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就会伸胳膊搂抱热恋女友。此时如果热恋女友心情愉快，便会将头歪靠在廷建肩膀上，与廷建对眼神儿。台下嘉宾观众哪里见过这等情景，顿时眼瞪大、嘴半张，“哦……哦……”称奇，全场就会爆发出热烈掌声。一场忆苦思甜的戏，被一对情人搞得其乐融融。台上，廷建与热恋女友笑眯眯地相视，含情脉脉，把英雄杨子荣完全晾在一边，不理不睬，搞得子荣同志满脸尴尬；台下，喜八卦、了解内幕者便将廷建的恋爱史娓娓道来，有荤有素，绘声绘色。可见，爱情来了苦变甜。 春风杨柳多少条 有一天，大队革委会主任对我说，你去学校当老师吧，学校缺老师。于是，我就去学校了。 代营有所小学校，设在一座庙里，群众也尊称小学为“庙上”。 小学校长姓陆，也是宣传队的队长。他见我来，很是热情，说，现在学生们正在上课，我带你去转转。我们就去教室了。 转了几个班，学生们都在玩耍。有老师站在讲台下讲课，学生则围在讲台上叫喊，在一块破黑板上比比画画。有老师抱着孩子在炉火上热饭，炉子四圈围着些布片，空气中弥漫着“童子溲”的味道。我们走到一间教室门口，一个姑娘模样的女生冲出来，抱着陆校长的大腿连连呼喊，四叔，他们撕拽俺！在三年级教室，我见本队一名叫盼盼的姑娘竟然混在学生中端坐，盼盼绝对年已及笄，应待字闺中，于女工和厨艺上多下工夫。见我和陆校长在教室门口探望，盼盼还略做羞涩状，以为我来选美。 又走到一班，教室里正上课，老师讲毛主席诗词，七律二首，《送瘟神》。 只听老师高声问，春风杨柳多少条？ 全班学生齐声回答，万千条！ 老师又问，六亿神州怎么“摇”？ 学生又答，尽舜尧！ 我听了为之绝倒。陆校长说，这个老师很有创造性。 人 才 有一年夏收期间，代营第十生产队爆出新闻，社员德玉造出一台电动石磙。他将一台小型电动机与石磙捆绑，又修好一台报废的行车操纵装置，用一条飞线引来电源，装成了一台电动石磙。投入“三夏”以来，成效显著。牛们有了喘歇的空闲，那时电量供应充沛，几乎不要钱，白天黑夜都可以干活。 过了几天，又传德玉改进电动石磙，越发现代化，传说可进可退，可快可慢，最后一个版本颇为传奇，石磙居然还可以拐弯。我们队的老顾说，再安把椅子，可以当汽车开着去南阳了。老顾是我们生产队的技术全才，他平日于技术上的言论一般都被本队奉为金科玉律。于是，“代营十队的德玉发明了电磙子，安着皮沙发，可以当汽车开着去南阳”的传言不胫而走，传遍全县。 电石磙发明者德玉，三十多岁了，还是单身。听说他曾经念过大学，但是没有毕业，不知道什么原因。 不管怎么说，代营这个电动石磙轰动十里八乡，各大队的领导纷纷放下手头的“三夏”大事，带着人来参观、学习。终于，县里也知道了这件事，一位“革委会”副主任准备在代营开现场会，向全县推广电动石磙。 副主任是个大学生，清华毕业。他到了代营，现场一看那物件，便知根由。又得知发明者名德玉，就传令召见。命令一层层传下去，却久久不见德玉踪影。跟随的公社、大队干部心焦，又不好当着副主任面发威，只好做热锅蚂蚁状，团团转。 副主任主持现场会，全县各公社来了不少人，热闹非凡。他因机电专科出身，虽发明者未到场，他亦能深入浅出地讲解。现场会反应强烈，大家纷纷要求发明者到场，有不少技术细节需要求教，另外，人们也想瞻仰其风采。 副主任见命令下了半天，发明者不来见，心中顿生疑惑：是躲我吗，还是有甚隐情？到底是清华毕业，非一般昏昏者可比。副主任叫来一个跟班，如此这般吩咐一通。 德玉终于被副主任的跟班寻到，悄悄带到现场，先晋见副主任。 副主任心中有数，并未即刻张扬，而是先私见。赞扬几句后，副主任便问，在哪里学的这等本事？我可是清华的，一看就知道你是门里出身。 德玉沉默不语，副主任再三追问，他实在无奈，只好说，我也是清华的，机电系…… 副主任笑了，哈哈，原来是校友，我一看就知道，一个师傅教出来的嘛。 随即又问，怎么回到家乡来，却藏身山野，有什么难言之隐？ 又接连问，你是咱县的人才啊！愿出山吗？跟我走吧！吃商品粮去，我给你批指标。 德玉又沉默。 副书记也沉默，看着德玉，等他回答。 德玉见躲不过去，只好承认，1957年被打成右派，没有毕业就被送回来了…… 副主任一听“右派”二字，顿时矮了半截，叹了口气，走了。 现场会草草收场…… 搁这儿吧 “搁这儿吧”是代营的口头语，属客气话，常用在饭时。 饭时，你若从村里经过，那些蹲在家门口吃饭的人，就会站起来和你打招呼，很热情地说，搁这儿吧，搁这儿吧……字面的意思就是不要走了，请你在他家吃饭。 听到这招呼，你可千万不能停下，人家说“搁这儿吧”是客气话，你要是真不走了，到人家屋里坐下等着吃饭，就会非常尴尬，麻烦就大啦！ 吃饭的事，是真刀真枪地干，你吃一碗，人家就少吃一碗。所以，听到有谁招呼你到他家吃饭，千万不能当真，因为这近乎天方夜谭。 当听到“搁这儿吧”的招呼时，正确的回答是面带笑容——一定要有笑容，表示你非常感谢——脚下不能停——连缓半步都不行——连连说——一定要连连，要非常清楚地表明你的观点，即，不在这里吃饭——“不啦！不啦！”一路走过去。这样，那个招呼你的人也心满意足，客气到了就行，千万不能落实。 在代营，同样的招呼还有“吃了吗”。 我刚进代营时，一天上午，与本村青年明合从村里经过。我们一路走，遇见的人都和我们打招呼，问，吃了吗？明合一律回答，吃了！我却不知道说什么，只点头便过。明合教我，人家问你吃了吗，那是问你吃饭没有，你就说吃了！ 噢——我忙点头，看看太阳，才爬过屋顶，心里纳闷儿，才半晌午，见面问吃饭没有，是什么意思？因问明合，我要没吃呢，怎么办？ 没吃你也说吃了！千万不能说没吃，你一说没吃，谁都不好看。明合教导我。 他向我解释，只要你说吃了，贫下中农对你就放心，大家就是一家人了。 看电影 “文革”期间，从1966年到1971年，县电影站在代营放映的电影故事片，只有两部。一部是《英雄儿女》，打美国鬼子的；一部是《平原游击队》，打日本鬼子的。贫下中农都爱看。逢电影队进村，周围十里八里的百姓，结伴而至，露天看电影。 因为这两部电影都是长影拍摄的，就有一个演员在两部片子里扮演不同角色。在《英雄儿女》中扮演英雄王成的父亲王复标者，在《平原游击队》里则扮演一个汉奸地痞。那地痞穿纺绸褂，脖子上挂着盒子枪，进门就拿手叉着比画八路，要吃要喝还不给钱，凶神恶煞的，看着谁不顺眼，吊起三角眼就骂。贫下中农很喜欢这个角色，认为鲜亮、生动。那时候，观众普遍喜欢电影、戏剧中的反派配角儿，刁小三、王德彪，这是个很有意思的现象。 我们同学在一起议论电影，说到这个角儿，因为不知道演员姓名，就用“王成他爹”称之，王成他爹这样，王成他爹那样。这时候，在一旁听我们议论的贫下中农，也记住了“王成他爹”这个词儿。看《平原游击队》时，都迫不及待地等着那个地痞出场。等到他出镜，掀帘子进了小饭铺，看电影的贫下中农纷纷说，王成他爹！