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截至2012年8月初，中国大陆各个省份、自治区和直辖市的GDP增长速度排名已经发布完成，按照可比价格计算，北京、上海、浙江和广东增速分别为7.2%、7.2%、7.4%、7.4%，成为仅有的四个低于8%增速的省市；而重庆、贵州、四川、陕西的增速则分别达到14.0%、14.0%、13.0%、13.0%，均位居全国各省份的前五名；中部地区的增速则多数位居中间——中国经济增速已经呈现出明显的西高、东低、中平均的“地理梯度”。 如果我们进行以下简单的对比，20年前，亦即上世纪90年代初市场经济发端的时候，东部地区因受益于改革开放、轻工制造业大发展一直领跑，东部地区增速往往在10%～15%这个区间的上限发展，远高于中西部，经济上的“地理梯度”是东高西低；而在10年前，随着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推进，以及重工业的发展，东中西部的增速一度比较接近，全国也保持了10%左右的GDP增速。 关于这些现象，已经有不少学者从各个维度进行过解读，我希望从“经济红利”的角度对其进行简要的再解析。 经济的“地理梯度”源自各种红利
20世纪80到90年代，东部地区特别是江、浙、粤、沪地区的经济发展，主要受益于三大红利：市场化政策、地理优势和中国整体的人口红利。因为中国在漫长的转轨过程中，优先给予广东、上海等地若干先行先试的政策，这也导致人才、资金优先向这些地区流动，这是一个先导性的驱动力。在这个驱动因子作用下，这些地区充分利用了自身拥有的地理位置优势，以出口为导向，盘活了低端和中端制造业，也让全国的大量农村富余劳动力趋之若鹜——从而让三者形成了合力，最终促使当地经济长达30年的持续发展。 实际上，到了2000年前后，全国各地的市场化格局已经形成，加上西部大开发战略的作用，东部相对于中西部的政策红利已经不明显了。此时，为什么东部地区依然具有很强的磁场效应？这里面涉及到一个先发优势红利问题。历经十几年的发展，东部的很多地区都形成了非常好的产业聚集，比如东莞的IT制造、绍兴的纺织制造等等，因此从效率上也仍然占据着很大的优势，因此，西部大开发提出10来年中，中西部增长仍然没有显著超越东部，反倒是东部地区的生产日益从轻工业扩散到重工业，保持了较为均匀的快速跑——从增长质量上，西部的快速增长主要建立在资源品、投资等基础上，仍然是逊于东部的。 但是，历史总是在悄然变化。2008年前后，即便没有金融危机，这种经济地理格局也自然会发生重要的变化。因为，中国的人口红利正在快速退潮，东部地区的制造业再也不能10年不加工资了，东部的政策红利相比西部来说已经开始变得更少、而不是更多，原来产业集群形成的效率优势也不能无限提高……于是，我们看到中部和西部地区的增长并非突然变快，而是东部地区“跑不动”了。 新的增长梯度形成了。 新增长红利需回归本源 但是，新的梯度结构却与原来的梯度结构有重要不同：东高西低时代，西部低，意味着潜力，生产力随时可以从东部扩散过去；而西高东低时代，实际上意味着东部地区的生产力向上增长更为乏力，而几年后中西部地区也必然面临类似挑战。 换言之，过去的快速增长源自对受压制生产力的释放，而目前我们看不到多少受压制的生产力——即便对于很多民营企业来说，特别是在科技创新方面，也并没有蕴含多少潜在的生产力。在这种情况下，打破现有的一些垄断行业壁垒，固然可以有所帮助，但是，那也不过是一次性的短期收益和财富的再分配，其价值和效果恐怕比不上80年代初的个体潮、90年代初的下海潮、2000年代初的科技潮…… 这时候，当我们挤去各个省份的增长水分看，中国二季度GDP同比增长7.6%，其中出口顺差带来的红利已经极少，投资仍然占据半数、处于偏高水平。假定让投资增速回归到2倍于GDP的正常水平，未来出口趋于均衡的情况下，中国目前的潜在增长速度可能就是6～7%，步入中速增长阶段。 因此，原有的人口红利消失，你不可能因此去鼓励生2胎甚至多胎，这样由人口基数带来的GDP数字性增长只会对人均生活水平进一步稀释；当政策红利日趋减少的情况下，你不能期盼有比80年代改革开放、90年代市场化、2000年后城市化和地产市场化更大的改革，只能是小修小补；当中国的高储蓄率已经被转化为高投资率，以至于中国的综合债务水平已经到达一个危险水位的时候，你也不能期待中国继续给出更高的投资率，况且这些储蓄本身也是为了未来老龄化储备的；当中国的汇率日渐市场化、人力成本日渐提高的时候，我们也无法继续依靠顺差进一步拉动GDP…… 那么，中国的经济改革动力只能回归到经济增长的本源：通过挖掘人力资源潜力提升生产力，即教育；通过科技提高生产力，即研发和管理——这些对中国也并非是新红利，但是，却可能是必须的、需要更大投入的可行性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