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笔者最近应邀参加了九三学社中央举办的“社会诚信问题”座谈会。与会的还有人民银行、最高法、最高检等相关部门的负责人。他们从部门的角度谈了在诚信方面所开展的工作，一个共识是：政务诚信是社会诚信的关键，如果政府出台的政策、政府行为朝三暮四，决策草率，弄虚作假，要想让老百姓讲诚信是不可能的。 确实，作为社会的管理者，尤其在中国这样的社会里，政府掌握着绝大部分资源，政府不诚信，是很难服众的。但政府是什么？政府不过是一个抽象的集合，所以我们讲政府不诚信，实际是讲组成政府的人员不诚信。某个具体的政府工作人员也许很讲诚信，可由他做出的决策可能就不诚信，这里的因素很多，不完全或不主要是他主观故意所为，像决策超前，实施后发现行不通，于是不得不修改，这样就给人颠来倒去，决策不严肃的感觉。但在很多情况下，政务不诚信，可直接等同于决策者或执行者的不诚信。比如，官场买官卖官盛行，那些花钱买官的人，一旦达到目的，弄个一官半职，特别是做了某一部门或某一级政府的领导后，他作出的决策，制定的政策，就很难从社会多数人的利益出发，否则，他买官的钱如何收回来？ 社会分成很多阶层和集团，总的来说，官员可算是我们这个社会的精英阶层，他们属于精英分类中的权力精英，另外还有两类精英，分别是资本精英或商业精英，以及知识精英。企业家属于资本精英，大学的老师和知识分子则属于知识精英。这三类精英分别掌控着中国社会的权力资源、资本资源和知识话语资源，所以，我一向有个看法，中国社会如今道德之溃败，某种意义上就败在精英阶层，没有在社会的道德建设中起到中流砥柱的作用，相反，可能比一般平民百姓道德还不如。 为什么在社会的道德中需要强调精英阶层的作用？因为社会是由精英主导的，作为社会掌握着各方面资源和权力的阶层，精英既可引导社会舆论，又能参与甚至左右国家决策，这在中国尤其如此。因此，他们是社会的道德风向标。但是今天我们社会的精英，并未表现出高于常人的道德规范和水准。 事实上，如今精英的腐败无处不在。举个例子，中国正在发起一场博士大跃进，最近十多年来，中国授予的博士学位超过了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那么，谁该为这场博士大跃进负责？高校，政府，还是那些用权和钱买一纸博士的政界高官和商界老总？ 在中国，政界高官和商界老总通过权钱交换的方式从高校要一顶博士帽，已是众所周知的秘密。在这一利益交换中，本应是知识生产地和道德圣殿象征的高校，被沦为贩卖博士文凭的小贩，名牌大学也不例外，甚至更严重。比如前不久清华大学就弄出个论文博士的说法贻笑大方。在这样一种社会风气下，一些政府官员和商界人士，包括所谓顶级经理人，或许权钱交换的力度还不够大，或许不屑于国内的土文凭，于是干脆直接去国外的“野鸡”大学或“乌有”大学，用钱买博士文凭，遮羞布都不要，赤裸裸的金钱交易。 在这个官员、经理人和高校买卖博士的腐败利益链条中，我们看到三类精英的道德堕落。 当高校自己为精英打开绿灯，滥发文凭，视知识如粪土时，焉然使人们对知识和文凭有所尊重？所以，博士的贬值也就是自然之事。由此可见，精英阶层的堕落会对社会产生何种影响。一个显而易见的后果，是精英们的勾结行为会导致社会公正的缺乏，加剧多数人的被剥夺感，从而使社会难以产生信赖。中国不缺纸面上的社会公平、公正——官方意识形态几乎天天都在倡导这个，缺的是在真实的社会运行中，没有按照公正的原则来分配社会资源和机会，缺的是具体的政策措施没有在公正的导向下实施。而这是由精英造成的，它使得中国社会表面是一套，实际是一套，人格分裂，在这种状况下，信任很难产生，并导致报复心理的出现。 所以，在我们考察当下几乎每个行业、每个职业，都没有基本的道德操守和职业规范，官场不像官场、学界不像学界、企业家没有企业家的品格，乃至整个社会是非不分、信仰全无，以丑为美、以次充好，一切向钱看的原因时，包括知识精英在内的整个社会的精英阶层的道德退化，无疑在其中起着重要作用，他们没有撑起这个社会向上的希望。
鉴此，要重建社会的价值和道德，必须强调精英的表率作用。清明政治乃至清明社会的形成，事实取决于精英阶层对道德的自觉意识。为此，精英自身要去除臣民意识、官本位意识，用现代公民的观念来改造和武装自己。尤其是知识精英，担负着传道使命，首先必须使自己高尚起来。当然，这一切离不开诚信的制度建设，包括媒体的自由与发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