王成他爹来啦！自己说不算，还转身对周围人说，对家里人说，显得很知道的样子，还大声解释，学生们都说王成他爹。惹得外村的人好奇，纷纷打听。 电影《打击侵略者》，朝军女特工从韩军白虎团潜逃回自家阵地，当首长询问，与她一起执行任务的游击队长哪里去了，女特工急切站起来说，队长被捕了，敌人要处死他。看电影的贫下中农便以为女特工与游击队长讲恋爱，否则不会心急救人。大家就说，这个女的是那个队长的媳妇嘛。 女特工说完，朝军首长似乎面无表情，又双手扶着女特工肩膀，做亲切状，一面安慰她别急，先休息。 这时，贫下中农就说，原来队长媳妇被这个首长挖走了。又愤愤不平，认为这媳妇的男人出生入死，还被囚禁在牢中，随时都可能被枪毙，这个首长仗着官大，就抢人家老婆，实在可气。对朝军印象不好。 这样的现场影评，电影场场一样，评论各个不同，周而复始地进行…… 代营小学的陆校长说，自从你们学生来，代营人看电影会评论了。 酱油是什么 一天，生产队长老砖头准备抓阶级斗争，开忆苦思甜大会。 当晚，天上布满星，月牙亮晶晶，正是诉苦申冤的好时光。生产队忆苦思甜大会开始。老砖头先讲话，国内外形势一片大好，越来越好，咋着说都好。又说到咱队革命生产形势一片大好，形势大好的重要标志就是毛主席叫学生们到咱队来接受再教育，学生们家里都是大干部，拿工资，住楼房，点电灯，早上起来喝牛奶，晌午吃面包，星期天休息还吃饺子，所以毛主席叫学生们到咱这儿来，是来吃苦的，所以要吃忆苦饭。 然后开始吃忆苦饭，红薯叶熬的大锅汤，每人一碗。我伸着一只大碗过去，那意思是坚决要吃一大碗旧社会的苦。老砖头白我一眼，说，忆苦饭还想吃饱，拿恁大个碗！说着，给我舀了两勺汤水，上面可怜兮兮的两片红薯叶，一会儿漂到这边，一会儿漂到那边。 你比地主还狠，我想。就着碗抿了一口，没放盐，舌根儿酸唧唧的，嘴里却是一股苦涩味儿。 好吃吗？老砖头问。 好吃，好吃……我虚伪地打着哈哈，连连点头，引得旁边的人哄笑起来。 好吃！好吃！一帮子小年轻跟着起哄。 好吃个毬！要是好吃，毛主席会叫你乔海燕下到俺这儿来？老砖头怒气冲冲。 我赶紧端着碗走开。惹不起我还躲不起？走到黑地，连着扒了几口，真难吃，又不敢倒掉。这时，我看见会计长禄和保管广有端着碗，骂骂咧咧，说，这个老砖头，好歹也搁点盐啊！我灵机一动，趁黑溜回家，推门钻进厨房，摸着酱油瓶子，往忆苦饭里倒了不少，又放了些味精，这才端着碗，优哉游哉回到饭场，一面走，一面还大口喝汤。 长禄见我似乎很享受的样子，奇怪地看着我，广有也凑过来，说，你还真能吃这东西？ 我悄声对他两个说，我回去搁了点酱油，好吃多了。 长禄听说，筷子头伸到我碗里，蘸了点儿汤水，放嘴里嗍嗍，咦——还真好吃。他说着，就要我倒给他点。广有见状，伸嘴凑到我碗边吸溜一口，连连咂吧嘴儿，问，放的啥？放的啥？ 我说，放了点酱油。 他问，酱油是什么？ 长禄是会计，知识面广，听广有问，便不屑一顾，说，酱油都不知道，咱供销社有多半缸，放几年了，这是城里人吃的，咱这儿没有人吃，黢黑。 这时候，又有几个平时要好的年轻人过来分享我调制的“佳肴”，知道放了酱油。人人都稀罕“酱油”这个新名词。我很慷慨地把碗伸到每个人面前，任人舔、嗍、吮、吸，得意扬扬地听着称赞。长禄就在一边忙不迭地介绍，搁了酱油了，这是城里人吃的东西，颜色不好看，黢黑。 第二天，知青组的女生莉同学问我，昨晚吃忆苦饭，你往碗里搁啥了？今天下地，好几个妇女问。我就把酱油的事告诉她。几个女生听了大笑，代同学还开玩笑说，还再教育呢，你可好，用资产阶级生活方式腐蚀贫下中农。大家听了又笑。 一连几天，不断有妇女、年轻人问我，酱油是啥？咋吃？ 又过了几天，这事就淡了。再往后，连我都想不起来还有这件事。 过了几个月，已经是冬天了。一天下工，我在村口看见给供销社拉货的大财，撅着屁股正使劲拉车。我见车上立着一只汽油桶，咣当响，就问大财。 大财说，酱油。 啊！我听了暗暗吃惊。 大财说，供销社前几年进了半缸酱油，咱这儿没人吃，一直放着，这几个月，不知道听谁说，妇女们都来买酱油，说是好吃，半缸酱油卖光了，供销员叫赶快再进半缸。 我才知道酱油的故事还没有完…… 偏开衩 “文革”前，男女裤之别在于开衩。男裤前开衩，女裤偏开衩。那时候，拉链是稀缺商品，裤子的开衩处均由几粒扣子密闭，严防走光。 上小学时，曾雨天滑倒，沾了满身泥水，老师叫我回家换衣。回家后，家里恰好没有我能换的裤子，奶奶拿出一条我姑姑的制服短裤，说，先对付穿半天。无奈之下，我只好穿上这条偏开衩裤子到了学校。由于不知此事深浅，又不会保护隐私，上课时被好事者从旁边看到，霎时传遍全校。各年级同学纷纷来参观，还有人拉开我的衣角，看男生穿女式偏开衩裤。搞得我几欲轻生。从那以后，我就知道男人穿女人的裤子，奇耻大辱啊！ 谁知到了代营，见男人穿偏开衩裤极为平常，女人却穿前开衩。开始以为男人早起抓错了裤子，穿了老婆的。有一次，见本队狗儿穿一条新蓝布裤，偏开衩，很是精神。那狗儿矮小、干瘦，娶过来的媳妇却是人高马大，甚是丰满。狗儿若穿错媳妇的裤子，直可将他装进去，起码看起来也要臃肿不堪，邋邋遢遢。我就奇怪，悄悄问本队青年章成，为何男人穿女人裤子？ 章成大笑，露出腰段叫我看，原来他也是偏开衩。他告诉我代营男人穿偏开衩裤的缘由。 乡间男人干活，铁锨是主要劳动工具。用锨时，左腿弓，右腿蹬，双手握把朝前送，左腿股肌顶着铁锨把使劲，完成一个动作。时间不长，左腿顶锨把的部位，裤子就被磨出一道明显的痕迹，再没有多久，痕迹处就会磨破。 代营的贫下中农在三大革命运动实践中尤其在生产实践中得出了经验，如果一条裤子能正反面穿，先磨一条裤腿，再换着磨另一条裤腿，不仅可以延缓磨痕出现的时间，还可以减少裤子磨损的强度和频率，从而使一条裤子变成两条，甚至三条四条裤子。 于是，男人穿偏开衩裤子了。因为要正反面穿，一会儿开衩在左面，一会儿开衩在右面。男人穿的偏开衩裤与女式裤不一样，只有裤腰和裤腿，没有裤裆。 至于女人穿前开衩裤，章成说，那是学时髦，都是县一中的学生，宣传队的角儿，穿男人的裤子表明新潮、大胆，裤裆前面几个扣子，就是叫人盯着看。 20世纪90年代，我在新华社工作时，一次参加纺织部组织的服装历史研讨会，我就讲了代营男人穿偏开衩裤子的故事。一位研究服装史的老者听后感慨，这种裤子有史料价值啊，应该放在博物馆里。 我相信，现在代营再不会有男人穿偏开衩裤子了。 裙子的故事 “文革”前，赊店剧团在代营演出豫剧《社长的女儿》，是出阶级斗争教育戏。戏中，公社社长有两个女儿，一个是农村女儿，一个是城市女儿。城市女儿上台时穿裙子，露着两条笔直的小腿。贫下中农争着把头伸过去看，看完便评价女演员的腿，恁白，又细嫩，晃眼睛，不是干活的。后来剧团知道了，演员出场便穿一双白色的长筒线袜，不叫观众看小腿了。贫下中农便愤愤，又不好说出来，看戏的人数锐减。 我们队的老砖头似乎不受女演员不露小腿的影响，看戏的兴趣依然。