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8月初，关于昆明市“设想”“将向酒店入住者，每人每天征收10元滇池生态资源保护费”的消息，引发舆论哗然。 在这背后，是人们对滇池水质改善与多年治污巨额投入不成正比这一现状的质疑。“七五”至今，滇池治理已投入的资金数以百亿元计。而环保部《2011年中国环境状况公报》显示，作为多年来被重点监测的“三湖三河”之一的滇池，湖体水质总体为劣Ⅴ类，与上年相比，水质并无明显变化。 滇池属于半封闭性湖泊，地表无大江大河注入，由于滇池位于昆明市的南端，处在260万人口城市的下游，整座城市的污水都流往滇池，进入90年代污染速度明显加剧，虽经治理，水质至今未见根本好转。 云南省水利水电勘察设计研究院专家李作洪，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指出，滇池水资源处在金沙江、红河、南盘江三大水系分水岭地带，人均水资源占有量很低，属于严重缺水区，真正进入滇池的水资源只有4.83亿立方，而用水量在8.13亿，远远超过承载能力，仅靠回归水利用实现水资源的基本平衡，水资源严重不足是导致水质恶化的基本原因。 自“七五”治理滇池以来，历届政府已将滇池边的污染企业迁出，城市生活污水成为滇池的主要污染源。据统计，2000年滇池流域的常住人口为217.7万人，至2015年，这个数字会继续膨胀到385.6万人，滇池流域的城镇化水平进一步提高达到90.9%，这对滇池意味着更大的负荷和压力。治理滇池重在治理污染的源头，即截污。仇和任昆明市市委书记期间，最受的肯定的是，在建设污水处理厂的同时，大规模修建污水管网，注重清污分流。“十二五”期间，滇池流域污水收集率的目标被设定在90%。 根据“十二五”规划，牛栏江-滇池补水工程将向滇池输水6亿方，与目前滇池流域水资源量的总和相当，将为滇池流域实现水资源的合理调配、进行水污染治理提供重大的战略机遇。 但云南的地方财政的紧张也成为在长期的环境治理中的掣肘。有专家指出，中央在加强监督的情况下，还要加大中央财政转移支付。 “让滇池回归自由” 在昆明长大的王先生记得，1986年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访问云南时，住在滇池边的人们依然可以下水游泳。那也许是滇池这颗新月形的高原明珠，在被彻底污染前闪耀出的最后一道光芒。当时的昆明人并没有料到，不久之后，原本在清朝孙髯翁“天下第一长联”里有着“四围香稻，万顷晴沙，九夏芙蓉，三春杨柳”迷人景色的滇池，会在一夜之间骤变，染上顽疾，水体发臭，常年泛着令人恐惧的绿色，甚至黑色。 在城市化、工业化的进程中，滇池大致经受了三次“劫难”。 1970年，一场轰轰烈烈最大规模的围湖造田在滇池展开。每一个从那个年代走过来的人都记得，在长达8个月的时间里，数万人在滇池边忙着筑堤、排水、填土造田。最终，滇池自净能力最强的草海被割走数十平方公里，昆明八景之一的“坝桥烟柳”，变成一片乌黑的腐殖土。 滇池的第二次劫难是防浪堤的修建。人口的增长，推动着人类一点点蚕食着滇池南岸区的天然滩涂湿地。由于西南风卷着最高达5米的浪头拍打着这个区域，常常造成人员伤亡，水利部门为保护水边人员财产安全，陆续投巨资修建和重修了上百公里的防浪堤。 给滇池带来灾难性打击的是，滇池地处昆明城市下游，是滇池盆地最低凹地带，各种生活污水通过河道、沟渠汇入滇池。从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滇池流域迅速推进的城镇化，突破了滇池自净限度。化工厂、冶炼厂、热电厂、印染厂等数百家高污染的产业，围绕在滇池边，污浊的工业废水直排滇池。