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要让民企对经营环境充满信心 赢周刊：英美企业家在企业社会责任方面的践行相对比较成熟，请介绍下他们的经验。 丁学良：英美国家对“企业家”的定义是：公司的创立者或者公司革命性的改变者。企业家在英美的传统中最重要的特征是对迅速变化的产业或迅速变化的社会以及政界非常敏锐，而且非常敢于冒险，如果不敢于冒险，不管他管理的公司有多大，这个人都不能被称之为企业家。他还敢于破坏，当然他不是为了破坏而破坏，而是为了创新而破坏。像这样的素质，在英美的传统中被认为是不可能通过正规的教育培养出来的。所以从这个层面来讲，企业家是异数，他们不是按照常规一步步走上来的。 在英美最早实现现代化的国家里，企业家是多元的。第一，企业家得把一个企业从很小做到很强大，或者让企业起死回生，这是其本分。企业家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社会责任，就是对于公共部门（即以纳税人的钱为支撑的部门，包括军队、警察、法庭，甚至包括公立医院、公共卫生、公共教育）要有不断的压力和反馈，以便创造一个有利于企业家进行开创性的企业互动的社会大环境。这一点英美做得最好。 在工业化初期和中期阶段，英国不是起步最早的国家，但却成为最成功的国家。原因很简单，英国的法律和政治制度对企业家的开创和互动最理解、最支持，甚至动用到英国的军队，特别是英国的海军让英国的中小企业走遍全球，没有这个绝对不会有大英帝国。 等到这些企业做到相当成功时，这些企业将反馈社会。反馈社会最重要的是三个领域，最早是捐款给宗教活动，但它很快就被两个后来居上的领域所取代，即教育和医疗。这两个领域成为过去一百多年来英美传统下企业反馈社会最重要的两个领域，因为这两点不单具有慈善的意义，更重要的是它具有提升的意义，人力资本的两大支柱就是医疗和教育，健康的体魄、发达的大脑，全世界的人力资本最重要的就是这两条。 赢周刊：广东企业家在践行社会责任中有何特点？可以借鉴英美国家的哪些经验？ 丁学良：广东企业家的社会贡献“光谱图”由细微和直接渐进到宏伟和质变。什么叫细微？能够在你的能力范围内做社会回馈。一个老总到甘肃看到抽水马桶很浪费水资源，那个地方本来就缺水，后来他就捐款，想办法把他的捐款落到最想解决的事情上，这个就是细微。什么叫宏伟？宏伟就是广东的民营企业家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和法律给定的渠道和空间，对于改变中国民营企业经营的大环境要有反馈，这里面是有很多事情可以做的。如果广东的民企能通过宪法和法律给予的渠道对大环境进行反馈，把市场本身的纠错能力和及解决问题的思路推广到全国的话，那事情就好办了。 而对于政府，只有为中国民营企业特别是中小民营企业的生存、壮大提供一个更好的空间和平台，才不至于出现那么多民营企业家赚了钱后纷纷想法把财产转移到国外。中国需要对经营环境进一步改革，让民营企业对未来的经营环境充满信心，否则情况将非常恶劣。 这个社会的价值是多样化的，企业家必须要有充分的信心。中国作为全球化的一个重要参与者，广东作为中国参与全球化第一批的地区，民营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一定是在长时间内是不可以被忽视的，更不可以被打黑打掉。民营企业家虽然比不上比尔·盖茨，虽然比不上巴非特，但还是应该在自己的能力范围内，用企业的精打细算、讲究效率，做一些社会贡献，而且要对周边的人力资本、人力资源做些事情。 做企业公民需具创新精神 赢周刊：企业家如何实现从经营企业到经营社会的转变？ 师曾志：说到企业经营，要明白几个问题。第一，企业家精神特别强调对社会的责任、对社会问题的意识；第二，企业家精神是一种方式上的创新、观念上的创新、产品的创新、机制的创新、组织的创新、商业模式的创新，这里面依然有着企业家任重而道远的专业主义的东西。第三，企业家特别强调的是行动，过去行业跟行业之间的边界很清楚，现在只要企业家行动就可以打破。企业家最基本的就是要做好企业的事情以及遵循社会规范。除了这些，一个企业要想常青的话，企业家还要对社会的变革、法制社会的建设作出自己的贡献。企业家需要对公众交代，以高质量、好的产品来服务社会。第四，对企业家自身及企业家的竞争对手之间应强调良性竞争，强调互相共赢，而不是其他方面的东西。 公民社会实际上是一个解决社会问题和解决社会自治的一个特别好的途径，但社会发展的正面力量不是单一靠政府或企业就能形成的，它是多方力量共同博弈的结果。 企业家最令人敬佩的是他有问题意识，他有改造社会的冲动或能力，而中国社会现在面临很多问题，企业家肯定不能坐等，在企业家身上我更多地看到了一种侠的气息。在很多公益活动上，企业家永远是第一来支持的，而且他们愿意跟社会协同来促进社会的公平正义。 