专等演出开始，他便贴着戏台仰卧。有人见他如此，甚奇怪，就问。老砖头“嘿嘿”一笑，直言，想看看社长女儿的裙子里有没有裤衩。 下乡第二年，逢三夏大忙时，天实在太热，女生们开始穿裙子了。下地时，花枝招展，甚可爱。 老砖头看见姑娘们露着腿，光光的，大惊失色，悄悄问我，那里面有裤衩吗？我笑了，说，有吧。他连连摇头，说，男不露脐，女不露皮，这可好，腿都露出来了。 过了几天，队里有几个闺女也比着女生的裙子，做了穿起来。又过了几天，连几个经常和女生混在一起的嫂子也自己裁了条裙子，腰上一围，穿出门了。老砖头才不说什么了。 我拿到招工通知书，离开村子的那天，老砖头对我说，妮儿们（指女生）穿裙子那天，我就看出来了，咱队这天算是变了。他又说，再也变不回来了。 “老砖头”二三事 我下乡时，生产队长姓刘，大号叫刘兴福，五十多岁了，兄弟排行老二，我就恭敬地称他“二叔”，村里老少却都喊他“老砖头”。 老砖头是个农民，精明，能干，上知天文，下知地理，气象、土壤、灌溉、种植、耕作……凡是与种庄稼有关的事，没有他不知道的。他又是一个老于世故的生产队长，风俗、人情、关系、官场、酒色财气，有的烂熟于心，随心所欲地使用，有的融会贯通，举一反三，有时候还能捞个便宜。他雄踞生产队长宝座多年，其间曾有在野党弹劾、策反，亦有持不同政见者调皮捣乱，他都从容对付，甚至化敌为友，与反对者结成死党，让他人为自己卖力气。花四毛钱打半斤“一毛烧”（红薯干酿造的白酒，特点是辣嗓子、上头），再拌个萝卜丝儿。浊酒一杯，笑谈人间风月。天下没有解不开的疙瘩、办不成的事。 有一次，我对老砖头说，二叔，以后我要把你的事写成书，摆在新华书店里，叫大家买来看。 他连忙摆手，假惺惺地谦虚着，哎呀呀，俺那些事……脸上却笑开了花。 过了几年，我拿到招工通知书时，告诉老砖头，我要离开代营了，回城了，挣工资去了。他蹲在我屋门口看我收拾行李，一直抽烟，也不说话。最后问我，你啥时候写…… 老砖头的风流史 我们进村第二晚，老砖头召集全队社员大会，欢迎知识青年下乡落户。在会上，老砖头讲话，说，咱队有几十户人家，二百多口人，五百来亩地，还有砖窑一座，还有粉坊屋，还有油坊…… 还有眯缝眼！台下有半大孩子喊了一句，跟着十几个孩子站起来，齐声高喊，还有眯缝眼！ 满场人哈哈大笑，台上的老砖头也撑不住笑出来。他笑眯眯的，举着烟袋锅，看着台下那叫喊的孩子，满脸洋溢着喜悦。 我们知青都坐在台上，看见贫下中农笑成一片，不知道为什么笑，就跟着笑起来。台下贫下中农看见我们笑，以为我们知道此事缘由，更高兴了。此时，全场乐陶陶。我们很高兴，原来与贫下中农打成一片很容易嘛。 后来才知道，“眯缝眼”是本队特色典故，虽然讲起来有点色情，但生动有趣，记录了老砖头的一段风流趣史。 老砖头青年丧妻，自己带着女儿过活。等到女儿大了，有好心人觉得他操心劳苦，没能尽情享受人生乐趣，实为遗憾，便给他介绍个新妇。 老砖头只看了人家一眼，马上表示满意。又有好心者劝他，此妇人高马大，大奶盘，大屁股，又在如狼似虎年纪，你如何招架得了？老砖头爽朗一笑，豪情满怀地说，是骡子是马，牵过来遛遛嘛。随即便娶了过来。据说，连相亲和登记在内，整个恋爱过程不超过五天。 新婚当夜，一群孩子钻在老砖头新房窗户下听墙根儿。只听屋里地动山摇，咯吱乱响，一片喊杀之声，如同过老日一般。又听得老砖头不断问新妇，美不美？美不美？新妇也不回答，似憋气哼哼声。老砖头继续逞凶。未几，又连连催问，美不美？美不美？ 咋不美？不美咋眯缝着眼……新妇娇嗔。 第二天，“眯缝眼”问世，迅速传遍赊店大江南北，以至于那一阵老砖头去公社开会，不少人笑问，“眯缝眼”是咋回事？讲讲？ 听完这个故事，我想起那晚老砖头听到有人喊“眯缝眼”时，眼中流露的神色，那是爱情的喜悦，是他新婚之夜的回忆呢。 两种颜色的成就 老砖头去公社开会了，他不是很喜欢去公社开会，去之前总是骂骂咧咧。虽说如此，上路前还是要换一件新制服，穿上袜子。他每次去开会都很认真地从头听到尾。开会回来，也不管什么时候，马上召开社员大会，传达上级讲话精神。 老砖头拿着一个小本子——其实，老砖头不识字，小本子是装样，这是老砖头的弱点，没有文化，所以他在文化方面有一点小小的虚荣心。大家都知道，都不说，还成全他。每逢此时，大家便聚精会神看着他手中的小本子——翻了几页，说，去年，咱们国家取得了两种颜色的成就…… 大家听到这句话，便晕头转向，搞不明白“两种颜色的成就”是怎么回事，是一种什么样的成就，百思不得其解，又不好意思问他。若问他，他眼一瞪就骂，毬！连这都不知道！便无下文。这时，有高手指点，何不去公社问问，或者找到领导讲话稿，一切迎刃而解。 马上有好事者自告奋勇，愿丢掉半天工分，往公社跑一趟。那是在秋季，半天工分价值人民币两毛钱，是个不小的数目。 奋勇者果然起早去公社，他姐夫姨家四舅的邻居的女婿，是当时讲话者，一大早被敲门叫起来，很不高兴。听了奋勇者的问题，又莫名其妙。想了好一会儿，仍茫茫然，又翻笔记本，说，我讲成绩，没有说两种颜色啊，我只说是“辉煌成就”。 奋勇者恍然大悟，连说“明白啦！明白啦！”扭头回去。 原来，老砖头听领导讲“辉煌成就”，他不知道“辉煌”是什么意思，颇费心思猜测，传达时灵机一动，就把“辉煌成就”理解成为“灰色和黄色的成就”——两种颜色的成就。 一颗红心，两种准备 老砖头有库尔班风，对毛主席极为崇敬，非常热爱。开会念语录自不必说，平时说话，“毛主席说啦”就挂在嘴边，张口便来，似乎毛主席经常对他有“附耳上来”的私授。 我们队在饭场边建了一座“忠字台”，就是给毛主席立的，向毛主席表红心、献忠心用。这是那个年代的时尚，横扫全国如卷席，连农村也免不了。 “忠字台”主体是一面矮墙，立在一张台子上。墙的正面是一幅毛主席像，那是一张中南海的雪景，主席双手抄前，两眼远望。画像两边是副对子，对子上的字写得那个飘逸，仙女飞天一般，反弹琵琶伎乐天，非仔细看半天也认不出写的什么。画像前面的台子挺宽，刷着白灰，可以放东西。画像背面，照例是毛主席语录，老三条。 有一次，我看见老砖头站在“忠字台”前，看着画像。见我来，他说，毛主席站在雪地，不穿棉鞋，只穿个大氅，没有一丝丝棉，也不冷？ 我说，那是呢子大衣，羊毛的，都盖住腿啦！暖和着呢。 他又说，毛主席站在路口，累了，也不能坐下歇歇，饿了，也不能吃点啥。 他就命令，每家管一天，管毛主席吃饭，早起送去，晚上放工了再拿回家。他还规定，得有干的，得有馍、有菜、有汤。又说，这叫“忠心饭”。 分子咋办？有人问他。“分子”就是“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 老砖头沉吟片刻，说，分子也送，谁都得热爱毛主席。 晚上拿回家咋办？能吃吗？有人还问。 当然能，毛主席都能吃，你还不能吃啊！老砖头干脆说。 从那以后，队里每天一户人家往“忠字台”送饭。一个馍，一盘菜，一碗汤。