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伦敦金融城是世界通向欧洲的大门，也是欧洲走向世界的大门。伦敦与欧洲唇齿相依。伦敦金融城有世界上最大的外汇市场，并且是欧洲银行业和欧元交易的中心。欧洲统一货币—欧元的正式推出，增强而非削弱了伦敦金融城的优势。实际上，在伦敦使用欧元交易的国际金融业务比任何欧元区城市都多。其中原因就是欧元的诞生导致了欧洲从保险到证券和衍生品交易的各批发金融市场围绕着当时已经是市场领导者的金融中心—伦敦金融城进行了明显整合。正因为如此，伦敦金融城可以成为无可争议的欧洲金融第一中心。大规模的金融市场在欧洲已高度集中整合。即使英国在欧洲单一货币之外，伦敦金融城作为欧洲金融中心的地位仍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伦敦金融城的国际银行、权益资本、债券和衍生金融产品的营业额中，1/3来自欧盟的其他地区。一位欧洲大陆管理顾问的调查显示：比利时的客户更愿意与伦敦金融城的员工进行远程交易，而不愿意直接与布鲁塞尔进行交易。他们认为在伦敦金融城的人对市场更了解。而在伦敦金融城的外汇交易中，10次有4次涉及欧元。欧洲证券交易所与伦敦国际金融期货交易所的情况相似，欧元是交易的主要货币。在进行交易的所有利率衍生金融产品中，有3/4使用欧元。伦敦证券交易所1/3的交易使用欧元进行。国际长期债券中，欧元比例上升至40%，已逼近美元。伦敦金融城与欧元区是密切的贸易伙伴。尽管货币尚未通用，但英语却是国际金融界通用的语言。当英语不能满足要求时，各种主要语言在伦敦金融城内都可使用。伦敦金融城占欧盟投资银行主营及相关业务的一半以上，是欧盟第二大市场(德国)交易量的三倍多。伦敦金融城有独特的带有标志的“栅栏”，如图2-7所示。图2-7 伦敦金融城独特的带有标志的“栅栏”1963年，是直到现在还被广大乐迷津津乐道的英国披头士乐队的诞生之年，也是欧洲债券在伦敦金融城国际证券市场上开始交易的起始之年。当外国政府和公司能接二连三地在伦敦金融城筹集到资金时，更增强了它们对伦敦金融城的信心。反之，它们的信心又使得伦敦金融城的债券市场日趋繁荣，蒸蒸日上。这些“正循环”为之后40年中伦敦金融城以惊人的速度成长为全球金融中心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跨入21世纪之际，这些大额资金市场日益被欧元控制。欧元虽是新的欧洲货币，但是最大块的欧元债券市场却在伦敦金融城。2004年，根据德勤的统计，欧洲债券占所有债券发行的大部分，大约60%源于伦敦。当这些债券在二级市场中交易时，70%的交易(其中包括欧元发行债券)均在伦敦金融城进行。如果亲身感受属于欧洲的伦敦金融城，可以发现：近1/4的城内员工依赖于其他欧盟国家的业务；近100家欧盟银行在伦敦金融城设有分行；一家德国银行任命的7位部门主管中有3位在伦敦金融城，包括公司金融主管；欧洲许多领先的保险和再保险公司在伦敦金融城这一平方公里内设有大型分支机构，以劳合社及公司市场为邻，靠近众多行业领先的国际专业公司的欧洲总部。在海运行业，伦敦金融城提供的各种服务无人能出其右。同时，伦敦金融城又是欧洲船舶经纪、船舶金融、船舶保险、海洋出版业、高等教育业、海事法律服务、会计、咨询和船级分类的中心。银行、证券公司、商品及衍生业务的经销商、保险公司和船运公司等都集中在伦敦金融城，成为伦敦金融城至关重要的一部分群体。这就是伦敦金融城外国银行比其他任何地方都多的原因。毋庸置疑，欧洲从伦敦金融城的规模经济中受益良多。集中的金融机构和巨大的交易量意味着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价格优势，也带来了市场和服务高度专业化的发展机会。