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有利益的地方，改革就会有阻力，利益越坚硬、越持久，改革的阻力也就越大，这几乎是一条铁律。很好说明这条铁律的就是户籍改革。形成于上世纪50年代的户籍制度，经历过大半个世纪的风雨洗礼后，如今依然顽固地阻隔在中国的城市和乡村，成为制造中国社会二元结构和城乡分化乃至对立的“罪魁祸首”。 那么，谁不愿意改革？在一般人的印象中，一定是城市居民，因为他们作为现行体制的受益者，肯定是不愿农民进来分享“奶酪”的。这没错，理论而言，城市市民是最有动力反对户改的。然而，比起市民来，还有一个群体更不愿变革当前的城乡体制，它就是城市政府。有何为证？证据很多，最新的一条是，由国家发改委一位副主任带队的国家城镇化专题调研组，在对浙江、广东、江西和贵州等8个有代表性省份的调研后，结果显示，户籍改革几乎遭所有市长反对。 这让人大跌眼镜，不是讲政府是人民的政府，代表全体人民的利益吗，怎么反对户改？但别忘了，利益也是分化的，在现行体制下，市长并不代表农民的利益，他只代表城市居民的利益；甚至，城市居民的利益他都不代表，只代表政府自身的利益。
从政府的角度说，农民到“我”这儿来打工，既“承包”了城市居民不愿做的活，又给政府贡献了产值和税收，而且自己只拿那么一点工资，谁不喜欢这样的城市化，谁又愿意放开户籍呢？何况，在城市化的名义下，还可低价把农民的土地拿来，转手高价卖出，既充实了政府的钱袋子，又顺便往自己的口袋里装一点，另将卖地的收入，投一部分城市的基础设施建设，讨好市民，这种公私兼顾，一举三得的事情，岂不很好？要是换了你我做市长，为什么要改革呢？ 然而，把板子打在市长身上，市长也可能会委屈，喊怨。市长会说，我也不想这么做，可目前的户籍制度它就直接与教育、社保、医疗等诸多福利挂钩，而这些福利都是要钱做后盾的，但在现行财税体制下，地方政府预算收入由上级支付，按本地的户籍人口来核定。政府要扩大城镇福利制度覆盖的范围，上面不给钱，就最多只能主要考虑本地户籍农业人口了。 当前地方政府财政收入中，土地出让金是重要的财源，在某些城市通常占财政收入超50%以上。为保证这一主体财源，地方政府热衷于将城市越扩越大，以便有更多土地可以用来招商引资和出让获利。但在国家对房地产市场的调控下，很多城市的土地收入锐减，像杭州，今年上半年的土地出让金不到其高峰时的1/5，这无疑会影响市长对户籍改革的积极性。 所以，要推进户籍制度改革，推进“以人为本”的真正城市化的落实，除了改变市长们对户改、对城市化本质的认识外，关键是要重塑地方财源，给地方一个可靠的财税来源，有了稳定的财源，地方政府才有能力把公共服务覆盖到新增的城市人口身上。 然而，地方财源的重塑也不是简单一句话就能马上做到的，它首先遇到的一个问题是，财源来自哪儿？虽然地方财源的重塑涉及到中央与地方的事权和财权分配，涉及到土地征用制度的改革等一系列复杂问题，但根本而言，没有经济的发展，仅靠税收分配关系的改善，最后还是会枯竭，所以，财政来源的第一动力还在于经济的持续发展。经济发展不仅是增长财政收入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它能给人们提供就业机会。城市要放开户籍，就必须有吸纳足够多的劳动力的能力，提供足够多的就业机会，因为只有能够就业，才能在城市生存，但就业机会的增加是需要一个过程的。目前包括农民工在内，流动于城市的人口大约在3亿左右，已经使得城市的就业机会拥挤不堪，未来假如还有3亿农民要流出，以两人提供一个就业岗位论，还须创造1.5亿个就业岗位。如果没有经济的持续增长，没有产业结构的顺利调整，没有服务业的开放，这同样是无法办到的，而要做到这一切，需要时间。 因此，在目前经济处于衰退、城市财政收入减少的情况下，要让2亿多流动于城市和乡村的“候鸟”农民工转换身份变成市民，似乎就成了一个死结。如何解开这个死结，正是需要各地来创造办法。 现在看来，一条可行之策是在户籍的放开上，走梯度发展之路，也就是先将具备条件的中小城市和建制镇的户籍放开，在这些地方，人口可以自由流动和居住，待条件大体具备时，再放开大城市的户籍。 很多沿海的中小城市和建制镇，以及大城市周边的一些城市和镇，其外来人口的比例早已超过本地户籍人口，经过这么多年的先行发展，它们也已积累了雄厚的财力，因此是有条件率先开放户籍的。可以先把在城市有稳定居住地、稳定收入的农民工纳入城市的公共服务体系，与本地居民做到一视同仁。在这一过程中，同时辅之以征地制度的改革，逐步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允许农民或集体经济组织在符合规划的前提下，利用自有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以出租、入股、委托经营等方式参与城镇经营型项目的开发，提高农村土地的价格和农民在土地增值中的分配比例。 当然，对梯度开放户籍不能机械理解，不是说一定坐等条件成熟后再放开，而是可以边创造条件边开放。不过，就全国而言，要最终实现人口自由的、无拘束的迁徙，必须建立起四大基本制度。一是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制度，所有城市要给流动人口提供最基本的服务，不管你是不是我这个城市的居民，只要到我这儿来，我就得给你提供最基本的服务；二是过渡制度，只要你在一个地方住上一段时间，就可以享受国家和地方给予的相关的福利待遇和个人发展机会；三是土地置换制度，鉴于中国人多地少的现实，要解决城市化后的粮食安全和土地瓶颈问题，需要在农民的土地和市民化之间建立一个置换平台；四是保障住房制度，在城市没有居住之所，也就无法在城市立足。当然这不是说一定要自己买房子，但从政府角度而言，须为每个想来城市发展的人提供居住之所，这是政府的基本责任。由此来看，全国的户籍开放确实还需要一段时间。 然而，不能因此对户籍改革产生一种懈怠心理，认为可以停下来或慢慢推进。中国农民受制于户籍制度苦矣，必须从思想上对打破城乡二元体制怀有紧迫感，这就需要我们把作为现行户籍管理制度法律依据的1958年条例予以废除，同时恢复1954年宪法对迁徙自由的规定。宪法作为国家的根本大法，若不能确立迁徙自由原则，户籍改革就失去法律支持，就是违宪，因此，虽然实际的户籍开放还需要一个过程，但法律完全可以先行，确立迁徙自由的基本原则和大方向。这是人类进步的方向，是社会正义之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