后来，又做了个牌子，挂到谁家门口，谁就给毛主席送“忠心饭”。做值日的承贺负责每天往下一家门口挂牌子，很有秩序。 开始送“忠字饭”时，花样各式，有红薯面、高粱面窝头，还有送半个的，菜有葱叶子，也有野菜。送了一阵，老砖头又发话了，他说，馍要桃黍面瓤，好面皮儿，菜要凉拌白萝卜丝儿，汤就不拘啥，糊涂就行，不能刮锅底。又说，没有筷子咋行？咋叫毛主席吃饭？得送筷子！ 他还规定，按户发两斤麦，磨成白面包馍皮儿，用完到队里再领。 老砖头说的桃黍，就是高粱。我始终没能考证出来，为什么“高粱”被称为“桃黍”。当然，平时这两个词也混用，用“桃黍”多些。 糊涂泛指用各种杂粮搅拌的面汤，白面做的面汤叫“甜汤”。 好面就是白面。 高粱面已经是好东西了，好面就是精品。贫下中农平时是不肯自己吃高粱面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吃红薯干或者红薯面。 老砖头心里有杆秤，一户两斤麦子，几户凑到一块去磨坊磨成面，每户一次用多少，还剩多少，能用几次，他心里都有数。有一次，他对我说，你别看好面这么金贵，咱队的人，没有冒领的，也不会用那点好面待客，都给毛主席送去了。 我说，一户两斤麦子，磨成面才多少？值得冒领、多占？ 老砖头感慨，说，你可是不知道，农民就是占小便宜，大便宜他不敢占，你牵头牛放在路边，没人敢动，你弄头驴试试，扭身子就没有了。 那是为什么？我问。 公私分明嘛，这还不明白。老砖头说，私人咋会有牛？只有队里才有牛，驴可是自己的，国家也让户家养驴。 我还是不明白，继续问他，为什么可以拿私人东西呢？ 咳！老砖头说，看你那脑子，拿私人东西没有人管嘛！ 一直到本世纪初，“产权”成了热门话题，我想起老砖头这番话，其实说明了当时农村的产权和制度之间的关系。所以，在讨论产权问题时，我就认为，不是产权关系不清晰，而是所有制不合理。东西是谁的，老百姓心里清清楚楚，只是制度只保护公家的财产，不保护个人财产。 我还问老砖头，为啥不用红薯面做瓤？ 他说，红薯面蒸出来是黑的，高粱面蒸出来是红的，白皮儿，红瓤。 那白萝卜丝儿呢？ 老砖头笑了，说，图个清白。 那为啥还要再加一碗糊涂？我问。 老砖头带着不屑一顾的神色看我，说，这叫“一颗红心，两种准备”，做人，要一颗红心，心要红，要正；两种准备，一个清白，一个糊涂，该清白时一定要清白，该糊涂时就得装糊涂。 老砖头讲形势 老砖头喜欢讲形势。 知青每个月有一次政治学习，雷打不动。有时候学习，老砖头就溜过来视察，笑眯眯地看着一群不干活光闲聊还能拿工分的学生。有一次，我们拉他讲形势，讲什么是共产主义。 老砖头说，大跃进那会儿，说共产主义是楼上楼下，电灯电话，我看不是。 我们一听，觉得他可能有更高的境界，便央求他谈自己的看法。 老砖头吸口烟，说，啥主义都得叫人吃饭，大跃进那会儿，说共产主义已经实现了，食堂吃饭不要钱，吃了个屌蛋净光。第二年就开始饿死人，咱代营算死人少的，也有百十口子，死绝的也有十几户。咱队承贺他兄弟，饿得爬到场边，大把大把吃豌豆，吃了一肚子干豌豆，又爬到场边的水沟喝水，就没有起来，撑死在沟边…… 我们听得目瞪口呆、心惊肉跳。 老砖头却笑眯眯地说，所以我说，啥主义都得吃饱饭，啥叫共产主义，叫我说，共产主义到了，每人每天早上弄碗牛奶喝喝，晌午饭吃饺子，喝汤时候吃肉，那时候都不吃馍了，吃面包。 老砖头打兔子 冬天，北风呼呼叫着，没有人愿意上地里干活了。 老砖头来叫我，走，砍花柴去。 棉花摘完后，剩下的棉花秆留在地里，渐渐干枯，是当地上好的烧柴，火旺、耐烧。这就是“花柴”。花柴很硬且细枝扎手，砍花柴不是件好差事，就是当柴火烧，也得小心，因为实在是扎手。 我说，这么冷。 老砖头瞥了我一眼，仍然说，走吧，就咱俩。 我只好拿着脚锛和他一起去地里了。 我俩顶着风，刚到地头，老砖头就说，别动，有兔子。 我问，在哪里？ 他说，前面，看见没有？ 我看看，什么都没有。 他说，你在这里站着，别动，我回去拿家伙。他又叮嘱我，不要动啊，你一动，兔子就跑了。 说完，他慢慢弯腰退到地头的沟里，猫窜回去了。 我站在地头，睁大眼睛找兔子，在哪里呢？我也不敢动。北风越刮越紧，几乎快要冻死。 过了大概半小时，我看见老砖头在地那头出现了。晃晃悠悠地袖着手，肩上扛着杆土枪，枪把上挂着药布袋。他到了地头与我对应的一条垄，开始装药。然后，举枪对着我比画着瞄准。然后，摆摆手让我趴下。 我也学他慢慢退到沟里，趴在沟崖边。等了一会儿，就听见“轰”一声枪响。起来一看，老砖头已经收拾好枪，顺着地垄走过来。到了地中间，拾起一只黄色的野兔，对我说，走，回去啦，你买酒。 路上，老砖头对我说，一到地头，就看见兔子对着咱俩，你站着不动，它也不敢动，你一动，它就跑，我到它后面给它一枪。 那天中午，我去供销社花四毛钱买了半斤红薯干酒，掂到老砖头家，他老婆把兔子煮熟，搁点盐，我们俩就这么吃了。 老砖头与小火车 南阳地区在“文革”中自己花钱修了一条窄轨铁路，开通从漯河到南阳的小火车。一时间，火车成了当地的热门话题。 老砖头对小火车也有兴趣。地头歇晌，饭场上，只要有人说，他就支着耳朵听过去，聚精会神的，也不插话，一会儿听听这个说，一会儿听听那个说，叼着烟袋，也不点火。有一次听着大家议论，他突然问，那火车在铁轨上走，铁轨铺在哪儿？ 众人一下子愣住了。缓了会儿，有人说，铁轨就铺在地上。 就铺在麦地里？他指着眼前的麦地，问。然后又说，都说火车拉得多，几千斤几万斤，就咱这麦地，地恁瓤，胶皮轱辘大车进去都难拉动，火车咋开？ 我真佩服老砖头的聪明。他从未见过火车，却能形象地想到有关火车行驶的细节。我就告诉他，铁轨铺在枕木上，枕木铺在道渣上，道渣堆在路基上。 道渣……路基……老砖头将信将疑地自言自语着。 过了没多久，老砖头看到小火车了。 那一年，我们在南阳影山放炮崩石头，漯河到南阳的铁路就从山前不远处经过。一次，老砖头套车送给养到了我们驻地。我告诉他，铁路就从山前经过。他就跟我们一块到工地，说，非要看看火车啥样。 我在山上干活，远远看着老砖头自己在铁轨上走来走去，趴下去看看，又起身往远处走。拾起几块石头仔细看，趴在铁轨上瞄来瞄去，连两段铁轨之间连接的螺丝钉、钢板，他都摸着看个够。 小火车开过来了！远远就鸣笛。好多人在山上喊，叫老砖头躲开。老砖头回头也看见火车，向我们摆手，那意思是：不要紧，还远着哩！扭头迎着火车走去。 我就觉得事情不好，眼看着小火车近了，老砖头还没有离开的意思。我们在山上大喊乱叫，老砖头我行我素，迎着小火车走上去，就是不离开铁轨。 小火车只好停下了，呼哧呼哧地喘气。 山上的人一看，老砖头居然把火车给拦下来了！大家一声欢呼，飞奔下山。眼看着火车司机跳下车，冲着老砖头又叫又嚷。我们一面跑，一面大喊，为老砖头助威。那司机看着狂奔过来一群人，也不敢动粗。 老砖头根本就不理会在他身旁喊叫的司机，没人一样，自己爬到车头上，这里看看，那里看看，还对司炉说，火烧得太瓤。