一家领先的经济咨询机构最近的研究表明，如果没有伦敦金融城的效率，欧洲大规模金融服务的成本将明显上升。一体化无法解决危机11 英国首相戴维·卡梅伦对拟议中的欧洲新宪法投了否决票，这是一个正确的决定，尽管他可能是基于错误的理由做出这一决定的。正如人们反复解读的那样，卡梅伦受到两方面因素的严重影响，一方面显然是为了迎合保守党后座议员的要求，另一方面可以说是为了迎合伦敦金融城的需求。目前还很难说拟议中的新宪法原本是会促进亟需的银行业改革，还是会影响伦敦金融城的合法利益(伦敦金融城是英国最大的出口创汇者和就业源泉)。但由于欧盟多年来一直在朝错误的方向蹒跚而行，因此我们早就该在某方面与之划清界限，而且我们曾经有过这样的机会。法国总统尼古拉·萨科齐和德国总理安格拉·默克尔反复说的一句话是：“没有欧元就没有欧洲。”这是一个毫无新意的谎言，带有几分欺骗性的深奥，目的是让没有参与欧元项目的人感到尴尬。希腊神话中的欧罗巴(Europa)是一位美丽的公主。宙斯化身一头白色公牛来到欧罗巴身边并带走了她。中世纪早期的经院哲学家将她的名字与欧亚大陆西端联系起来。尽管征服者们做出了一次次努力，但欧洲从未长期被一个国家统一过。最接近统一欧洲的是以日耳曼人为主体的神圣罗马帝国。一个著名的说法是，神圣罗马帝国“既不神圣，也不罗马，更不是一个帝国”。我不是一个典型的欧洲怀疑论者。我父亲出生于立陶宛首都维尔纽斯，我母亲出生于该国临时首都考那斯—当时维尔纽斯被波兰占领。我的灵感来自于更重视怀疑精神和经验主义的欧洲思想家。另外，如果可以选择的话，我宁愿把度假地选在欧洲大陆。这些个人细节本身未必具有决定性意义。曾在1964—1970年为英国威尔逊(Wilson)政府担任顾问的匈牙利经济学家尼古拉斯·卡尔多(Nicholas Kaldor)和托马斯·巴洛夫(Thomas Balogh)，就是以反对欧盟而著称(尽管当时英国政府申请加入欧盟的努力并没有获得成功)。他们担心，欧盟会成为社会主义规划的障碍。实际上，事实已经证明，它更是真正的自由市场改革的障碍。最初的欧洲共同市场的“卖点”在于，它将德法两国的基础工业如此紧密地结合起来，以致爆发战争导致欧洲分裂的可能性变得微乎其微。奇怪的是，这里面的经济逻辑并不是那么清晰。不过，建立欧洲共同市场的构想是：在世界贸易之未来仍不确定之际，欧洲共同市场至少是一个贸易可自由流动的区域；生产将在效率最高的中心国家进行，强大的社会保障网将为那些沦为变革之牺牲品的人提供保护。德国社会市场的指导理念也是如此，这并不是什么巧合。同样并非巧合的是，农业要遵循一套不同的、更具保护主义色彩的制度。某些最损害就业的法规来自于后来的《欧洲社会宪章》—约翰·梅杰政府争取到了可选择退出该宪章的权利，但托尼·布莱尔放弃了这一权利。扩大后的欧盟一直在朝着错误的方向前进。它的主要理念：一是偏爱损害就业的微观经济与产业政策；二是拥护通缩性宏观经济政策。把现在发生的这一切都归咎于布鲁塞尔有些草率。最糟糕的决定往往源自各成员国政府。但人们经常喊的一个愚蠢口号是：若想解决问题，就要加深，而非削弱欧洲一体化。我必须对“挽救欧元”的初步计划做出一个快速判断的话，那么我的观点是：它短期会导致通缩，长期会引发通胀—与我们需要的正好相反。如果美国共和党在2012年大选中取得佳绩，20世纪30年代的许多经济失误就很可能会重演—当时各国试图用各种类型的紧缩来对抗萧条。我将用朗伯德街研究公司(Lombard Street Research)的查尔斯·杜马(Charles Dumas)的话来结束本文。“欧元区危机是由13年来的竞争力分化、而非预算赤字造成的”。与德国相比，意大利被视为“失败者”。正如徒劳地阻止1967年英镑贬值和阻止随后十年美元放弃固定汇率制一样，人们肯定已在私下里为应对欧元区解体做了一些准备工作—但这远不足以阻止欧元区解体造成不必要的混乱和破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