滇池水体富营养化日趋严重，上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滇池长期泛绿、发臭。 昆明理工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侯明明称，昆明为折腾的典型案例，以前折腾着破坏生态，如今尝到恶果之后，又不得不折腾着恢复生态。 1993年，云南省环境科学研究所（下称“环科所”，云南省环境科学研究院前身）原所长郭慧光主持做了一个治理滇池的规划，在总量控制的原则上，从水体污染的点源、面源、内源三个污染源入手，总共27个项目。点源治理主要是污水处理厂和管网配套建设，工业和生活污水的集中排放；面源治理即地表径流改善，原污染物通过它们无组织进入湖泊；内源主要指水系沉积物的释放，疏浚底泥、打捞水葫芦等。这个规划是后来滇池流域水污染防治“九五”到“十二五”计划的雏形。 这个早期规划还提出退田还湖的项目。近年，越来越多的人主张拆除滇池边的防浪堤，恢复湖边的滩涂湿地。“浅水的滩涂下面是植物、沙子，像沙滩一样，有很强的过滤、自净能力。水里的蓝藻、垃圾会被湖水推到岸上，被太阳晒干。而防浪堤切断了水生生物、陆生生物信息交流、物质交流、能量交换的通道。”侯明明说。 2000年7月份，晋宁县附近的防浪堤因年久失修垮塌。侯明明实地察看后，向市领导建议，垮塌的防浪堤没有必要花钱去修。他甚至设计了一个周详的方案：干脆把防岸堤中的石料全部拆掉，再用这些石头在湖里堆一个1平方公里左右的小岛，把岸边近60平方公里的地方退田还湖，种上莲藕、芦苇，开发旅游。周围的百姓可以搬到岛上，并对每家每户进行生态补偿。让他感到遗憾的是，他的意见没有被采纳。侯明明铤而走险，举着手机在大堤上堵在20辆工程车前，徒劳无功地想要拦住工程车。 仇和在担任昆明市委书记期间提出，要尽可能地扩大滇池面积，将原本属于滇池的地方还给滇池，让滇池水和外界的水可相互交流，让湿地的水和滇池水形成互动。2011年底，昆明市启动侯明明期待已久的大规模拆除防浪堤工作，“让滇池回归自由”。 这个时期，昆明市还修了环湖路，将滇池湿地的渔民回迁，变成居民，纳入医保。海埂到呈贡一线的环湖路以外临近滇池边的渔村，都要搬到环湖路以内，如今已经搬了近一半。“这个举措我都没想到，有积极的意义，是保护滇池的重要措施。”郭慧光说。 争议水葫芦 据云南当地媒体报道，今年滇池水域预计控养水葫芦生物总量66万吨，计划采收50万吨，草海、外海各25万吨。 昆明人曾花了十多年的时间，直到1999年昆明世博会前夕，才将水葫芦这个晚来入侵物种基本从滇池打捞干净。因此，当2009年8月云南省生态农业研究所在滇池西华湿地试验水域投放紫根水葫芦治污以来，围绕用水葫芦治理氮、磷和蓝藻的做法，人们的争议一直未曾停止。 侯明明虽持正方立场，但对于水葫芦亦非常谨慎。水葫芦吸附能力很强，能把氮和磷等污染物吸附在一起，离开水体可以减少水中的氮、磷。但如果没有及时收集，水葫芦蔓延之后，其下的水体由于缺少阳光和氧气，大量腐烂的水葫芦会造成二次污染。 “我一开始是反对的，但现在没有办法。水体污染不能用化学的办法来治，即使水中的污染没有了，但水支撑着一个生态系统，水生生物、水生植物、水生微生物也会受到影响。”侯明明一向坚持用生态化方法来治理滇池污染，即通过生态治理，以后的滇池保持原来的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包括水生生物、水生植物、水生微生物的存活，和水体在这些生物作用下的自净能力，这些全部要保存下来。 侯明明强调：“水葫芦的量要控制，要合理规划。水葫芦一定要离开水体，要在每年的白露这个节气时，尽量把90%的水葫芦捞起来—在这个前提下，用水葫芦来治污，我认为是可行的。” 而提倡打造低碳滇池的郭慧光，对在滇池内种植水葫芦则始终持反对意见。 