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如果说节能减排是当下最时髦的词汇之一，那么建筑节能也当仁不让。它是一项惠及千家万户，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民生工程，也是培育新兴产业、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内需动力。《建筑节能“十二五”规划》提出，到“十二五”期末，建筑节能形成1.16亿吨标准煤节能能力，较“十一五”期间提升16%。建筑节能又开始了新的征程。 为此，本刊专访北京市十届人大代表、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教授级高级建筑师、国家一级注册建筑师黄汇。 《新经济导刊》：有人说，中国的建筑节能推广是一场自上而下的政府行为，您认为实际效果如何？ 黄汇：建筑节能是自上而下的一种行为，也可以这么说。但建筑节能是有一个过程的，1987年亚运会建设时就已经开始了，在筹办亚运会前，我们就接到国家建筑节能攻关课题中的一个。当时的建筑节能主要从节热能考虑的，因为节热能可以使人明显地感觉到它的好处。 我们课题组共有三个负责人，我负责建筑方面，寒冷地区围护结构如何节热能，也就是墙、屋顶等保温的问题。那时，外保温不太成熟，实施起来比较难，所以我们从内保温进行研究。研究完了以后，国家把几个课题成果综合起来，1996年出了一本标准，这是第一代的节能标准，争取实现节能30%。 这个标准出来以后，先开展了一些节能试点，比如亚运村的安苑北里，我们用各种措施进行试验，看能否节能30%，发现是可以实现的。同时也发现了一些缺点，如冷桥，楼板和墙连接的地方，没办法贴保温材料，传热相当厉害。我们认为内保温有问题，接着开始研究外保温。 本来外保温的效果越来越好，但是出现了意外。许多政府为了业绩，盲目求快，施工单位为挣钱，图省事，结果该做的事情没有做到位，外保温出现裂缝。我觉得国内有一个非常不好的习惯，什么东西一出毛病，不从自身找原因，就说那个东西不好，然后就全盘否定了。 后来，业内又开始研究内保温，说外保温容易裂缝。我听了非常生气，1979年我在国内做外保温的第一个试点，到今天也没裂缝，因为我们做得很认真，各种材料的含水率都是一致的。 节能最根本的问题不是技术，而是指挥和管理，好多事情没办好，主要是行政管理水平的落后。节能技术一直在改进和完善，但许多官员不主动学习，不反省自己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天天盯着成绩看。层层的管理人员，只向上级领导负责，不向工程负责。中国人不笨，上天入地都可以，建筑节能同样可以干好，只要政府认真去做，科学发展，而不是好大喜功，抄捷径，顾眼前。 实际上，26年来建筑节能是有成绩的。法律法规体系的完善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中华人民共和国可再生能源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民用建筑节能条例》等和一系列国家标准、技术规程都先后颁布施行。虽然还有漏洞，执行起来也有偏差，但有和没有是不一样的。比如，现在设计院出图必须要有一份建筑节能的图纸，它成为了每一个设计人员的责任，而且是有指标控制和监督的，过去只能凭良心办事。 《新经济导刊》：“十二五”期间，国家要大力推动绿色建筑发展，实现绿色建筑普及化，请您介绍一下什么是绿色建筑？推广应用的难点在哪里？ 黄汇：绿色建筑并不是种点花、种点草，它有严格标准的。基本包括六个方面：环保、节地、节能、节水、节材、管理维护保养。2011年10月1日开始实施的《民用建筑绿色设计规范》对绿色建筑都有详细的规定。 我1998年设计的北京良乡北潞春小区，是全国第一个绿色生态居住小区，建安成本是2140元/平米，包括种花、种树的费用。实现了垃圾零排放、污水零排放，并做了各种保温。由于是经济适用房，销售价格是2400元/平米。政府给了开发商一些优惠，有几栋楼可以按商品房卖，卖到9800元/平米，这样开发商就赚了。刚开始，他们还不敢做，怕建安成本高了赔钱。于是，我们精打细算，保证不赔钱，而且还能赢得好的名声，他们就接受了。 在北京市委、住建部（原建设部）的重视和支持下，在环保部门、首都规划委、清华大学等许多单位的指点和帮助下，我们购买污水处理设备，把污水处理成中水，运行成本只有0.46元/吨，比现在的中水质量还好。垃圾通过炉子焚烧，一般的炉子只能烧到850摄氏度，我们买的炉子能烧到1100摄氏度，而且是循环燃烧，国家环保部门经过监测，空气质量完全达标，没有二口恶英等污染。取暖是每家一个壁挂式煤气炉，做热交换，当时还没有天然气，用的是液化气，但我们预留了天然气的接口。 许多人以为这是全国第一个绿色生态小区，工艺上应该很复杂，实际很简洁。屋顶借鉴了当地云居寺的坡屋顶风格。为了省钱，屋顶和部分铺地使用当地山区的天然石材，在当地一个最穷的村子里采购，算是扶贫，价格定在23元/平米（当时最便宜的瓦和地砖是32元/平米），农民一听非常高兴。这个小区建筑的屋顶都使用了青石板，步行道也是当地的石材，一共六万平米，做出来非常漂亮，又有地方特色。房子是节能的，屋里冬暖夏凉，舒适宜居。北京申请奥运会时，北潞春还成为绿色奥运主题中的一个内容，凤凰卫视等电视台都到小区拍摄，宣传绿色奥运。 后来，新华社的记者采访后，专门写了一个内参：为什么五年后全国第一个绿色生态小区没有推广。其实是因为涉及到许多部门和行业的利益。 中国不缺少智慧，缺少权力和科学的有机结合。如果能解决好这个问题，中国的建筑节能和所有行业的节能就大有希望。 《新经济导刊》：现在，全国各地都在加快可再生能源建筑规模化应用，您对此怎么看？
