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1985年，山西翼城县请示政府高层后出台计划生育试点规定，放开了二胎政策。媒体称多年来，翼城县人口出生率和人口增长率都低于全国水平，当地居民已不愿意多生。 在这个报道中，该实验奠基人梁中堂的观点引起我最大的共鸣：人口的出生率有其客观规律性，生育是每一个家庭的实际生活，它要受到许许多多的条件制约，远不是政府制定目标和指标可以限制的事情。应把自由生育权交还给人民，让人民自己决定自己的生育。 中国严酷的计划生育政策，是在政府管控一切，实行高度计划经济的背景下实行的。政府傲慢而自负地认为它可以像管控其他社会事务一样，有能力并有资格管控好老百姓的子宫。现在看来，严酷的一胎化政府的后果已经非常严重，它违背了人口出生率的客观规律性，它必然要受到规律本身的惩罚。 马尔萨斯悲观的人口论认为，生育是一种“自然”的生理行为，只有“积极制衡”（即战争、瘟疫、饥荒等）所导致的死亡率上升，才能制止这种增加。这种说法无法解释以后历史的发展，他所在的英国的人口发展走向，就否定了他的理论。 英国工业革命带来人口出生率的变化，起初出生率有所增长，因为英国的城市地区曾一度持有和乡村地区同样的观念，认为孩子作为劳动力非常重要。但从19世纪后半期开始，出生率逐渐下降，到了20世纪，欧洲出生率仍持续下降，现在，英国的出生率非常低，以致成为一个社会问题。为什么英国和欧洲没有出现马尔萨斯所说的人口呈几何级数增加，以致造成食物紧张，不得不通过瘟疫、战争等来消耗人口的悲惨景象呢？ 据分析，原因在于：婴儿死亡率的下降导致了出生率的下降，因为在死亡率高的地区，必须生下许多孩子才能保证一些能存活下来；城市化、工业化社会禁止使用童工，因而孩子与其说是一种财产不如说是一种负担；城市化的发展也改变了人们的观念，特别是传统乡村的大家庭观念随着文化的普及得以削弱；尤其是妇女社会地位的提高、就业的增加以及控制生育的方便可行性等方面的根本变化，都促使了出生率的下降。一句话，经济结构和生活方式的变化带来了人口出生率的下降。 欧洲人口出生率的下降，雄辩地说明，人口的出生率有其客观规律性，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都会使人们调节生育行为，降低人口出生率。中国历史也证明了这个结论。中国江南经济史研究专家、清华大学教授李伯重，深入地研究了经济发展较快的江南地区的生育状况，发现在宋元明清时期，江浙人民在生育控制的多样性和有效性等方面，取得了重大的进步。他认为，清代前中期江南地区人口增长速度大大低于全国其他地方。那些地方的人们通过溺婴，鼓励独身，限制结婚，推迟结婚年龄，运用堕胎、绝育与避孕方法，以及因男子外出谋生，减少夫妻同室的机会，将人口出生率控制在一个较低的水平。控制的动机尽管多种多样，但最根本的是人们希望少生孩子以保持一定的经济生活水准。而当时的江南地区人民的生活水准是全国最高的，甚至在全世界都是很高的。 既然社会经济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可以降低生育率，那么，人口控制的根本做法就应该是发展社会经济文化，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准，促进落后的传统农业社会向工业化、城市化社会转化。但反观上世纪中国疾风暴雨式的一胎化计划生育政策，它与这种方向是完全相反的。事实证明，在落后的农业社会，养育孩子的成本比较低，粗放式养育，花钱不多。不用读书，没有教育投资；茅草房可以生活，也没有买房的压力。但是多生孩子的收益相对较高，孩子七八岁就是农活的帮手，顶半个成人；孩子多，可以分担养老的压力。这就是中国农民宁愿多生孩子的原因。而一旦进入工业化、城市化社会，经济结构变化，人们的生活方式改变，多生孩子的优势立即逆转，多生孩子的压力陡然增加。这种状况下，即使国家不实行严酷的计划生育政策，人口出于自身利益的考究，也会主动调节生育行为。所以，上世纪中国应该做的是，大力发展经济，促进城市化，工业化，改变经济结构和人们的生活方式，诱导人们选择少生优生。而中国政府却采取了完全相反的办法：拒绝发展经济却大搞阶级斗争；将农村社会与城市社会完全分隔开来，坚决防止农民进城，拒绝城市化进程。就是说，要在完全保持落后的社会经济结构和农民生活方式的情况下，通过实行一胎化政策，以减少吃饭人口。这显然是南辕北辙，本末倒置。
现在，中国人的生育愿望已经大为下降，即使取消计划生育政策，也没有多少人会选择无限地生育。原因非常简单：今天，人们的生活方式大为改变，生活水准较为提高，加入城市化、工业化进程中的人们，生养孩子的成本极为高昂，要多生孩子就必须面临沉重的教育压力，就业压力，婚姻压力，住房压力，这将使人们不堪重负。今天，还有什么必要，继续实行严酷的、不人道的一胎化政策？国家完全应该把自由生育权交还给人民，让人民自己决定自己的生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