滇池系受第三纪（距今6500万年-距今180万年）喜马拉雅山地壳运动的影响，由云贵高原的石灰岩断层陷落而成。郭慧光说，滇东、滇南、滇西三大湖群，80%-90%都由断陷形成，湖泊是动态的，从形成那一天开始，整个湖泊的演化过程就是一个走向消亡的过程。 如今已年届高龄的滇池，平均深度仅4米，不及早期深度10米的一半。最近两百多年，由于人类活动的影响、水土流失、水体富营养化等原因，导致水草茂盛，沉积到湖底，逐渐把湖底填浅。郭慧光说，打个钻下去，十多米都是湖沉积，最深的地方有10.7米。2000-2004年，昆明市把滇池草海底泥疏浚了一遍，疏出了800万立方米底泥，耗资4亿元。如今不到十年，滇池又变浅了，又要疏浚。 而碳正是把湖泊填浅、使湖泊老化的元凶。1986年，污染从量变积累为质变，滇池水质突然变坏。郭慧光认为，滇池污染物指标，除了传统的氮磷，还应该包括碳在内，但现在国内只认氮和磷。而发达国家如日本、美国都认氮磷碳三个污染源，且对碳污染有很深的研究。氮磷多了会促进水体的生物量，把空气中的二氧化碳固定下来，变成固体的碳，沉积到湖底。所以，治理湖泊不仅要减氮磷，还要低碳。而水葫芦是生物性的爆发，结果是积碳，向湖底沉积。 打捞收集和加工水葫芦的成本也颇为惊人。2000年前后，郭慧光还在环科所担任所长职位时，水葫芦还不多，约占滇池水面10%，但每年打捞水葫芦的成本已高达400万-800万元。 2008年，郭慧光做了“滇池水葫芦利用的工业化参数研究”。研究发现，由水葫芦制成的饲料不含任何有害物质，胡萝卜素、维生素、粗蛋白含量高，用这些饲料喂养出来的200头试验生猪肉质很好。但从打捞采集上岸，到进塑料大棚烤干、锅炉烘干，再用打粉机最终制成的草粉成本很高，比市售的草粉贵1/3，且能耗高。 “水葫芦不要去栽，栽了以后要花很大的代价去采集，沉积多了还要打捞底泥，打捞底泥要多少个亿啊？而且外海泥深，不好打捞。所以，要考虑水葫芦的负面效应。”郭慧光说。 郭慧光最向往的是，新中国建立后到“文革”前的这段时间里人与滇池的良好互动。渔民平时打渔，冬季休渔时，就拿着竹棍打捞湖里的植物运到岸边，当地叫“捞海肥”。老人把水草打成结，做成像普洱茶饼一样的草饼，再堆成垛子晒干，就成了很好的燃料。 滇池治理很差钱 郭慧光曾参加过在日本召开的世界湖泊会议，对日本城市污水的治理规划、湖泊治理比较了解。他说，日本第一大淡水湖琵琶湖，水量相当于20个滇池，花了30年的时间治理，才达到Ⅴ类水，但未达到饮用水源标准，耗资1800亿美元。日本第二大湖霞浦湖，面积、水量是滇池的1/3，用了30年的时间，花了大约1200亿美元，治到Ⅴ类水，现在还在继续往里投钱。 滇池的治理投入也在逐年攀升。昆明市滇池管理局（下称“滇管局”）提供给时代周报的数据显示，“九五”期间，滇池治理实际完成投资25.3亿元（其中国家投入4.88亿，省级投入4.6亿，昆明市及其他渠道投入15.82亿）；“十五”期间，滇池治理实际完成投资22.32亿元（其中国家投入5.82亿，省级投入2.05亿，昆明市及其他渠道投入14.45亿）；“十一五”期间，滇池治理实际完成投资171.77亿元（其中，国家投入23.36亿，省级投入54.67亿，昆明市及其他渠道投入93.74亿）。 2012年4月16日，《滇池流域水污染防治“十二五”规划》正式获国务院批复。以“六大工程”为主线，提出了“城镇污水处理及配套设施、饮用水源地污染防治、工业污染防治、区域水环境综合整治、畜禽养殖污染防治”等五大类项目和牛栏江—滇池补水工程，总投资420.14亿元。其中，占投资比例最大的分别为城镇污水处理及配套设施与区域水环境综合整治，分别投资178.48亿、233.51亿元。 郭慧光说，到现在，滇池治理已经花了三四百亿元，最终花费可能逾千亿。 对于别人关于“滇池得的是癌症，治不好”的说法，郭慧光表示不赞同。