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肖晓红站在一片被杂草和杨树包围的荒地上，脚下是一簇簇长得茂盛的蜈蚣草。
这里是郴州市苏仙区良田镇邓家塘村。11年前，中科院环境修复专家陈同斌带领他的重金属污染土壤植物修复团队，在此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砷污染修复基地，通过种植蜈蚣草，尝试修复此前一年遭遇严重砷污染的农田。此后至今，科研人员每年都会将采集的土壤和植物样本带回实验室检测，观察数据变化。 “每年的最高修复效率能达到15%，有一块低浓度污染的地，我们已经修复好交还给当地百姓了。”中科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副研究员廖晓勇告诉时代周报，蜈蚣草是目前修复砷污染农田最有效的植物。 肖晓红恰是受聘于修复基地的一名管理人员，如果没有当年的砷污染事故，这个季节，这位农妇和村人本应下田插秧、施肥喷药。现在，他们都洗脚上岸，或自主创业，或外出打工。被污染的农田则通过土地流转的方式全部种上了林木。 尽管存在着耗资大、费时长、缺乏经济效益等缺陷，但通过种草植树等方式，吸附土壤中重金属元素的生物修复法，被认为是修复污染土地的最好方法之一。 如今的“有色金属之乡”郴州，正试图以此方式为曾经因向自然过度索取，留下的疮痍进行排毒和疗伤。 三种土壤修复方式 2000年1月8日，位于苏仙区原邓家塘乡（现良田镇）邓家塘村上游的原郴州砷制品有限公司，违规将只能在生产中循环使用而绝不允许外排的高浓度含砷工业废水直接排放，渗透到附近村民的井水中，造成饮用水砷含量严重超标，总计有380多人因急性或亚急性砷中毒入院治疗。 经过有关机构检测，此次事故中受害最严重的是邓家塘村十二、十三和十四3个小组，涉及200多名村民和100多亩田地，受污染的水田短期内无法继续种植水稻，需要改良土壤，或改造成旱地种植其它作物。 这就是当年震动全国的郴州重大砷污染事故。事后，污染企业被关停，事故直接责任人因犯重大环境污染罪被判入狱，并支付受害群众各类赔偿共计230余万元。 12年过去了，事故留下的遗毒，至今仍如阴霾般笼罩在当地政府和村民心头：被污染的土地如何修复？ 这个追问，同样适应于郴州多年来在矿山开采和重金属冶炼过程中产生的被污染地块。 2009年，国家开展了全国范围内的污染场地调查。郴州市环保局副局长张继耀告诉时代周报，也正是在这一年，郴州着手考虑土壤修复，对全市的土壤进行了取样和监测。 截至目前，包括郴州在内的全国各个城市污染地块的详细数据尚未公布。不过，张继耀坦承，位于湘江源头，以矿业经济为支柱的郴州，重金属污染尤其是土壤污染，在湖南省算“较严重”。 “源头不治，湘江难治”，这是国家在“十二五”期间进行湘江流域重金属污染治理时提出的要求。 张继耀坦言，其所在的环保部门承受着不小的工作压力，“土壤修复，事关群众的食品安全和生命健康，责任重大，我们真的很着急。” 目前，国内的土壤修复主要有三种方式：一是物理法，将受污染的土地转移走；二是化学法，通过改良剂将受污染的土质改变过来；三是生物法，通过种植蜈蚣草、苎麻等超富集植物，将土壤中的重金属元素吸收出来。不过，鉴于郴州土壤的重金属元素本底值较高，化学法在当地难以应用。 在向国家申请200万元的治理资金后，郴州在嘉禾县行廊镇开始了土壤修复试点，对当地遭受尾矿水污染，铅、砷、镉等重金属超标严重的50亩农田进行治理。其中30亩改造成鱼塘—将受污染的土方挖出，集体封存，覆土种植非食用性植物，同时引进外地干净水源进行养鱼；另外20亩则种上苎麻。 从效果来看，“养鱼很成功。”张继耀笑称，这一示范工程已经通过湖南省环保厅验收，还得了奖。 不过，这一修复模式要大面积推广仍存在困难，“如果要连片开挖，土地表面至少要移走1米深，那么多的土堆到哪里去？何况还是受过污染的（土壤）。” 边修复,边生产 种植苎麻是修复污染土壤较好的方法之一，不过在郴州的治理过程中，也遭遇了实际的困难。 为了大面积推广苎麻种植，形成治污规模效应，同时解决种植户的后顾之忧，郴州市环保局副局长张继耀在2008年特别批复，建议专门创办一个苎麻加工厂。
不过，从民众的反应来看，这并不是一个受欢迎的项目，“由于经济效益差，没有形成市场规模，政府又没有补贴，群众的种植积极性不高。”张继耀对此感到无奈，苎麻厂很快倒闭。虽然当地现在仍有少量苎麻种植，但仅限于农民自用，“用来搓麻绳、编麻袋什么的”。 张继耀将种植苎麻失败的原因归于资金、技术、经济效益和种植习惯等多种因素所致。 事实上，在美国等发达国家，遭遇严重污染的土地一般是封存起来禁止耕种的，政府要对农民给予补贴。 但在人多地广的中国，这一方式的推广仍存在操作上的难度，而生物法则是最相对可行的选择。 早在2001年，遭受砷污染的邓家塘村就开始选用生物法修复土壤。中科院环境修复中心主任陈同斌带领的环境修复团队，在此租了15亩受污农田，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砷污染土壤植物修复工程示范基地。