从那边又下来。 等我们跑到，老砖头和司机已经“化干戈为玉帛”，接过司机递的“白河桥”烟，点上火了。他看见我，指着司机说，这娃，俺闺女她姥姥家的。司机尴尬地笑着，称老砖头“姑父”。 小火车走了，老砖头像个首长一样站在路边挥手。等到车走远了，老砖头回头对我说，司机篓里恁小，还没有俺家灶火盘儿大。 老砖头走麦城 所谓“智者千虑，必有一失”，老砖头精明过了头，也有失言处，也有败走麦城的时候。 有一年夏收，地里活紧，老砖头压阵，逼着割麦子这一队人马不得歇。一个半大孩子累了，刚直起腰想喘口气，老砖头就喊，都歇半天啦！快割！那孩子说，腰快断啦！老砖头说，小孩儿哪有腰，快干活！ 那孩子没有办法，只好继续割麦。又割了会儿，孩子把镰刀别在腰上，又站起来。 老砖头又叫，咋啦咋啦？ 孩子说，没有镰了，咋割？ 老砖头瞪着眼睛嚷嚷，没有镰？镰不是在你腰上别着吗？ 孩子笑了，回嘴说，小孩儿哪有腰啊！ 地里响起一片哄笑，有人为那孩子聪明叫好。 老砖头自知失言，被一个孩子截住漏子，也“嘿嘿”干笑。但是，他不愧是队长，张口就喊，那就都歇歇吧，干了多半晌，也该歇了。——这就是老砖头为人聪明之处。 又有一次， 老砖头精明过了头，着着实实栽了个大跟头。 那一年，他盖房子，批了300斤石灰，便叫上他一个侄子，两人去县城拉石灰。刚上路，侄子不知道出了什么差错，惹得老砖头生气，把那孩子不断数落，这也不行，那也不行，只会吃，把侄子教训得唯唯诺诺，气儿不敢多出半口。 到了石灰场，进场前架子车先过秤，司磅看下重量，96斤，嘴里念着，手里记在单子上，却错写成69斤。侄子接过单子看，发现不对，少了30斤重量呢。他忙对老砖头说，叔，咱的车进来过磅是96斤，他给写成69斤了。也合该老砖头丢一回人，此时他竟一时转不过来，而且满脸喜色，以为自己占了好大一个便宜，连连对侄子使眼色，叫他不要吭声。侄子以为老砖头心里明白，加上一路上被吵到晕头转向，此时也不敢再说什么。 几乎所有来拉石灰的人都多装。反正出场还得过磅，蒙不过去再卸下来。老砖头的300斤石灰加车子的实际重量96斤，应该是396斤。车子的重量不会变，96斤重的车写成69斤，单子上出门过磅的实际重量成了369斤。卸下多余的石灰，老砖头并未在意，他以为自己就是装多了。侄子在一旁看着纳闷儿，明显吃亏的事，这个老砖头好像还乐呵呵的，不知道早上吃什么吃错了。 过了磅，老砖头不叫侄子拉车，他自己架起车把，套上套，叫侄子掖梢，一口气跑出去三五里，回头看看没有人撵上来，才放慢了脚步。 占了个小便宜，心中那个得意啊，老砖头不禁哼起小调…… 侄子心里纳闷儿，百思不得其解，就问，叔，咱那车重啊，你咋算成轻的啦？少给咱30斤呢。 这句话如同半空响了个炸雷，老砖头看着侄子，瞪大了眼，像惊枪的兔子。突然，他大叫一声，原地蹲下，抱着脑袋吼声如牛，又站起来，在路上来回转圈，悔声连连…… 真假忆苦思甜 忆苦思甜，是当年下乡知青的必修课。我看过一些知青回忆，诉说忆苦思甜，贫下中农把三年自然灾害当做苦难，大诉其苦，苦不堪言。最后包袱一抖，啊！搞得知青们哭笑不得，原来说的是新中国。 我下乡以后，也经常参加忆苦思甜会，大会，小会；也听贫下中农诉三年自然灾害的苦，最后搞成笑料，搞成尴尬。但是，这些并不能给我思想上以震动。因为我经历过三年自然灾害，吃不饱饭，半夜饿醒，学校组织到野外挖野菜，大街上讨饭者抢食……在那样的年代，百姓们懵懵懂懂，我所看到、知道的，只有“饿”，用吃饱和吃不饱来衡量岁月，和贫下中农讲的感受差不多。所以，我到农村后，听三年自然灾害的“忆苦思甜”，听完哈哈一笑了之，甚至并不认真记住。 真正给我深刻印象的，是贫下中农对1949年之前的忆苦思甜。我在这种忆苦思甜里听到的，与在学校里听到的，书本上看到的，电影里演的，完全不一样。 正如贫下中农用三年自然灾害饿死人的事实，把“思甜”说成忆苦一样，他们则用受地主剥削的事实，把“忆苦”说成思甜。 我下乡时，有一段时间与生产队会计长禄合住一屋。那是一间小草房，在一户人家院子里。房东姓杨，是个老汉，我喊他“杨三爷”。杨三爷一家五口，两个儿子、大儿媳妇，还有一个小孙子。他的儿子、媳妇，还有村里老少都喊他“三爷”，连他的小孙子也这样叫他。 大队支书范海宽知道我住在杨三爷家，连声叫好，说，杨三爷才是真正的贫农。 贫农还分真假？我不明白，就问。 成分没有假，人分真假。范海宽说。 他又解释说，咱代营，解放前有些地主人家，赌钱的、吸大烟的，把家财散尽，又卖地卖房子，最后卖闺女，老婆都跟人家跑了，到土改时，自己光身子一个，讨饭过日子，划成分时又有规定，只要穷够三年，又没有地，就可以划成贫农，人是贫农，心还是地主，有点钱就去赊店镇听戏、嫖女人。 又说，杨三爷解放前给地主扛活、当长工，是贫农，赤贫，他家几代人都给人家扛活。 听支书这样说，我才明白，原来贫下中农也分心儿红与皮儿红两种，怪不得毛主席要我们“彻底”改造呢。幸亏我和一个红透心儿的老贫农成了邻居。本来，我下乡就有锻炼的思想准备，立志“脱胎换骨”。现在和一个老贫农为邻，经常聆听教导，熏蒸磨炼，自己再潜心修炼几年，一定能成正果。 杨三爷大概有六十岁的年纪，佝偻着背，满脸岁月刻下的痕迹。他是“大板儿”，就是饲养员，负责喂养生产队的几头牛，不下地干活。牛是庄稼人的命根子，也是生产队的命根子，是国家财产，受法律保护。喂牛是个技术含量相当高的活儿，牛的生老病死，“大板儿”通管，又在队里拿最高工分，很受人尊敬。 杨三爷住在牛棚，几乎不在家待着，只每天三顿饭回来吃。人家都吃完一会儿了，他才回家来。进门就从灶火端出个海碗，圪蹴在当院吃。有时候，看我这屋开着门，就蹲在我门口吃。我赶快放下手里的活，和他聊天，他的小孙子就扑过来，在他身上爬上爬下，他笑眯眯地由着孩子。吃完饭，他把碗搁在当院一块青石板上，就回牲口棚了。我曾经为学使车和犁地，夹着被子在他的牛棚里住过半个冬天。每天半夜，杨三爷喊我起来，给牛拌草、添料、饮水。一番活忙下来后，他拢把火，吸袋烟，然后开始给我讲故事，荤的素的，五颜六色，我听得津津有味。 下乡第二年的麦收，杨三爷每天负责把几头牛牵到场上，碾场用，就手也帮助摊场、扬场。一天下午，日头偏西时，我运回一车麦子，正摊场时，见杨三爷拄着桑杈站在场屋门口，就过去招呼他。 杨三爷见我过来，抬头看看太阳，对我说，后半晌了，往年这个时候，主家的荷包鸡蛋该挑来了。 杨三爷说的“主家”，就是地主家。他给我讲过去，总是用这个词儿指明他曾经扛活的东家。他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在解放前给地主家干活，麦收时，每天到后半晌，地主家就叫人挑来一桶荷包鸡蛋，挑子的另一头是一篮子烙油馍。这是给麦收的长工和短工们“加餐”。 “荷包鸡蛋，每人一碗，搁了白糖，烙油馍随便吃。”杨三爷笑眯眯地说。 真的啊！我听他说，很吃惊。