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1．伦敦金融城的神秘银行家1600年12月31日，伊丽莎白一世授予了伦敦金融城公司下属的“英国伦敦商人东印度地区公司”(The Company of Merchants of London Trading into the East Indies)，也就是后来被大家所熟知的“东印度公司”。这里的伦敦指的就是伦敦金融城公司，而不是“伦敦市”。虽然这个翻译有点拗口，其名称却真实翻译了“公司”控制在伦敦金融城银行家手中的这一历史渊源。随时间的变迁，东印度公司从一个商业贸易企业变成印度的实际主宰者，还获得了协助统治和军事职能。直至1858年，东印度公司被解除行政权力。伊丽莎白一世也是公司的股东，但是她当然一个金币也没有出，属于“虚拟出资”。因为她在暗处提供人员和庇护，属于秘密的商业伙伴，这种也算是英国历史上真实而且肮脏的一幕。虽然，伊丽莎白一世也在表面一直抨击这种所谓的“奴隶贸易”。约翰·霍金斯(John Hawkins)18家族也是公司股东，霍金斯本人也是银行家，并且拥有自己的家族舰队。对于公司而言，英国政府没有任何的管理权、发言权和知情权，真正控制公司事务的是伦敦金融城的神秘银行家，有25位之多。在公司的股东名单中，除了英王和贵族外，就是25个银行家族，此外入股超过1000英镑的小股东还有500人，但都没有进入董事会的权力—这种投资者无权了解跨国公司运作真相的传统，对后事影响深远。与此同时，25个大银行家族组成了一个董事会，下设约10个管理执行委员会，基层则有十余人为独立团体，其中3～4人负责管理，组成“特派委员会”，史称“大班”，如果派驻中国广州的机构，就是“广州大班”，有时“大班”特指“负责人”。依靠伊丽莎白一世赋予的特权，金融资本盘踞在英国有了“法理依据”。这个武装到牙齿的“东印度公司”在伦敦金融城的出现，进一步加强了外国银行家集团在英国政治、经济、文化核心的强势，实际上形成了主导英国的“武装中心”，而不仅仅是“经济中心”和“金融中心”。其武装力量可以从霍金斯拥有的舰队与西班牙舰队的较量中获胜可见一斑。东印度公司的出现导致了英国各种势力取悦银行家以巩固自己的地位来取得自己的利益，这导致了英国的政治生态完全成为了围绕伦敦金融城运转的新时代。1670年，查理二世授予东印度公司铸币权、司法权、开拓领土权、战争权以及宣战、结盟和缔结跳跃的特权。同时，东印度公司还拥有税收权、贸易垄断权和“特殊商品的绝对垄断权”。 东印度公司拥有的各项特权，导致了市场游戏规则的消失，反过来又加剧了英国伦敦金融城内部的资本兼并以及权力消长。其一系列的改名就涉及了复杂的并购，涉及金额达上亿英镑。詹姆士一世的儿子查理一世继位后爆发的苏格兰起义成为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导火线。查理一世被迫于1640年重开曾被他解散的议会，这标志着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开始，英国由此进入近代。1649年，查理一世被斩首，英国建立了共和体制，虽然以后封建王朝也曾复辟，但资本主义终究占据了英国的主流，借着这个契机英国在以后二百多年中称霸世界，号称“日不落帝国”。 1694年，威廉三世建立了英格兰银行。自由市场经济与20英镑新钞192007年3月，英格兰银行发行的新版20英镑纸币开始正式流通。英格兰银行的票证设计发行有300多年历史，其第一张票据是1694年英王威廉三世为战争筹款发行的手写式票据。大约10年后的1705，英格兰银行开始发行印刷票据。这次，为配合以亚当8226;斯密肖像为图案的20英镑新钞，英格兰银行博物馆还举办了“票证设计”展览。馆长约翰8226;基沃思如此评价英国“票证设计”的历史：长期以来成功的纸币设计都包含了三个基本元素，使用黑色墨水的简单设计，优质的纸张和水印，水印和优质纸张至今仍很重要。根据英格兰银行的统计，20英镑钞票是流通量最大的纸币。因此，防伪技术不可不道。