此前，陈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时，发现了世界上第一种砷的超富集植物—蜈蚣草。 蜈蚣草具有超常的从土壤中吸收富集砷的能力，每年每亩地大约可以吸附7－13公斤的砷，其通过根系将土壤中的砷等重金属元素吸收到体内，并转移到地上部分。通过蜈蚣草的吸附、收割和安全焚烧，一般5年内受污染地块就可以修复。 中科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副研究员廖晓勇告诉时代周报，从多年来对基地采集的土壤和植物样本的检测结果观察，污染地块的砷含量在不断减少，蜈蚣草每年的最高修复效率能达到15%，有一块污染程度较低的土地已经修复好，交还给了当地老百姓。 鉴于蜈蚣草对砷污染土地具有极强的修复能力，2010年10月，由国家总投入2450多万元的蜈蚣草修复项目，在广西环江地区、云南个旧、湖南、江西等地成规模展开，总修复农田面积达到1000-2000亩，成为世界上最大面积的重金属污染农田修复。 但在现实中，由于蜈蚣草的种植时间长，成本高，没有经济效益，当地很多老百姓宁愿将土地抛荒，也不愿做这种吃力不讨好的事。 为此，陈同斌将单纯的修复技术发展成超富集植物与经济作物间作的边修复、边生产的新型修复模式，即将蜈蚣草与经济作物套种，一行种植农作物，一行种植蜈蚣草，以此来增加农民的经济收入。 本报记者在邓家塘村采访时看到，被关停的原郴州砷制品公司的厂房已经破败不堪，被湮没在茂密的杂草和灌木丛中，周围的农田上，是成片的杨树林。 苏仙区环保分局纪检组长曹军刚介绍，这里如今种着60多亩林木，70多亩草类，“都是10年前栽的，杨树的适应力强，生命旺盛，除了杨树，还有樟树、桂花树等多种植物。” 曹军刚说，通过土地流转植树种草，也要视老百姓的意愿而定，“早年之所以没有大规模开展，就是担心因为缺乏经济效益引起群众不满。” 在摸索中前进 在邓家塘种植了4年蜈蚣草后，陈同斌团队选择了退出，其重要原因是修复所需资金问题难以解决—通过生物法修复污染土地，价格达到了平均每亩2万元，地方政府不能给予补贴，老百姓的负担重，对这种方式根本不买账。 虽然蜈蚣草修复基地目前仍存在于邓家塘村，包括廖晓勇等在内的科研人员亦在坚持，但种植面积和样本采集、检测频率都在逐步减少。 “以前采得多，一年要采六七次，这两年由于科研经费的原因，做得少一点，一年也就一两次。”廖晓勇说。 廖晓勇介绍，过去修复基地的经费得到一些项目的支持，近年来随着这类项目的减少，科研团队只能拉一些别的项目来继续维持，但他们仍会坚持做下去，“因为这个事情比较有意义。” 对于蜈蚣草修复土壤遇到的经费问题，环保官员张继耀表示理解，却又无能为力。 此前，当地环保部门曾上报了多个土壤修复项目，但上级主管部门划拨的治理资金相对较少，这些钱往往花费在污染源的治理上，“目前的治污，还是以预防为主，防治结合。”张继耀说。 土壤修复耗资巨大，其效果往往难以预期，这样的担忧让地方政府对此类项目的投资慎之又慎。 廖晓勇向时代周报透露，蜈蚣草修复项目已经入选了国家环保部的先进污染防治目录，其在技术层面上已经非常成熟，目前推广的困难在于政府对该技术的推荐力度，“存在一个认知度的问题，有的地方政府认可这种生物修复法，有的就无法接受。” 端午节的小长假期间，张继耀在长沙参加了一次百名专家会诊湘江的研讨会，话题是关于湘江流域重金属污染土地的修复。 从与会专家的介绍来看，目前国内的土壤修复都还处在摸索阶段，没有很成熟的方法能完全推广，甚至在欧美发达国家，也没特别行之有效的方法值得中国借鉴。由于资金缺口大，完全靠地方政府买单，土壤修复的进展缓慢。 根据张继耀的估算，目前在中国，每修复一亩严重污染的耕地，大约需要花费人民币50万－60万元。修复时间漫长，一般要10年甚至20年时间。由于各地土壤土质不一样，修复方法往往不能一概而论，尤其是对郴州这样的土壤重金属含量底值较高的地区，需要在实施中不断调整方案，这使得土壤修复工作变得异常困难，难以预期。 对当前的土壤修复模式，张继耀感到担忧，“没有国家从资金和技术层面上予以支持，单靠地方财政，根本无法独立完成”。 张继耀称，近年来郴州一直致力于重金属污染土壤的生物修复和物理修复方面的探索，2011年底，环保部门与湖南一家环保公司签订了土壤修复合作协议，在永兴县太和乡开展的化学原位修复土壤污染的示范工程项目已经动工。 不久前，郴州将土壤修复列入国家“十二五”期间湘江流域重金属污染治理规划，并上报国家申请专项治理资金，以期提高重金属污染的修复能力。 而在曾经的污染地邓家塘村，如今，无田可种的农民洗脚上岸，有经济能力的，利用当地的矿产资源办起了米石加工厂，生产石子、石粉等建筑材料，家庭困难的农户则外出打工。 肖晓红家也开了个米石作坊，日子过得还算富足。偶尔，当她去基地给蜈蚣草作管理时，脚下的土地才会让她记起，自己依然是个农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