地主会叫扛活的长工吃荷包蛋，还有白面烙油馍？ 是啊！蚕老一时，麦熟一晌，这时候干活的人不吃饱，咋干活？ 地主叫长工吃饱？ 杨三爷笑眯眯地看着我，满脸的皱纹表明他说的每一个字都是真的。他不知道我的疑问是什么意思，也不是嘲笑我的怀疑。我从未对他说起我学过什么，看过什么书，被教育的是什么。他不是教导我，他只是用和蔼的态度肯定他的经历，他只是告诉我一段事实，如此而已。 整个下午我都心存疑惑，杨三爷的故事也触动了我的心事。晚上，我去牛棚找杨三爷，又说起荷包蛋的事。我对他讲了我的家。 我小时候，一次过中秋节。到了该分月饼的时候，奶奶说，现在吃月饼，每人一个，过去哪有吃一个的？她说，那时候过中秋节，咱们家分月饼，长工每人一个，在家里长年做仆人的两人一个，老祖宗一人一个，公公婆婆两人一个。等到叫我去拿月饼，我洗洗手，高高兴兴伸双手去捧，你猜咋着？就给我那么一沿儿，成一堆碎末子了。 奶奶说的“一沿儿”，我估计是一块月饼的八分之一，因为一块月饼切四份，还不至于成“一堆碎末子”。 我的家是个大家族，土改前，在村里有“乔家大院”，有几百亩地，拴着牲口，长年使着长工，还有仆人，农忙时能招十几个短工。土改时被划为“地主成分”。我就奇怪，一个地主家，给长工和用人的月饼，比给自家人还多，这可能吗？ 奶奶说，干活的人，你得待人家好点，家里的地、牲口、收成，都交给人家了，你待人家不好，吃亏的是你自己。 我就批判她，说地主只会剥削贫下中农，怎么会给他们月饼呢，怎么会待长工好呢。 可是我心里明白，奶奶对我说的肯定是真实的。 杨三爷听我说完，说，你家老人说的是这个理儿，主家和咱们是两姓，情分说不上，咱只说理，他也不敢亏待扛活的。收麦、收秋就那几天，主家也知道，你不好好伺候扛活的，几百斤粮食就糟蹋到地里了。 地主不是剥削贫下中农吗？我问。 地都是人家的，啥叫剥削？要是你的地，他来抢粮食，那才叫剥削。杨三爷不以为然，又说，也有恶霸，抢人家的地，把人家逼得打官司，一打多少年，听说外村有，咱村没有听说过。 打官司有打赢的吗？ 听说有告到南阳的，告赢了。 杨三爷又说，这是说在主家扛活的长工，还有租地种的。咱这儿，每年阴历十月初一，就是和主家定租地的时候，上年欠的账这一天还，主家欠户家的也要还。租地的挑主家，你家的地不好，搁不住一泡蛤蟆尿，又待人不好，分的粮食少，租你地的人就少。主家也挑，户家劳力不强，没有工具，没有牲口，主家也不愿把好地给你种。 我就给杨三爷讲白毛女，讲黄世仁、南霸天，讲刘文彩，还有我们家乡旁边巩县的大地主康百万。 杨三爷说，你说的那是戏，前几年咱这里也演过，县剧团就在咱村搭台子。戏是人编的，真假不好说，我给你说的都是我见过的。老包铡陈世美，谁看了都叫好，我就不信，哪个当官的敢铡驸马爷？你一个人不要命，你全家都不要命了？七大姑子八大姨，也都不要命了？前朝不会有这种事，当朝也不会有…… 戏不能信。杨三爷说。 出来人还怕雨？ 我们生产队的贫协主席，姓赵，人称“大榾柮”。他已经60岁了，还是独身，是个处男。他家弟兄三个，大榾柮是老大，栖身老二家吃饭，自己有一间草房，晚上安歇。每天早上，不等队长老砖头喊第一声“出工啦！”他“吱呀”关门，扛着家伙下地走了，一路晃悠悠地哼着小曲：小家人去尿泡一步三摇，到茅厕转过身把门闭了，露出了…… 我一听见门口有他哼哼，就赶紧跟着他一块下地走。大榾柮嘴里好东西成篇，头几步尤为精彩，三步开外，已经索然无味了。 “榾柮”，代营话就是树墩子。被人叫成这样，大概也是没有什么用处的意思。其实不然，大榾柮是个比较厉害的角儿。正所谓“人不可貌相”，看人不能只听其名，要观其实。队里凡正经人、明白事的人都知道，大榾柮看人看事比较准，事到临头敢决断。他是队委会成员，每年队里的生产安排，他总能根据经验，根据公社指示的画外音，说出自己的意见，种啥不种啥，都能说出个道理，不仅其然，还要所以然，连老砖头都佩服他，当面称他“大哥”。 家有一老，是为一宝。大榾柮是我们队的台柱子，至少是几根台柱子中很承重的那一根。 大榾柮嘴里有不少农谚，这些农谚多数和气象有关。看见他独自晃悠悠下地的时候，我就跟着他，乘机问东问西。他说，四月风，五月旱，六月连阴吃饱饭。我问，为什么呀？他就会很高兴地看我一眼，然后耐心地告诉我，说，四月麦扬花、灌浆，小风吹着，要是下雨，准保减产。五月收麦啊，收到仓库才算了，敢下雨啊，下雨吃毬不成，一年只喝包谷糁红薯了。六月就得催秋啦，一年的粮食，全看这几场雨啦！ 我煞有介事地点点头，说，知道啦！其实也不是很清楚。 大榾柮每天出门就望天，看气象。这时候，若有人从门前经过，他就和人家搭讪，说些天气如何的话。那人或者留步，陪着他应付几句，或者不答理，转眼就不见了。大榾柮无所谓，即使没有人听，他仍然对着空荡荡说，指着头顶一片云絮絮叨叨。我听他说过这一类的话，很有趣，甚至是故事。可惜记下来的不多，咳唾随风，不知道飘到哪里去了。 而且，他老是看天干活，就有年轻人和他捣乱。一次，大榾柮带了一队人马，在地里修整“大寨田”，大家说说笑笑，有一搭没一搭的。眼看着低垂的柳枝左右盘旋，突然就起了风。天上黄云笼罩，那风卷着黄沙，贴着地皮滚将过来，一阵紧似一阵，打得人脸生疼。一群年轻人冲着大榾柮喊：天气黄澄澄，必定有大风，有风就有雨，下雨就收工！喊着一哄而跑，大榾柮在后面叫停，大声骂着，也不管用。 像这样的大田干活，喧闹的场面，大榾柮说话没有人听，有时，他喊叫完还独自“嘿嘿”笑。但是，遇到关键时刻，他嘴里吐出来的每一句话，听到的人都必须完全执行。姜还是老的辣，毕竟他经历过的多，知道事情的分量，敢下决断。如果此时有谁敢和他捣乱，对着干，大榾柮马上翻脸，黑着脸，不管手里拿着啥家伙，看也不看就朝人打过去。一面打一面骂，日你妈！敢不听我的！ 有一年收麦子，突然，从西南的天际飘来一堆乌云，顺着往东北方向飘过去，转眼到了头顶，黑压压的几片云，紧跟着就洒洒地掉了几滴雨点。大家都慌乱起来，地里、场上，成捆的麦子堆着，要是一场大雨下来，这一场麦子就有损失了。这时，大榾柮正在场上指挥打场，他看看天，说，没事，摊场，快点运。他叫在场边歇息的大车全部去地里拉割下的麦子，场上干活的加紧摊场，不要停。我问他，你看云，不怕下雨啊，都已经大滴儿啦！ 大榾柮抬头看云。这时，左邻几个队的场上，人们都停住手，朝我们队这边看。看样子，要唯大榾柮为首了。 大榾柮环视四周，决断说，云往北，一阵黑，没事，下不了。 我们队的人很相信大榾柮，继续干活，吆吆喝喝的神气十足。周围几个麦场上的人，看见大榾柮在，保着驾，也都继续打场。 果然，去地里拉麦子的车还没有回来，一阵风吹散了天上的云。大榾柮说，一阵黑，摊麦堆。 大榾柮有一套行云农谚：云往东，车马通；云往南，雨潺潺；云往西，水溅泥；云往北，一阵黑。他经常念叨这几句行云农谚。我留意过，确实比较准。知青组的几个女生和他分辩，问，一年四季都有效？