20英镑新钞有一系列防止伪造的加强保安措施，例如加宽的全息条(holographic strip)、微型字体、纸质、印刷质量、不同角度和紫外光下的全息图、透明“不完整”英镑“印记”和水印等。在英格兰银行现任行长默·金的决定下，18世纪英国著名政治经济学家，现代西方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取代英格兰作曲家爱德华·埃尔加(Edward Elgar)，成为20英镑新钞的头像。这是首次有苏格兰人肖像出现在英格兰钞票上，虽然他的侧身素描头像在苏格兰的50英镑钞票上已经出现了一段时间。头像旁边还绘制了工业革命时代的典型纺织工厂，并书写亚当·斯密劳动力划分理论的简述—“分工是制造业的必然产物(凡能采用分工制作的工艺，一采用分工制，便相应地增进劳动的生产力)”。“亚当·斯密洞悉人性，深刻理解社会构成、劳动力划分以及社会分工，在经济学家心中是一位伟大的先驱，”英格兰银行行长默文·金说。1723年6月5日，亚当·斯密在苏格兰的法夫地区(Fife)柯科迪(Kirkcaldy)出生。当地也是现任英国首相、前英国财政大臣布朗的选区。斯密的父亲是当地海关的审计员，在斯密出生前几个月就去世了。母亲是大地主的女儿，一直活到90岁，仅比斯密早死6年。斯密童年体质孱弱多病，又无兄弟姐妹，一生未曾娶妻，同母亲相依为命。斯密最著名的著作是《国富论》(全名为《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它被视为是竞争与市场力量概念的原创者，至今仍是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经典论著。当18世纪即将来临之际，康熙正用他的文治武功开辟清王朝的辉煌，并对西方文明产生兴趣。这时的英国，迎来的是被今天成为“工业革命”的时代。持续的海外扩张和兴盛的殖民贸易不仅带动了人类对商品的需求，也促使英国的科技在整个社会表达对科学家敬意的状态下得到质的提升。从18世纪中期到19世纪中期，英国建起地跨全球的“日不落帝国” 。英国经济学家杰文斯1865年曾这样描述：“北美和俄国的平原是我们的玉米地；加拿大和波罗的海是我们的林区；澳大利亚有我们的牧羊场；秘鲁送来白银，南非和澳大利亚的黄金流向伦敦；印度人和中国人为我们种植茶叶，我们的咖啡、甘蔗和香料种植园遍布东印度群岛。我们的棉花长期以来栽培在美国南部，现已扩展到地球每个温暖地区。”英国成为世上第一个工业化国家，离不开三个人—牛顿、瓦特和斯密。而斯密发现的自由主义经济模式深深影响了英国包括经济在内的整个社会。年近五旬的斯密在《国富论》出版前修订之际，也正是“工业革命之父”瓦特对蒸汽发动机作最后完善之时。《国富论》的出现标志着自由资本主义时代的到来，使得工业化不再停留于发明机器和制造产品的阶段，而真正对社会发展产生了革命性的意义。斯密最著名的观点就是—“看不见的手”—即今天经济学家所说的供求关系。《国富论》中有一段脍炙人口的话语：“我们每天所需要的食物和饮料，不是出自屠户、酿酒家和面包师的恩惠，而是出于他们自利的打算。我们不说唤起他们利他心的话，而说唤起他们利己心的话，我们不说我们自己需要，而说对他们有好处。”这可以说是斯密关于人性的理论之一。但是，每个人在追求自己利益的同时，不自觉地创造了一种自我无意要实现的目的而最终会促进社会利益。“自由竞争”就是《国富论》的基石。电视系列记录片《大国崛起》关于英国是这么阐述的—“如果说，牛顿为工业革命创造了一把科学的钥匙，瓦特拿着这把钥匙开启了工业革命的大门，那么，斯密则是挥动一只看不见的手，为工业革命的推进缔造了一个新的经济秩序。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汤恩比认为，工业革命的实质既不是发生在煤炭、钢铁、纺织工业中引人注目的变革，也不是蒸汽机的发展，而是“以竞争代替了先前主宰着财富的生产与分配的中世纪规章条例。”《国富论》的观点成了国会议员的常用论据，甚至连当时的英国首相皮特也自称是斯密的学生。就这样，新兴阶级在西方各国的议会中占有多数席位时，斯密的理论对这些国家的政策产生深刻的影响，由此形成了自由主义经济模式。最后，说些题外话—英国民众对于斯密这位经济学之父似乎兴趣不大。他们更希望一些当代知名人物登上钞票，例如英国前首相温斯顿8226;丘吉尔、物理学家斯蒂芬8226;霍金、已故王妃戴安娜、已故“甲壳虫”乐队灵魂人物约翰8226;列侬、为英国妇女争取选举权运动的埃米琳8226;潘克赫斯特、浪漫主义作家简8226;奥斯汀、前首相“铁娘子”撒切尔夫人、喜剧演员斯派克8226;米利根甚至前“辣妹”演唱组合成员维多利亚8226;贝克汉姆。
