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在我两岁时，父亲离我而去。三岁时，我们从新泽西的大房子搬到了长岛格雷特奈克的小公寓。我眼中的世界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换：父亲走了，母亲整日工作，好像每隔两三天，都会换个陌生人来照看我。那段时期，我相当迷茫，内心冲突重重。
回想起来，父亲母亲是在越战的促成下闪婚的。在那个地缘政治动荡不安的年代，他们的婚姻不幸从一开始就注定了。但小孩子不懂这些，我家是镇上仅有的三个离异家庭之一，这让我的童年变得那么的不正常。家庭的经济重负之下，母亲一面做着幼儿园老师，一面在曼哈顿做销售。我得说我有一个了不起的母亲，因为她的坚持。她的销售工作是计件提取佣金的，这样她可以有灵活的时间安排，可以照顾她的孩子。我和哥哥亚当同住一间房间，我们努力适应着没有父亲的生活，母亲则在她的多重角色中疲于应付。母亲的收入加上外祖父母的接济，使我们勉强过上中产阶级的生活。无论怎么看，我们都是相亲相爱的一家人。我家住六楼，邻近一个公园，几个街区开外就是火车站。我们镇算是富裕了，但还不是这个地区最富有的。在格雷特奈克镇上，小孩子们评价一个人就看他鞋子和衬衫上的商标。那是我对钱最早的感觉，我感觉家里有点钱，但又永远缺钱。有时我到住在镇上另一边的朋友家做客，那开阔的草坪和奢华的汽车令我目瞪口呆。我问母亲为什么我们的生活这么拮据，我没有意识到，对于要养活两个孩子的单亲妈妈来说要应付这么一个问题是多么残酷。她总是回答道："如果你想有钱，就去找份工作。"父亲那时已经搬到加利福尼亚住，我们的接触仅限于为数不多的探访、电话、新年贺卡，有几个暑假我们也曾一起度过。我会在生日当天盯着电话无尽地等待，希望收到父爱的表达或是暗示，希望感觉像一个正常家庭的正常孩子。但期盼常常落空，这种期待与失望深深地影响到我，但直到很多年后我才懂得这种失望的可怕影响。"如果你想有钱，就去找份工作。"我对生活的不满以无数种方式呈现出来，而且我小小年纪就被确诊为多动症，这让我变本加厉地宣泄不满。为了获得关爱，我经常打斗，谁碍我事儿我就揍谁。我渴望认同，当这种渴望不能被满足的时候，我就滥用别人的善意来满足自己的饥渴。我超重而且不讨人喜欢。这种情况下，任何一个孩子的日子都不会好过。由于服用利他林，我常常夜不成眠，这时我就坐在母亲的卧室外面听里面的动静，我多么希望她也没睡，能陪着我。我无法与人相处。六年级时，这种情况已经发展到极端的地步。母亲和社会工作者交流，试图为她的小儿子找到一条出路。最终，我从公立学校退学，被安排到皇后区的牙买加学校，那里专门对特殊儿童实行小班教育。这是必要的举措，但我当时并不懂。我变得更加有侵略性，打架斗殴，寻衅滋事。但问题不在"智商"，我接受了多次强制性测试，结果都说我的智商为"中高"水平，问题出在我的"行为"上。懵懂的我只清楚一点，我憎恶自己不能进入公立学校这个事实，我渴望"正常"，我想融入社会。七年级时，我意识到想要改变现状，就必须从内心开始转变。我把自己的梦想写在纸上，这张纸是公立学校的课程表，课程表的下面写道："主啊，祈求你让它成真！"（这是基督教常用的祷告词。──译者注）别的学生为此嘲笑我，我的本能反应是打架，但我没有，因为我意识到打架只会让梦想离我而去。我一心一意地作出改变，在那年余下的时间里尽我所能地做个好孩子。第二年秋天，我进入了格雷特奈克中学。我13岁时在当地一个面包店打工，这是我的第一份长期工作，至今还在做。每周六早上5:00起床，准备迎接蜂拥而至的顾客，其中一些顾客来自我所羡慕的家庭。"如果你想要有钱，就去找一份工作。"我忘不了那个收银台的象征意义，在用钱交换食物和服务的过程中，一个大理石柜台横隔在有钱人和没钱人中间。但当时的我还是懵懂少年，我不会知道我将经历收银台内外的两种生活，更不会懂得：每个人都不要随意地祈求什么，因为每一个祈求实现的时候，都可能带给你不曾意料的代价。虽然回到了公立学校，我的多动症还在，好勇斗狠的行为并没有多大改变。我母亲很有创见地鼓励我做体育运动，把我的精力引导到有益的方向。将勤补拙，我逐渐成长为一名运动员，我的童年生活也终于变得"正常"、"传统"起来。寻找父亲父亲的离开，在我的生命中留下了巨大的空洞。难得见到父亲的时候，印象中他也是虚无缥缈的，身上还带着一股怪味。多年以后我才懂得这种怪味意味着什么。童年时，我曾有几个暑假去加利福尼亚的林地山庄看过他几次。他当时从事电影的后期制作，显然生活优裕。他的房子坐落在山上，后院里有游泳池，车库里有名贵的汽车。