大榾柮笑呵呵地亲切教导说，这四句都是说下雨，不是晴天，说下雨，管保准，说下雪，当然不准啦。其实，这就是农谚的季节特点。 我对他说，云往南，雨潺潺。很雅致呢，跟画儿一样。 大榾柮说，这是说秋天下雨，连阴天，雨也不大，要是你这时候站在咱那窑坑边，听着一片雨落到水里，没有别的声响，啥也没有，没有人说话，没有鸟叫，光是那一片雨声，丝丝响，沙沙的…… 他说的窑坑，是我们队砖窑旁的一个大水坑，有十几亩的水面。 大榾柮说这些话时，神色迷离恍惚，仿佛灵魂出窍，整个人悠悠飘浮在空中，连脚步都有些颠颠儿的。 我没有想到，一个没有文化、不识字的老农民竟有如此雅兴！可以想象得出，雨中，他独自站在窑坑边，四周寂静无声，耳畔沙沙雨丝，眼前一片静水，往事如烟，人逝物非…… 云往西，水溅泥，是什么意思？我问。 下大雨，又下得急，路上坑里积水，人、牲口走路就得踩水踩泥。大榾柮对我斜眼，使眼色，意思是连这都不懂！ 云往北，一阵黑，就是黑一阵，其实不会下雨了？ 是那个意思，往北的云，茫茫一片黑，其实没有雨跟着。 代营人把雨后虹念“Jiang”音。大榾柮说，东虹日头，西虹雨。我问为什么？他说，我咋知道，老一辈儿这么说，自己这么看，可是你看，西边出虹，日头在东，保不准一天还下；东边出虹，日头将落山了，要看有没有云了，日头落在云里，雨就在半夜了。 早霞不出门，晚霞行千里。我问大榾柮，都是霞光红云，怎么早上就那么不吉利呢？他哈哈笑，说我，真是学生，看着要下雨就说不吉利，庄稼人喜欢下雨啊！他又说，你再看看早上的云，大凡有红云，都是低云，湿气大，就有雨，日头落地时的红云，恁高，不会有雨。 夏秋季节在田里干活，经常遇到雨。那雨说来就来，刚才还晴空万里，转眼就是乌云密布，随着一阵风过，雨就“哗哗”下起来。 有一次，我和大榾柮在地里干活，转眼天阴，北风吹着大片的乌云往西南飞过，大榾柮说，要下雨啦！看，雨过来啦！ 我忙问，在哪里？雨在哪里？ 这时候，风停了，树梢一动不动。 大榾柮对我说，倒风了，雨马上就下。说着手一指。 我看到南边白茫茫一片，像雾气一样腾腾地推过来，转眼就看见前面的水坑里点点雨滴，接着就漫过来，劈头盖脑的大雨就倒下来。 我看了大榾柮一眼，他是贫协主席，我是来接受他的再教育的，他不说话，我不敢跑。但是，我转身的架子已经扎好，就等他下令了。 跑啥！出来人还怕雨？大榾柮大声说我。 这句话，就像半空一声雷，在我心里震响。 他这句话，让我一辈子受益。 分子们 “分子”是个简称，全称是“地富反坏右分子”。这虽是个时代词汇，却具备了时尚的一切因素。曾几何时，“分子”流行于大江南北，与现在“大款”虽不同义但同理。代营的贫下中农嫌全称麻烦，“地富反坏右”，绕口令一样，不严肃。有聪明脑瓜儿就发明了简称——“分子”，既简单，又易上口，一经面世，便受到百姓喜爱，官方也认可，随即普及开来。 我们下乡进村那天，欢迎的人很多，有站在村口迎接的，也有站在村里路旁、墙头、家门口看热闹的，我们也分不清谁是谁，只觉得到处都是热情的招呼，热情的拉手，热情的抚摩。闺女、媳妇拥着女生，摸她们的头发，摸她们的发卡，细看衣服的领子和袖口；小伙子们跟着男生，看运动衫、球鞋，拉扯扎在腰间的武装带。我被人们簇拥着朝前走，七八只手在身上乱摸。顾盼之际，看到在路旁零散站着些人，有男有女，都是有岁数的，面带笑容，似乎又有些畏缩，不敢上前来。奇怪的是，他们都戴着草帽，草帽边挂了一圈黑布条，沉沉地耷拉着，明显地与其他人不一样，给人一种不祥的感觉。 过了几天我才知道，那些草帽边挂着黑布条的人，就是“分子”——代营村的地主、富农分子。这是一群在阶级斗争年代属于“阶级敌人”的人，是一群和普通人不一样的人，无论在城市，还是在农村，无论在政治生活，还是社会生活，甚至在人们心中，都被划为另类。 那年月的农村，谁都穷，地主、富农和贫下中农一样，单看穿的、吃的、住的，分不出阶级，分不出好坏人。曾经有到代营“蹲点”的干部走错了门，进到地主家拉家常，了解民情，拉手拍肩，嘘寒问暖，“大爷、大娘”地叫，最后搞到很尴尬的地步，回去受了处分。为此，又有聪明脑瓜儿生出个主意，在草帽上挂黑布条以显示身份，一目了然。另外，凡“分子”，家屋门口还要挂一块白底黑框的牌子，告诫人们，这里是资本主义的门，不要走错了。 下乡当晚，生产队长老砖头带领队委会全体成员到我们知青组的住地，介绍队里的情况。老砖头掰着指头，如数家珍，咱队有地多少，户多少，车几辆，牛几犋……又说，窑一座，粉坊屋一座，磨屋一座，菜地一块……又说，分子几人，姓甚名甚。 分子是什么？王同学问，以为是队里的财产。 老砖头笑了，说，分子就是五类分子，地富反坏右，咱队只有地富分子，还缺反坏右。看到我们马上就把阶级斗争的弦紧绷在脸上，老砖头又笑，安慰我们说，不怕，分子都不会乱说乱动，要不咋叫分子嘞！大家都一块参加劳动。 后来我才知道，平时，分子们并不戴挂黑布条的草帽，只是在有县、社干部下乡，或者在本村举行有外人参加的现场会等情况时，才要求分子们表示身份。那天因为我们进村，分子们都戴上表明身份的黑布条草帽。但是，分子家门口挂的牌子，是不能去掉的，一天24小时必须挂着。 “分子”的产生是阶级斗争的需要，也是社会的需要。听队里有人讲故事，说明阶级敌人日夜都想推翻共产党领导，颠覆国家政权。有一年春节前，有县里干部从代营路过，见一户人家的对联有意思，上联是：二三四五过春节，下联是：六七八九迎新年，没有横额。县里干部好生奇怪，这叫什么对联？便扎了车子，点上一支烟，蹲在偏僻处细细琢磨。两支烟下去，百思不得其解，县里干部只好起身走了。回到家，仍费心猜谜。半夜忽醒，得解，原来解就是那张没有的横额：缺一（衣）少十（食）。县里干部不禁点头赞叹！复又进村打听，才知那家是“分子”。该分子是代营十队人，参加过远征军，充任连队文书职，一个瘦老头，矮个子，白净面孔，整日穿一身蓝布中山装，像个驻队干部。县里干部打听到此人，远远看他一眼，便悄悄走了。 我们队的分子承贺，在队里充当“值日”。所谓值日，就是负责打扫厕所，不管是公厕还是各家的私厕，都归他打扫。主要是队里要茅子积肥。排泄之物是上好的肥料，专门留给自留地和菜地用。自己造的东西，还是比县化肥厂的质量好。所以，队里还给每挑茅子记20或30个工分，以鼓励大家多多排泄物。 承贺值日非常认真，把厕所打扫得干干净净，挖得点滴不剩，小便在墙角滋的点点坑，他还细心填补好，像垫猪圈羊圈一样。轻车熟路了，有时也难免尴尬。 一次，承贺在供销社门前的公厕值日，男左女右，将进女厕前，连喊数声，里面没人应答，他便进去。谁知大队妇女主任刚完事，正蹭墙角。承贺走到跟前才发现，抬眼看见白花花一片，晃得眼晕，愣了一会儿，才明白过来是什么，顿时脸红。妇女主任听见后面有响声，扭头看见承贺，一时愣住了，弓着腰，也忘了遮盖。还是承贺有经验，忙说，你忙吧，我出去、我出去。原路退回。此事后被别人知道，一时成为美谈，流传甚广。