3．罗斯柴尔德家族剪不断理还乱的那些事苏伊士运河、金本位、贝福尔宣言、共济会、美联储、化石战争、摩根财团、洛克菲勒财团、美国国债金融战役(1857)、东印度公司、鸦片战争、伍崇曜……这些名词都有一个共同的背影，那就是—罗斯柴尔德家族。没有人怀疑，英国在维多利亚时代过后就开始衰落，大英帝国风光不再，无法号令全球。其实，这种衰落恰恰是维多利亚时代金融泡沫膨胀的结果。看似庞大的“日不落帝国”最后已经成为了伦敦金融城银行金融家们的“私产”。金融垄断中心1913年转移美国后成立美联储体制，1914年就被看成是维多利亚时代的结束，这一切应该不是偶然！1840年4月7日，英国国会在经过了三天的激烈辩论后，以271票对262票的微弱优势，通过了巴麦尊的提案，第一次鸦片战争风雨欲来！这场源自伦敦金融城内苏格兰银行家集团和罗斯柴尔德家族的“争斗”，成为了世界“金融战役”上的一个历史转折点，对中国、英国、苏格兰银行家集团和罗斯柴尔德家族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以罗斯柴尔德家族为代表的欧洲跨国垄断金融资本，将金融垄断体系扩展到英国，并对洗劫“大清国”进行了尝试。第一次鸦片战争让罗斯柴尔德家族主导了进退两难的东印度公司，直接形成了对苏格兰银行家集团的债务控制，并间接控制了英镑发行，从而成了“日不落帝国”和“伦敦金融城”的“第二主人”，并让其资源在美国、英国、中国、欧洲大陆、印度次大陆等连成了一个整体，为其参与设计的世界上第一个金本位世界货币—美元的出现，打下基础。现代经济社会中，很多经济学家都推崇亚当8226;斯密在《国富论》中提出的“那只看不见的手”。 “那只看不见的手”被解释为“市场经济的自我调节机制”，从而亚当8226;斯密被誉为一个反对政府监管并强调自由市场经济的“自由主义经济学祖师”。不过，亚当8226;斯密的初衷可能并不不见得如此。经济究竟是什么？只有在金融危机时代，人们才真正意识到了实体经济的重要性，饥时面包、冷时寒衣、雨时陋室、病时良药……这些都是实体经济，是经济、金融的核心所在。出生普通家庭的亚当8226;斯密经过童年基督教的洗礼，青少年时期法兰西斯8226;哈奇森教材的启蒙，在思想深处形成了“两重性”，可以说影响了亚当8226;斯密的一生，也带给了亚当8226;斯密复杂的人格和行为模式，为写下《国富论》奠定基础。在牛津大学毕业后，经历了彷徨，在担任格拉斯哥大学逻辑学讲师后，亚当8226;斯密也成为了理查8226;汤孙德儿子私人教师。有一种说法，1766—1776年，罗斯柴尔德家族资助了亚当8226;斯密，让其“鼓吹”放弃政府监管并建立没有任何政府管理的“自由经济体系”，这就是《国富论》的最早雏形。罗斯柴尔德家族想要达到的观点不外乎有：跨国金权控制英国政权；世袭金融集团控制英国议会选举；重新建立英国经济理论和经济界的游戏规则；宣扬“唯利主义”由此提高罗斯柴尔德家族跨国金融垄断资本的价值和力量；轻视道德守信善良凸显金钱价值；宣扬黄金是货币的基础以及大量的黄金储备是国家的基础……这些，最后都体现在了《国富论》一书中。其实，从实际角度上看，黄金实物是绝对不可能满足世界经济总量的，而且罗斯柴尔德家族本身就控制了不少的黄金实物，这样，鼓吹“金本位”就成了买卖在银行地下金库中的黄金记账符号，与黄金实物购买南辕北辙，等于放弃国家货币发行权而向银行家族借出“信用数字”—“空气金本位”，以此来控制苏格兰银行集团主导的英镑体系。