我们也曾敞开心扉──那些都是我十分珍视的时光，但他喜怒无常，我们的关系也时好时坏。我记得十岁时的一个场景。我们在泳池中游过泳后，走过车库旁边，我告诉他我最恐怖的事情就是自己最后也会像他那样。他抡拳朝我打来，我立即倒地躲避。他打空了，但我大哭起来，希望他不会再发出第二波的攻击。亚当与我和大多数兄弟一样：年少时候打打闹闹，但却手足情深。一天早上，在格雷特奈克小镇的家里，我醒来发现亚当坐在他的床上，一边哭一边抚弄着我家的猫咪瓦伦提诺。我问他怎么了，他只是让我继续睡觉。第二天我到学校，亚当的朋友告诉我亚当搬到加利福尼亚去了。我回到家里时，母亲正在冲着电话中的父亲尖声大骂。亚当是高三时（美国的高三相当于我们的高二，是高中的倒数第二年。──译者注）回到东部与我们住在一起的。当时父亲和他妻子（父亲六次结婚有五个妻子）开始分居，亚当回来是因为他遇到了问题，但我当时对他遭遇的困境全无意识，他回来的决定也是他独自做出的，父亲并不认可。是卢比坐飞机把亚当接回来的，因为亚当告诉卢比他害怕父亲会做出激烈的反应。尽管我们还小，但我们在那个时候就知道，没人敢在卢比面前撒野。我的童年就是在寻找自我、理解自我的痛苦中度过的。14岁时，我已经减重不少。从那时开始，我生活的主题就是运动、交朋友、约会（如果那也算的话），与此同时，我开始发奋努力，并因为自己的努力而获得回报。在此过程中，我取得了内心的平衡。高中是一个邪恶的地方，在长岛尤其如此，人们以财取人。我的自尊心在这里不堪一击──我把父亲的离开归咎于我自己，似乎是我的出生把他赶走了。我试图接受自己被抛弃的事实，但内心总会感觉刺痛。尽管我拥有了所希求的一切，我仍然缺失了一些实实在在的东西。我和父亲的交流逐渐频繁起来，在我即将进入高三那一年，我想要解开心中的谜团：他究竟是谁？于是我搬到了南加州。我母亲对我的这个决定并不认可，但是她明白这是我内心的需求，我必须自己学到生活的这一课，因为有些问题一直困扰着我，我必须去寻求答案。我打点好行装，向西飞去。大起大落父亲的情绪一天一个样，我们的关系也是大起大落，前一刻我们还在一起打棒球，弥补逝去的时光，下一刻我就在房间里蹑手蹑脚，生怕暴怒的父亲听到我的声音。我以为他只是脾气古怪，但多年后我发现实情远不止如此。他的病因让他完全无法控制自己，而这种病症当时还不为大众所熟知。
一天晚上，我父亲开回来一辆红色的法拉利，声称他在公司升迁了。我永远记得他有多爱那辆车。他又是洗车又是打蜡，精心呵护，似乎那就是他人生成功的标志。他很享受开车进城拉风的感觉，我也一样，享受世人艳羡的目光。在我最终成功抵达华尔街后，我会一次次地见证这种对地位的刻意追求。我急于效仿父亲，也买了一部红色尼桑200SX。我父亲在确知由我来分月付款时才与我连署签下了贷款合同。为了还贷，我同时打了几份工：在当地一家商场的纽约熟食店打工，在学校门口那条街上管理一家赛百味快餐店，为了每天挣50块跑到西米谷市帮业主除草。母亲的话时常在我脑海中盘旋："如果你想要有钱，就去找份工作。"但是有时这么多份工的收入还是不够还贷，我就卖掉外祖父送我的棒球卡。（美国男性流行的藏品之一种。──译者注）为了换来现金，我不惜出卖了米奇8226;曼陀、贝比8226;鲁斯、威利8226;梅斯和年代久远的鲍勃8226;吉布森，我觉得很值，我当时就是这么认为的。我减少了运动，但为了能开上车，我愿意忍痛割爱。加利福尼亚不同于纽约，没有车的人简直就是贱民，买不买车根本没得选。高四那一年的一天晚上，父亲走进我的房间告诉我他被公司解雇了，不得不卖掉他的法拉利。他说他得征用我的车，因为他要开我的车去参加求职面试，但车贷还得我自己还。我要不答应，就得和哥哥一样滚回格雷特奈克镇。我答应了他，希望能帮他重振雄风，但那可能不过是我事后的说辞罢了。事实是，我当时不想再遭抛弃或是驱逐，为了避免这个结果，我愿意倾尽所有。高中结束了，我打工挣钱偿还车贷，同时申请了几所大学，包括西海岸的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和圣迭戈州立大学，此外还有东海岸的波士顿大学和雪城大学。虽然加利福尼亚气候宜人，但我骨子里还是纽约人，我希望离家的另一边近一些。1987年，从塔夫特高中毕业后不久，我就回到了东部。在大一开学前的暑假里，我在时代广场上做短期厨师。我密切注意着行色匆匆走在上班路上西装革履的白领，偶尔会同收银台后穿白围裙的小伙子交换一下眼色。我即将在纽约州北部开始全新的生活，我的激动之情不可抑制。我唯一的目标，就是能站到收银台的另一边去。我唯一的目标，就是能站到收银台的另一边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