承贺因为勤恳劳动，加上家里两个孩子协力，小有积攒，便盖了两间外熟里生的瓦房（外墙是烧制的砖，里面墙是一层生坯），过风脊，在村里颇为壮观。只是他的闺女容姑娘，因为家里成分高，嫁不出去，又因为儿子还小，容姑娘便一直等着给他换亲。我们进村后，开始和容在一起干活，总是感到奇怪，这么个大姑娘，红润面孔，两条滴溜溜的大辫子，怎么嫁不出去？后来才知道原因。那年容姑娘25岁了，弟弟才15岁，据说还要再等5年。 凡是分子家有闺女的，多数都用来换亲。离承贺家不远的承辽家，也是分子。承辽是家里老大，下面跟着一个妹妹，再下面是一个弟弟，最小的还是妹妹，叫承英。承英与姐姐虽称不上如花似玉，可都五官端正，而且都是初中毕业。但是，就是嫁不出去。其实，不是没有出嫁的机会，只是因为家里成分高，家里两个弟兄若想娶媳妇，只能用姐妹俩换亲。而两姐妹因为读了点书，大概也看过“西厢”之类，移了性情，不愿意换亲，干熬着。我下乡那年，承英的姐姐已近三十了（换亲的故事，请读者看本书《换亲》和《春妮儿》两章）。 承辽家“分子”的帽子戴得有点勉强。我听大队治保主任说，土改时，承辽家有十几亩地，都是燎礓地，蚂蚁尿也搁不住一泡，东一块西一块的，分开好几个地方，自己种，也没有雇过人。土改时提过，划地主不行，就是划富农也不大合适，没有雇过人嘛。一开始没有给他家划上，只算个富裕中农。后来上面说了，俺这儿土匪多，划成分得严点儿，多几个不算啥，别漏了，第二榜就给划上了。工作队也觉得勉强点，光给戴了个“地主成分”的帽子，不算分子，说是先看看，看上边还有没有啥政策。这一看，十几年，从土改看到现在，农村人哪能分恁清，啥“成分”，沾着地主边就是分子，承辽家就算划到分子队里了。四清工作组在这儿时候，又有人提这事，那时候只有漏划了给加上的政策，没有划错了给去掉的政策。工作组一商量，说这算漏划，咱也抓一个典型，要不然来这儿干啥嘞，就把承辽家的“成分”改成“分子”，还落下个“漏划地主”的名字，算定下了。 承辽嘴里有很多家族故事，常讲给我听。有一天，我去他家，家里只有承英和她母亲二人。老太太是个清瘦、干净的人，穿着白布褂子，扎着裹腿，稳稳坐在堂屋。承英坐在下面修理那顶黑布条的草帽。她见我来，忙起来招呼，又去灶火倒水给我。 我拿起那顶草帽看，承英正在细细地修饰黑布条。她把每一根布条都剪出几个菱形的花儿，形成镂空图案，又把每一根布条下面用针挑出一排经线穗穗，再将纬线缝成一道花样。 你真有工夫。我称赞承英。 她说，俺娘爱整洁，年轻时候就爱收拾，上一顶草帽淋雨，已经坏了，这是又做了一顶。又说，别人不待见咱，咱自己就不能不待见自己。 她是轻声细语说这番话的，我听着，却如同重锤敲在心头。面对这样一种境界，这样的心地，像我这样成天把“在广阔天地滚一身泥巴，炼一颗红心”当做口号的人，能说什么呢？ 既然是分子，在阶级斗争的风口浪尖上，免不了受到冲击。那年月，即使一个小小的生产队，也经常有各种群众性大会。有队长老砖头自己开的会，还比较轻松，有大队命令召开的，也算走过场，偏偏有公社甚至县里来“蹲点”的干部召开的群众会，就不敢马虎了。这样的会，都以阶级斗争为纲，不仅要拉横额，插旗，还要大声喊口号，拉几个分子过来训斥，甚至动手动脚，都是免不了的。对敌人要像严冬那样残酷无情，是流行语。于是，队里几个不知好歹的年轻人，好打人，好骂架，专一和人家过不去的，便成为职业阶级斗争者。有叫小六者，便是这种人。小六贫农出身，好喝酒，喝多了就站在家门口骂人，谁从他家门前过就骂谁，你敢还嘴，他撵上去就打。骂一会儿见没有人过来，他转身进屋打老婆。这么个敢下手的人，别人都躲着他，背地称他“恶人”。偏队里开阶级斗争会，便有了他的用场，老砖头总叫小六出阵，教训分子。 老砖头对我说，没有办法，乡里乡亲的，我也为难，主要是叫台上坐的干部看。现在兴阶级斗争，你不打，他说咱斗争不坚决，他回去一汇报，咱们的化肥、烧窑的煤，还有柴油，都抓瞎。 读者可能还不明白老砖头这话的意思，容我解释。那时候，下到农村蹲点的县社干部，手里都握有某些权力。县里或者公社的领导，可以批化肥、柴油、煤，有的还能批酒糟和棉子饼，最重要的，可以批钱。还有一般干部，就是向领导汇报基层情况。可不要小看这个汇报，说什么任由他一张嘴。说得好了，就能给队里带来不少好处，哪一点没有伺候好，给你上纲上线汇报上去，你盼星星盼月亮想要的东西，就会一拖再拖，甚至挪给了别人。 那年月，生产队要想搞副业挣几个钱，煤、柴油是万万不可少的。就是化肥、农药这些东西，都是应农时的急需，你急着拌种，地里虫子成灾，就是拿不到计划单，求爷爷告奶奶的给你了，什么都晚了。地里庄稼收成如何，与干部无关，他们是拿工资的。 一次，又有晚上阶级斗争会。事前，我去场边一间仓库，见几个分子和小六正在商量晚上的场面安排。几个分子在一旁小声商量什么，小六站在屋门口抽烟。 我听见分子中有人说，今晚该谁了？ 一个白头发老头说，该承辽了。 有人接口，承辽正打摆子，晚上来不来得了还在两可。 分子老程说，要不，还是我吧。 站在一旁的小六听老程说，忙插话，你不中，上次就是你，这次得换一个。 老程赔着笑脸说，没有人了，就这几个人，病的病，岁数大的又不行。又说，我肉厚，打几下没事。 老程是个高个子，脊背肥厚，大肚皮，一张笑眯眯的脸，络腮胡子，村里人都说他好脾气，年轻时是个人物，相貌堂堂，十里八里谁不知道！ 小六不吭声了，低头抽烟。 我在一旁听着，心里酸酸的。世人啊，你可曾知道什么叫阶级斗争？你可曾知道，中国有过阶级斗争的年代！ 这时候，老砖头进来，进门就问，咋样儿，商量好了没有，今晚是谁？看样子，这个协商还是他安排的。 老程说，本来该承辽，他正打摆子，我说还是我吧，这不，小六又不依。 老砖头说，上次不就是你吗？ 老程说，是啊，这不没有人了吗，今晚还是我吧。 老砖头看看旁边几个人，老弱病残的模样，不说话了，看样子，也只能同意。 老程看老砖头不说话了，忙安慰他，说，队长，没事，没事，我肉厚，打两下没事。又赔着笑脸对小六说，小六，你照叔的后脊梁上、屁股上捶，别跺叔的腰，上次不知道谁跺了一脚，俺一直疼。 老程和小六是本家，小六喊老程“三叔”。 老砖头也说，今晚有公社干部来咱队，打的时候，都得喊出来，反正天黑，他们只听喊，听声音。 谁知道那天晚上，公社有两个干部参加我们队的群众大会，自己带了公社的专业打手，还是把安置在主席台下面的几个分子一通暴打。当台下一片“噼啪”和“哎哟”声时，那两个坐在上面的干部，有一个站起来喊口号，嗓子都喊劈了，另一个坐着没有动。 打完人，队里还专门给他们做了锅面条，炝了葱花。老砖头气愤地说，啥阶级斗争，毬毛！还不是专门来吃碗面条！ 第二天，早饭后下地时，我专门跟着老程走。走到地头，我看没有人，就说，三叔，叫我看看，昨晚打你哪儿了？ 老程见我掀他的布衫，脸红了，躲闪着说，不碍事，不碍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