金本位让拥有较少黄金实物的苏格兰银行集团和英国政府无力摆脱黄金桎梏，政府信用无法体现，货币发行权就必须依靠“金币借贷”，也就形成了罗斯柴尔德家族控制下的“金本位债务货币”，也就完成了货币私有权从苏格兰银行集团向罗斯柴尔德家族家族的过渡。其实，亚当8226;斯密很清楚，没有政府管制，经济必然被金融集团控制的巨大危机，因此，从另外一个角度说，他提出的这个概念—“那只看不见的手”在主导一切，就是要防止“大资本的垄断”，影射罗斯柴尔德家族对英国市场经济的破坏和垄断。罗斯柴尔德家族也不是省油的灯，对亚当8226;斯密并不客气，包括让亚当8226;斯密的财产清理人告知其家人说亚当8226;斯密的财产都秘密捐献给一些慈善基金会了。要知道那个时候的慈善基金会大多由垄断金融资本建立，拥有者都是罗斯柴尔德家族体系的。20世纪，罗斯柴尔德家族成员艾玛8226;乔治娜8226;罗斯柴尔德曾公开否定“看不见的手”，其认为，“看不见的手”根本不是斯密的重要概念。历史证明，“看不见的手”就是斯密留给后人最大的贡献。斯密的经济道德情操药方20 斯密今天最受人注目的当然是他的《国富论》(全名为《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这被视为是竞争与市场力量概念的原创作品，至今仍是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经典论著。不过，以笔者来看，市场经济中的道德问题似乎更得到斯密的重视—《国富论》出版后只修订了两次，而斯密所著的另一本著作—《道德情操论》却修订了5次，而且斯密直到死前3个月还在抱病做最后的修改和充实，可见道德问题在斯密这位“经济学之父”心中的地位。在斯密那个时代，“道德情操”一词是用来说明人(被设想为本能上是自私的动物)的令人难以理解的能力，即作出判断克制私利的能力。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就是阐明具有利己主义本性的个人怎样控制他的感情或行为，尤其是自私的感情或行为，以及怎样建立一个有确立行为准则必要的社会。斯密致力研究“道德情操”这个主题可以追溯到1737年他以出色的成绩进入格拉斯哥大学学习。出类拔萃的道德哲学教授哈奇森以渊博学识与高尚人格给斯密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哈奇森似乎注意到了斯密的天资，把他介绍给了当时正在写作《人性论》的哲学家大卫8226;休谟。1740年，斯密作为斯内尔奖学金的获得者被推荐到牛津大学深造。在那里，斯密致力钻研《人性论》等当代和古代伟大思想家的作品，打下了坚实的古典哲学与当代哲学的基础。1759年4月，斯密出版了《道德情操论》。在听取了一些研究哲学的朋友们的意见后，斯密对《道德情操论(第2版)》做出了具有重大价值的修改，即发展了有关公正的旁观者的理论，明确提出良心是一种社会关系的产物。此外，斯密加强了对法学和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于1763年在格拉斯哥大学作了“关于法律、警察、岁入及军备的演讲”。在这次演讲中，斯密论证了在经济自由的条件下，资本主义经济关系能够迅速地推动财富的积累，并围绕这个中心，初步分析了当时英国经济生活的基本问题，阐述了政治经济学的一系列基本原理，从而确定了他经济研究的总方向及其经济理论体系的中心思想。因此，这次演讲中所阐明的基本思想，可以看作是他后来在《国富论》中所建立的古典政治经济学体系的雏形。今天的全球经济中，要求进行道德投资和企业的社会责任呼声越来越高。而这一切，早已在斯密的预料中。在他看来，这是自由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然而，如何将道德引入其间，也是斯密毕生的追求。250年前，在英国经济迅猛发展之时，斯密曾满怀热情地呼吁政府放弃一切阻碍人们发财致富的政策，而采用顺应和放任人类天性，激发和利用人人都有的自利动机来增进个人财富和社会利益的制度和政策。