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蒋经国去世，二十四年矣；尤其这十几年来，台湾的政客，雨后春笋般多了起来。所谓政客，只要是当着群众之面、在镁光灯前，总能神采奕奕、口角春风；他们能言善道，专擅表演；他们长于讨好，谀笑取媚；他们随时随地，总有法子弄得大家心花怒放。但私底下，你若和这些人相处，只要不涉功利地闲聊两句，其无趣，其乏味，较诸他们神采飞扬的公众面目，恰好，形成了最大的反差。 他们的政治，只是表演，没有性情。
同样的，我记得上回在大陆时，有位大四学生，陪同我数日；有次闲聊，他谈起学校里的老师，才说几句，竟是满脸的不服气。这年轻人心思干净，不是个轻易憎恶之人；我看他反应激烈，遂问其原由。他言道，大学里有许多老师，课堂上言理滔滔、口沫横飞；不仅会讲，更是爱讲。可私底下，言谈相处，只需半晌，便顿觉索然；平日夸夸其言，但真正面对事情时，其无能、其昏聩，都让人觉得，课堂所讲，果真只是空口说白话。而且，他们平常爱发议论，时不时，就慷慨激昂、义愤填膺，个个都像是正义之化身；但见其实际为人，却又和这样的慷慨激昂，极不相称。换言之，他们所言，与他们所行，有着极严重的断裂；他们的学问，又与他们的为人，两不相干。 他们的学问，没有真性情。 没性情的政治，是政治的最大堕落。没性情的学问，则是学问的最大异化。 学问的异化，古来已多难免；言行之断裂，更早在孔子对宰予“听其言”而后又必“观其行”之时，就已不乏其例。但中国儒释道三家的学问，终究是生命之学，都是体证的学问；体得多少，便说多少；证得几分，也只能老实说那几分；若是未证言证，空谈瞎扯，虽可瞒却世俗眼目，却难逃方家法眼。譬如那孔门，子贡聪明绝顶，常唱高调，但孔子也不客气，几回都直接泼他冷水。尤其禅宗，只要语涉浮夸、不真不切，就难免受斥遭喝，甚至一棒打杀；那班横眉竖眼、峻烈非常的禅师，岂容你不着边际地高谈阔论？又岂容你絮絮叨叨地玩弄概念？ 这样的体证之学，忌空言，也忌抽象；凡论理言学，总以真切为要；“能近取譬”，不骛高远、不玩概念，必归结于具体真实的近前之事。正因如此，中国传统学问的异化与断裂，其实并不严重。 但是，自宋之后，形势丕变。宋、明两代，理学大兴，心性之学呶呶不休的形而上争辩，早落入了抽象思考，不再是孔门的平实与真切。因不平实，故理学家多不可亲；因不真切，故其末流也多有伪善。流弊所及，遂有日后朴学之反动；可这一反，却是越离越远。盖干嘉之学虽不涉抽象，但其竟日寻章摘句，埋首于饾饤考据，不仅脱离了自身，也远离了现实。正因如此，到了清末，乍逢变局，这群满口圣贤学问的士大夫，就只颟顸漠然，一个个成了无用之人。 到了五四，这考据学问，又因“科学主义”而借尸还魂；他们奉“为知识而知识”之名，让这种毫无情性的细琐纠缠之学继续在文史学门中大行其道。而后，在“全盘西化”的呼声中，西方的抽象学问，又在大学体制里取得无上的正当性。于是，人人竞言“哲学”，人人大谈“逻辑”。中国的体证之学，因讲究具体亲证，常常“一步到位”，在学者先生眼中，既无“逻辑”、又非“哲学”、更不能写成“客观”的学术论文，结果，轻蔑之、鄙视之，最后，干脆就摒弃于大学门外了。 于是，多年之后，大学的衮衮诸公，久不知何谓“体证之学”矣。即使标榜儒释道三家的研究者，因受限于抽象的概念分析，又受限于“客观”的学术研究，讲了半天，仍与真正的体证，毫无干系。从此，学问后头那真实的人儿，已杳然难寻。正因如此，在当今大学里，所言与所行的严重断裂、学问与为人的两不相干，已成必然；而眼下许多文化名流与学术明星在人前人后的巨大反差，也早已司空见惯。如此一来，那位大四学生对当下大学的满脸不服气，又何足怪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