当地的重金属镉、铅、铜、锌严重超标。 农业部环境保护科研监测所研究员侯彦林曾撰文指出，一项针对30多年来近5000篇中文论文的统计数据表明，矿山周边、工厂周边、城镇周边、高速路两侧、公园等经济活动和人活动密集的区域，几乎都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并且经济越发达，污染越严重，南方比北方严重。 中国工程院院士、华南农业大学副校长罗锡文也曾公开指出，有调查显示，我国受重金属污染的耕地面积已达2000万公顷（换算成亩为3亿亩），占全国总耕地面积的1/6。 其中，受矿区污染的土地200万公顷，石油污染土地约500万公顷，固体废弃物堆放污染约5万公顷，“工业三废”污染耕地近1000万公顷，污染农田面积达330多万公顷。 这些科研成果，“很多都是国家课题，比如973计划、863计划等部委和地方支持的课题，但是出来的成果比较散，大多是针对局部的。”徐应明表示。 “科研数据缺乏共享通道，并且轻视数据挖掘工作，也缺少创新理论和应用产品。”侯彦林因此呼吁建立国家级的长期运行的预警和预测系统，对农田污染现状和发展趋势进行及时监控。 治理成本不菲 “目前，国内的重金属农田污染修复还没有真正开始，只是一些科研机构在进行实验性的修复。”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博士杨军表示。 这些项目包括：中科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陈同斌课题组在广西环江用蜈蚣草治理土壤中砷污染，中山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在广东大宝山区进行的多种重金属污染治理实验，浙江大学环境与资源学院杨肖娥团队与南京土壤研究所在浙江富阳进行的植物治理重金属铜污染实验，以及中国农科院资源区划研究所在甘肃白银进行的化学法修复实验。此外，还有更多的治理方法在实验室内进行检验。 农田重金属污染的修复方式，如今主要归结为两种，一种是以陈同斌为首的植物修复，一种是化学钝化。 在广西环江，陈同斌团队在当地建立以蜈蚣草为主的植物—物化固定联合修复技术示范工程。当地有多家选矿企业的尾矿库，洪水将沉积的废矿渣带入农田，上万亩农田遭遇砷、镉等重金属严重污染，无法耕种。 蜈蚣草是治理土壤中砷污染非常有效的植物，它能将砷吸收，在吸附了大量重金属后，就地焚烧，通过严格的工艺化控制，避免二次污染。“从示范结果看都很成功。”陈同斌团队的杨军介绍。课题组依托中央专项资金2450万元，在环江县成功修复1280亩重金属污染农田。截至目前，课题组在全国已建立8个土壤修复技术示范工程，分布于广东、北京、浙江、河南、湖南、云南等地。 杨军介绍，植物修复效果彻底、绿色环保。但植物修复所需时间与土壤污染的重金属浓度直接相关，重金属超标不高的土壤，3年－5年可见效。如果超标严重，修复的时间则会翻番。 “在土壤修复技术方面，课题组虽有突破，但对于解决量大面广的全国土壤污染问题来说，目前国内的工程技术储备还远远不够。”陈同斌说。 徐应明和马义兵在实验的钝化法则是走了另一个方向。虽然他们采用的技术有些差别，但总的原则都是通过往农田撒钝化剂来降低重金属的活性。重金属之所以在土壤里对植物有危害是因为它能迁移，从而被根系吸收，进入食物链，对人体产生危害。 化学修复就是把重金属的活性降下来，即“钝化”，不能迁移，也就不会被吸收，农产品也就不会被污染。 “虽然重金属依然会保留在土壤里，但可以让农业生产正常进行。并且，修复时间也快。一般钝化剂撒下去后30天就可以生产。”徐应明介绍。而且钝化剂的效果还可以持续几年，费用也相对低，目前他们做的实验，每亩花费从1000元到1万元不等。 “两种方法可以结合使用，尽量将两种的缺点减少。”徐应明说。 马义兵认为，农业土壤如果是重度污染，费用不菲，治理未必可行。如果是中度污染，可以一边种植一边治理，实行轮作。 “如果不能种蔬菜，可以种棉花或者花木，必须要在保证农民可以从种田中获得收入的情况下进行治理。这样他们才有积极性，国家财政负担也不会太大。然而不管哪种方法，最终必须要解决的问题还是成本谁来承担。尽管相对于工业场地修复动辄数千万、上亿元的成本，农田修复的成本每亩只有1000元到2万元左右，但是考虑到种田收入很少，要农户出这笔钱似乎不太现实。“受污染的农田数字估计会非常巨大，即使只有几千万亩，对国家财政来说也难以负担。”徐应明说。 马义兵表示，研究技术的专家也曾经讨论过这个问题，但是并没有得出什么结果。“毕竟这些还是要政府部门来决定。” 业内人士认为，目前看来，可能的思路是，政府将成为修复的主体，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按比例各出一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