然而，斯密在观察了英国社会产业革命30年后的情况，发现迅速富裕起来的英国人尤其是商人阶级，道德腐败愈演愈烈。曾认为财富与德性之间存在着相互促进的良性关系的他，不得不承认通向财富和通向德性不是一条路子。这里的内在矛盾意味着现实选择的困难，既不能要求人放弃财富而追求德性，更不能放弃德性而追求财富。不过，他或许希望道德情操和私利最终都将达成相同的目标。今天许多世界富豪的慈善活动似乎也说明了这一点。两百多年过去了，在这个钱潮滚滚而“礼崩乐坏”的时代，笔者回国时发现，中国的各个阶层似乎都有些彷徨，究竟该何去何从？当年斯密开出的药方是两个，第一，人的幸福感与外在的东西关系很小，钱多钱少无关乎快乐和幸福，内心的宁静平和才是幸福之源；第二，每个人都要唤起自己“同情共感”的天然能力，成为自己和他人的“公正旁观者”，努力做到推己及人。他认为，无论贫穷还是富裕，做到这两点就能够培养起一种自制和自律的德性，才能克服虚荣、狂妄的心态。也只有这样，我们才不仅有可能享有真正的幸福和快乐，也有可能增进他人的幸福和快乐。今天，中国人也开始关注商业社会中财富与德性的关系问题了。不久前，在中国环境保护史上发生了两件引起世人极度关注的大事。一件是厦门市政府宣布投资海沧的PX(对二甲苯)化工项目缓建。另一件是太湖蓝藻引起无锡市自来水发臭，无法正常饮用。对一般中国人来说，都以为新鲜的空气和清澈的水是最充分的，甚至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绝的资源，但在PX与蓝藻面前，两大资源顿时匮乏，出现危机。2007年8月22日，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城市饮用水安全保障工作。4天后，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开始审议包括《水污染防治法(修订草案)》在内的数部法律。该法系首次进入国家最高立法机构审议程序。《水污染防治法》出台于1984年，曾在11年前有过第一次修订，此番再次修订，新增条款达26条，修改较大的条款24条，而该法原先只有62条，其调整力度可谓空前，意义非同寻常。《美国商业周刊》不久前刊文说：尽管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但生态环境却急剧恶化。如今，中国汇集了世界上最高浓度的烟雾、酸雨、河湖污染，以及最严重的森林砍伐和荒漠扩大。这和相关企业和政府追求片面GDP发展有相当大的发展。而此前，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世界银行估计，中国近60%的城市人口居住城市的空气污染水平至少是美国平均水平的两倍，是世界卫生组织推荐水平的5倍。污染型增长的经济代价非常巨大，但很难计算。世行报告估计，在2003年，污染的健康代价约为GDP的6%，即7810亿元人民币，但这还不包括治理成本，以及当前不可持续发展对工业造成的未来成本。无可否认，经济发展必须受到法律和道德监督和制约，企业必须促进教育发展等社会行为。“君子好财，取之有道”—这句话反映了合理化或道德化的经济学最原始的道理。在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建设创新型国家的过程中，应保持“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的精神，任何非法、非道德地“掠夺”致富都是对社会发展的践踏。在先天不足的法律监督下，如果能有一种具有可操作性的理念变革，那是一种对社会的真正的责任感。在中国，学界有类似“经济学要不要讲道德”、“伦理学要不要科学化”等方面的问题。在患得患失于效率与平等、发展与代价、经济与道德、自由与公正之间的情况下，企业和政府了解一下亚当8226;斯密的理论，或许会有一些新的启发。因为，如何在自由市场经济的发展状态下，进行道德投资和提高道德情操是一个重要的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