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一个词语，由坏变好难，由好变坏易。民主诞生之初，原本是一个坏词，磨砺两千载，直到十九世纪以来，才成为举世竞逐的政治路标，哪怕是心中极其厌恶、恐惧它的专制者，有时都不得不用它标榜自身。反之，则如爱国，数千年来在泱泱中华一直是一个令人热血沸腾的好词，大抵便是在这数十年来，仿佛感染了致命的病毒，迅速变质腐坏。嘲讽爱国主义的名言一夜之间开满了公众的头脑——我们尝引塞缪尔·约翰逊和王尔德的话，这里且抄一句安布罗斯·皮尔斯：“爱国主义：一堆随时可以被任何野心家所点燃，去照亮他的名字的易燃垃圾。”如今你在一些公共场合宣称自己是爱国者，恐怕不会迎来真诚的掌声，而是白眼和嗤笑。 这其中的缘故，应该是爱国的所指与能指之间出现了崩裂。我依然相信，从本意上讲，爱国是一个好词，我从不否认自己是一个爱国者。只是，爱国之现实，即能指，远远背叛了本相：爱的对象被异化，爱本身被绑架。许多时刻，爱国之举，不仅无关于“国”，更无关于“爱”。 爱国者常犯的错误之一，即把国家等同于政府。这不可混淆之处，古人早已辨明。殊不闻，国家兴亡，肉食者谋之；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古人口中的国家与天下之别，正如今人口中的政府与国家之别。当差别被抹煞，爱国便陷入了迷障。上世纪30年代，陈独秀被诉以危害民国罪，章士钊为其辩护，指出“国家与主持国家之机关（即政府）或人物，既决然不同范畴，因而攻击机关或人物之言论，遽断为危及国家，于逻辑无取，即于法理不当”，可惜这一番明澈的道理，不为法院所取，陈独秀终被定罪，贻笑千古。殷鉴不远，我们切不可重蹈覆辙。
爱国的第二个误区，即爱国的主义化。我愿意自许爱国者，却不愿自许爱国主义者。盖个体化的言说与行为，一旦冠以“主义”的宏大后缀，犹如一个瘦弱的旅人，忽然被压上千斤重负，本来笔挺的脊背即刻弯了下来，而生出一副奴才相。爱国就是爱国，是我与我热爱的国家之间的自由恋爱，任何人与权力都不得干涉；若被主义化，则沦为包办婚姻，其幸福指数直线下降。要言之，爱国无须主义，主义化的爱国未必是真爱。 爱国的第三个问题，即将爱国神圣化（或者神经化），藉爱国之名，行欺人、侵权、违法之实。远如“五四运动”之火烧赵家楼，践踏曹汝霖家的财物；近如前不久的保钓游行，在广州、深圳、杭州等地，对日货、日系车、日本店进行打砸抢。话说回来，我支持保钓，却不支持这般暴乱的保钓。这么做，不消说保卫钓鱼岛，连自家钓鱼的河流都保卫不了。你不懂得尊重他人的财产权——大多日货，虽为日本制造，却属国人所有；大多寿司店、料理店，更是国人所开，况且美食从来不分国界——谈何让他人尊重你的财产权，相比爱国的神圣，财产权更加神圣不可侵犯；你号称抵制日本人，实际上却在抵制自己的同胞，其结果，必定为同胞所抵制。所以这样的爱国者，通常被斥为“爱国贼”。 爱国的第四个问题，在于爱国的崇高名义，除了被盗用成贼，还被滥用成灾。譬如抵制日货的壮士，高举爱国的义旗，最终将自己抵制成了蠢货，爱国的旗帜，焉能不脏？再如，我惯用一个案例，这里重述一遍。中日战争期间，由于中国屡战屡败，有些好汉满腔忧愤无处诉，企图从战场之外找回面子，便跑去日本妓院，点了一名日妓，狠狠发泄一通，回去后四处宣扬为国争光，在床上打败了日本人，此即所谓的“床上爱国主义”，爱国的名头，焉能不臭？长此以往，爱国这个词焉能不坏？ 诸君读到此处，也许会质疑：这也是误区，那也是误区，爱国竟然如此艰难？其实，相比这四点，还有更让爱国者头疼的难题呢。举国保钓，我所居住的城市不甘落后，有些朋友制作了保钓衫，分发同志，却遭警察阻止，听说那些印有爱国图文的保钓衫皆被没收。爱国爱到这一步，不是令人心痛，而是令人心寒。这已经不是如何爱国的问题，而是能否爱国的问题。不得擅自爱国，才是制约爱国者的最大限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