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民营经济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发展，成为中国各类经济体中最具活力的一支力量。尤其是1998年之后，私有经济被确立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民营企业飞速发展，在许多领域都取得了重要成就。然而，民营经济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民营企业家的生存环境也随着民营经济的波动而动荡不已。 三十多年来，中国诞生了一大批有影响力的著名企业家，企业家的生存环境也有所好转。企业家群体在人们眼里俨然是时代的精英、社会的强势群体。然而，在他们炫目的光环背后，也有许多困惑与无奈。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是，自从1999年胡润造中国“百富榜”以来，很多顶级富豪们因上榜而出名，也因上榜而被颠覆。很多当年的风云人物都先后身陷囹圄，光环不再。从他们的人生历程中，可以观察到一个明显的事实，即中国的民营企业家正面临着一种剪不断、理还乱的尴尬生存环境。 固然尴尬的生存环境来自于经济高速转型中的不确定性，法治环境的不健全，政府掌握过多资源与审批权，却又球员兼裁判带来的不公平，以及社会上少了道德底线的价值错乱，但有人深陷这样的环境中，失了方寸；而有人却还是能正派经营并游刃有余，差别在哪里呢？企业家在这样尴尬的生存环境中，又要如何自处呢？
成功学让环境越来越恶劣 我个人认为成功学的引入是企业家面对尴尬生存环境的罪魁祸首。其引入破坏了很多传统的、积极向上的价值观，制造了很多精明的自利主义者。有人学习和运用成功学，靠一些具有短期效益的事情发家，通过不正当手段获得了巨额财富。一群研究成功学的人便吹嘘其通过几次特殊操作，一下子就发财了的特殊经历。这样的吹嘘使更多的人羡慕、学习然后去实践这种短线行为。另一些人作不到，羡慕嫉妒恨之余，又对改变社会现实无能为力，于是就沦落到白天和稀泥，晚上在网络媒体等大众平台上当愤青的境地，通过发表一些愤世嫉俗的言论来恢复一下虚假的、廉价的自我道德感。 成功学教人只有三分实力，但要忽悠成二十分，最后拿十分利益。造成的结果是太多的人为成功不择手段，没有底线，各种钻空子、贿赂的行为越来越多，培养了一批受贿的官员，导致官僚主义盛行。中国人传统观念里本来就有“县官不如现管”的思想，于是恶性循环，官员的贪腐又带来更多的短线行为。这样的环境正是我们今天社会的大问题。 在这里要感谢一下方舟子。因为方舟子质疑唐骏学历造假事件，牵扯出一批有造假嫌疑的名人来。唐骏作为“打工皇帝”是很多青年人的偶像，而这次打假让年轻人能够从追随成功学的狂热中停下来，反思、成长。 当然，在这样尴尬的生存环境中还是有很多坚持守底线又能成就事业的人，他们因为有所为有所不为，获得了成功，而且是基业长青的终身事业。他们是如何办到的呢？ 企业家要加强自我修炼 首先，要戒除成功学思维，追求长线发展。企业家做企业首先要树立的是企业的价值观。兰德公司花费了20年的时间跟踪世界500家大企业，发现百年企业具有一个共同特征，就是树立了超越利润的价值观，注重追求企业的使命、愿景及企业文化的形成与传承。文化是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不因企业制度的变化而变化。中国企业走向基业长青，需要培育自身独特的企业文化，而要做到这一点，首先需要企业家们认识到树立价值观、守住道德底线的重要性。 其次，做事情要有底线。这里所说的底线绝对不是要企业家摆清高，愤世嫉俗，对不良社会现象斥之而后快。而是说企业家要做企业，在商言商，商道即人道，不与恶势力同流合污，有所为有所不为。企业家的精神与形象是企业的一面镜子。正如德国著名的伦理经济学家科斯洛夫斯基所说的，企业家的道德行为“存在于放弃中，通过放弃道德上有问题的机会和放弃不道德行为(违反规则的行为)带来的利益，来达到比竞争对手更有利的竞争优势和区隔带来的利益。” 最后，要培养社会责任感。聪明的企业家不会去和不肖的官员同流合污，但也懂得搞好和政府的关系，比如可以通过捐款等方式做一些公益事业，帮助政府做一些社会管理创新的工作，如建设NGO（非政府组织），帮助地方政府寻找公共资源、搭建沟通桥梁等。但是他懂得坚守底线，不参与一些有违法律政策、乃至有违道德的事情。对于因制度漏洞等不太规范的操作，只接受法律允许的便利，不追求违法的利益。总之，就是有十分实力，只说八分能耐，仅拿七分利益。 可以说，中国企业家在不断进行组织创新并逐步走向成功的过程中，受到环境因素的制约和困扰较多，从某种角度承担着改革的风险与成本，但这并不是绝望或堕落的理由。因为一批有坚持、有修炼的企业家的所作所为让我们看到了光明和希望，我相信，社会环境最终也会在善于反思的年青一代成为社会脊梁后最终好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