企业社会责任不是空洞的，也不是一个口号，一定要落实到行动上，而这个行动在过去可能是通过一种活动营销或者活动策划去做。在现在这个透明时代，每个企业家本身就是企业的代言人和发言人。此外，企业家去履行社会责任时，除了自己去做这个事情，也可以去了解这个事情，然后跟社会一起来做好这个事情。 吴伯凡：以前有人说企业搞什么社会责任，不就是让企业额外纳税，增加企业的负担。在他们看来，企业的责任就是赚钱、就业、纳税。那时候企业界对这个概念是很抵触的，甚至学术界也认为这是一个伪概念。 经营一个企业，做一个好企业，道德的东西不是锦上添花，而是直接跟企业经营联系在一起的。现在道德上的风险随时可能化为经营上的风险，过去只要搞定政府就可以了，现在不是了。做一个好企业才能做好企业，一个恶的企业本身在社会的情感账户里已经开始透支了，一旦出现问题，往往是不可原谅的，以微博为代表的社会性群体已成为社会力量的一个非常典型的代表，它有一只看不见的手，随时可能决定你的生死。 现在是透明化时代，也有人把它称为“裸露的时代”，就是说大家都在一个场合里，谁都没有穿衣服，大家好像很体面地在那交往，但如果有一天聚光灯独自打到你的身上，那就没有秘密可言。企业经营者过去经历着各种各样风险，现在要越来越注意社会风险，大家都在跟你记着那本账，企业一再透支，终有一天会崩溃。 还有，我们不要把责任仅仅当成一种外在的责任，有些东西好像是外在的，但如果把这种外在的东西看作一种战略机会，那目光就不一样了。很多创新恰恰是来自于某种不可能，既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是不可能的，如果能把这两个东西结合起来，将创造巨大的商机。比如说环保，这是一种责任，但真正有战略眼光的企业能从这个责任中看到商机，而且从一开始约束越多，它可能会让自己的企业经营走向一条高等级的公路，如果一开始接触的约束特别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一开始就可能踏上了一条不可能掉头的低等级公路，公司经营者会做得越来越累，而且发现这个钱越来越不好赚。我们应该从重大的社会需求中，从一种看似责任的挑战中把它变成一个战略机会。美国GE公司提出“绿色是金”的口号，好的企业应该是把责任当成一种战略机会。 做蜜蜂型企业 赢周刊：说到企业公民，大家总会跟慈善挂钩，我们应该怎样理解企业公民？ 吴伯凡：说到企业公民，大家有一个误解。其实，企业公民不是仅仅做慈善，而要做蜜蜂型企业。同时完成私人福利，又完成公共福利，这就是蜜蜂型企业。蜜蜂型企业做慈善，采花蜜的过程是为自己，但在从这朵花到那朵花的时候，他身上沾满了花粉，如果没有蜜蜂的话，自然界将陷入饥荒。 我非常敬佩有社会责任感的企业家，但最终实现了社会责任、大展宏图的，恰恰不是仅仅有善良的愿望。让善念结善果这是一个很艰难的过程，推广环保产品是造福社会的，但是由于没有在价格上比那些通常的产品更低的话，真正影响社会的力量还是少的。能创造出一种既能让客户获得利益、同时又有社会价值的产品，用商业竞争力去实现社会责任感，这是企业公民要做的事情。
“杀头的买卖有人干，赔本的生意没人做”，企业公民本质上是要创新，要把不可能的事情让它变得可能，让更有社会价值、更有环境价值的东西变得更有市场竞争力，用商业的手段实现社会价值和环境价值，这是企业公民特别要注意的。 很多人把不道德当成竞争力，但这种竞争力不可能形成核心竞争力。你不道德我也不道德，大家都不道德的时候，最终会是一个多输的结果。我们还是要做企业公民，增加正面力量，广结善缘，这样才能增加企业成功的几率。 赢周刊：如何用商业管理的方法，将卓有成效的管理手段纳入慈善事业当中，最终实现双重价值？ 吴伯凡：我分享一个很小的案例。有个卖汽车的企业家在西北某地开了汽车俱乐部，他希望有更多人买他的车，但用什么办法来聚集这些人，这是一个难题。因为市场竞争激烈，各个品牌的车都在那做。他最终把那个地区其他同类品牌都打败了，怎么做到的？他帮这些车主解决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孩子的教育问题。 现在好多家庭都是一个孩子，而且很难管教，父母跟孩子之间的沟通也难，这个俱乐部就为所有车主找一个来自贫穷地方但品学兼优的孩子，让两个孩子结成对子，在节假日的时候互相串门。这些人发现自己的孩子自从结成对子以后，脾气、性格、学习成绩都变好了。很多在选择其他品牌时犹豫的车主，最终都选择了这个品牌。 就这样，他同时完成了三件事情，一是解决了贫困山区孩子的上学问题，二是解决了自己家庭的个人难题，同时这个企业做汽车俱乐部也获得了很好的报酬，所以他有动力不断加大汽车俱乐部的建设。做善事一定是要有持续的回报才有持续的行动，这对企业公民是非常重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