他认为，如果有好的规划、完善的法治，以及足够的资金，滇池是可以治好的。在他看来，资金不到位是目前滇池治理的最大困难。 今年8月初，昆明市关于出台“向酒店入住者，每人每天征收10元滇池生态资源保护费”的“设想”，引发舆论哗然。有媒体解读，这一“设想”的背后是滇池治理的资金缺口。 滇管局相关人员亦透露，治理滇池的资金缺口一直都存在。 因此，侯明明提出，中央财政应加大对云南生态补偿的转移支付的力度，减轻地方财政的负担。“长期以来，环境生态无价，资源低价，在市场经济机制下，对从事保护的这一方来说，是不利的。在生态保护地区的老百姓，越保护生态反而越穷。我们要可持续发展，一定要进行生态补偿，要让越绿的地方越富，用经济杠杆撬动人们的保护意识。” 2006-2009年间，侯明明在云南省贡山县带着研究生，研究贡山森林生态系统的生态服务功能。计算后得出，高黎贡山为贡山县提供的生态服务功能价值3万亿元。侯明明把这个研究结果报告给云南省财政厅。他把3万亿的价值比作绿色银行，这个绿色银行为后人保存了生物多样性的种子资源、涵养了水、调解了空气。“云南省财政厅根据我的报告，每年向贡山县财政转移3个亿，这个地方的3万人靠着这3亿，医疗、卫生、保险、教育，各方面公共服务都由政府买单，就可以守着森林。” 侯明明估算，青海作为三江并流地区，生态服务功能价值11万亿元，而云南因拥有萨尔温江、伊洛瓦底江、湄公河、红河4条国际河流和长江，生态服务功能大大超过青海，是青海的4倍，有44万亿元，而且，云南的物种从热带、温带、寒带全部都有，比青海还多。 “云南把最好的税种，烟草、有色金属的税都交给了中央，又为国家办了4件国家必办的‘国事’—生态保护、守边防、禁毒防艾、维护边疆民族团结。这4件国事本应该由中央财政承担。在转移支付没到位的情况下，地方政府出台了让老百姓出生态保护费的笨办法，社会反响不好。所以，希望中央理解地方财政的困难，加大转移支付的力度。”侯明明说。 治理账本有待公开
其实，早在昆明市2009年公布的《云南省滇池保护条例（草案）》（公开征求意见稿）中，就明确提出“昆明市人民政府设立滇池保护专项资金，主要用于滇池的保护和扶持流域范围内群众的生产生活”，其中资金来源包括“滇池生态资源保护费”。 昆明市前政协委员今年67岁的伍宗兴曾是香港云通总经理，2007年退休后回昆明定居，并在随后的4年时间里环行滇池55次，写下40多篇环滇日记。除了为保护滇池呼吁、奔走，她一直向政府要求公开滇池治理账本。“治理滇池的资金有中央来的，省政府来的，还有市里的，市里的钱就是我们昆明市纳税人的血汗钱，我们有权知道这钱去了哪里。” 伍宗兴建议，“可不可以学香港做一个电子账户，所有的这些信息都是公开的，比如说买水泥，买了多少、花了多少钱，我们都有权知道。在香港，如果你觉得麻烦的话，还可以到最近的地区去，找信任的议员，他一定会告诉你的。这是绝对透明的。” 侯明明也表示：“长期以来，滇池治理的费用不公开，老百姓意见很大，还来收钱，凭什么收钱？必须公布钱的走向，使用目的、方法。中央不仅要加大投入，还要监督使用，滇池治理的规划设计要进行生态化转轨。生态转移资金的绩效考核，从各级政府都要来考核，钱到哪去了，干了什么事情，都要给老百姓一个交代。” 也有人士指出，滇池在治理过程曾经历过多次换个领导就换个项目的现象，现在重复劳动相当多，浪费越来越大。现在的问题是，钱怎么用在正处的问题，这是个根本问题，不要做一些重复劳动。 “昆明这个城市还在扩大，但滇池水质总算稳住了。湖泊治理不是马上突变的，也要慢慢变好，原来一点都看不到，现在能一点点看到了，蓝藻暴发的时间也缩短了。最严重的5年前，从高空看，外海都是绿色的湖泊。关键要有好的规划和计划，还要有个能科学决策、严格执行规划的领导。”郭慧光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