黄汇：国家提倡可再生能源及光电技术在建筑中的规模化应用，并提供一系列政策优惠补贴，一方面是为了节能，再者是为了扩大光伏发电内需市场，扶持中国的光伏电池企业走出困境。 实际上，生产光伏电池非常耗能，欧美国家为了节能，不生产光伏电池，而是从中国大量购买光伏电池。同时，欧美国家还积极研究“被动式”。购买光伏电池、风机等设备来发电，这是“主动式”。“被动式”是提高建筑本身的节能能力，或者说很少使用能源，冬暖夏凉。更有意思的是，他们专门到中国来，从中国古代建筑中吸取节能智慧。经过十几年的研究，取得了成功，这样就会减少购买中国的新能源设备。 我一直主张中国的新建建筑也要采用“被动式”。房地产开发商如果采用“被动式”，建安成本也就稍微高一点，因为整个房子的成本在地皮上，并不在建筑本身。如果一栋房子每平米的成本是15000元，建安成本最多才2000多元，把建安成本提高200元，对整个房子的影响微乎其微。 全世界研究“被动式”最好的是中国的甘肃省科学院能源研究所，这个所的科学家确实是在为科学服务。如果他们研究“主动式”，许多可再生能源企业会主动给他们提供大量赞助，但他们认为“被动式”对中国和中国农村的发展很重要，所以坚持研究了30年的“被动式”。有相当长一段时间，他们完全发不出奖金来，只靠微薄的工资维持生计。他们过得非常清苦，终于研究出一套科学完整的“被动式”操作体系。 根据他们操作体系盖的房子，非常节能，室外零下20多度，室内10度，通过其他绿能进行补充并采用光伏电池、风能等设施少量发一些电，利用太阳能烧热水，受到了甘肃、西藏等地农民的欢迎。 当他们的研究成果公开后，引起很大反响。联合国考察后给予了高度肯定，并把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国际太阳能技术促进转让中心设在了兰州。他们一直在举办国际讲座和培训班，传播“被动式”，已经应108个国家的要求，办了培训班，但中国没有需求。 “被动式”好，并不是说“主动式”没有用，要根据不同的地点、需要和技术条件来综合选择。建筑节能要把握八个字：开源节流，求真务实。 国内“跟风”现象非常严重，结果是得不偿失。有一段时间，全国各地建了大量太阳能路灯，这就是个“面子工程”。太阳是白天出来，路灯是晚上才亮，由于白天太阳能发的电没有并入电网，只能在每个路灯下面安装一个蓄电池，可蓄电池是太阳能的死敌，它占到每个路灯1/3的成本，而且寿命是三年到五年，用完后还会造成严重污染。 我认为，如果小区里采用太阳能发电、风力发电，首先要建好内网，并且这个小区尽量把这些电用完，不要储藏（除非能够并入外网），不够的话再接入外网的电源。这些都需要统筹协调，开展技术研发。 《新经济导刊》：据了解，大部分省市农村建筑节能工作尚未正式启动，您认为如何做好农村建筑节能？中国古代建筑给建筑节能提供哪些有益的启示？ 黄汇：我国只重视投资建设，不注重维护保养，建筑节能也是这样。有一个例子，前几年我到四川某地考察新农村建设，发现当地农民非常反感沼气，经过询问才明白其中的缘由。原来上一轮政府宣传沼气的时候，他们非常积极，家家户户都装了沼气，施工队建完就走了，农民也不知道需要维护保养，到了第五年的时候，沼气设施出了毛病，家家户户不能做饭。沼气池也清除不了，臭气熏人。从那时起，当地农民再也不信沼气了。这实际上不是技术的问题，而是管理的问题，要让所有人都明白建筑节能设施也需要维护保养。还有热泵问题，前期投资虽然不是特别多，但后期维持运转的时候，耗电量相当惊人，这些在节能时都需要权衡考虑。 古代的建筑凝结了中国人民几千年的劳动智慧，是最节能的。东墙、西墙和北墙都是厚墙，南墙是薄墙，而且南墙开了一排窗户。前年我去参加新农村建设规划，我在我们单位征求了3个志愿者，冬天最冷的时候，我带领他们到农村老乡家体验生活，看看农民在盖房子方面有哪些困难？规划时需要注意什么？农民私下告诉我们，政府盖的样板房，窗户太小，采光不行，冬天太冷，他们住的老房子，冬天不烧炕都不冷。希望我们规划时，要给他们在南墙开大窗户，炕顶着窗户，让太阳晒一天。夏天的窗帘是薄的、浅色的，不吸热，嫌热就把窗帘拉上；冬天的窗帘是厚的、深色的，白天拉开晒太阳，晚上拉住保温。这是最原始的“被动式”。 我到福州做三坊七巷历史文化保护的概念性规划，有一天特别热，外面36度左右，到了一个上百年的院子里就不热了，进到房间里更凉快了，也没有空调。房主道出了其中的秘密：大门门槛不贴地，有几公分宽的窄缝，冷空气在下面，热空气在上面，冷空气就从缝里钻进来，院子比大门台阶低，在院子里放了几个装满水的陶罐。冷空气穿过院子就从房间的门槛下面钻进来了，在房间里变热后，就往上走，北墙房梁的上面还有一个小窗户，热空气就通过窗户出去了。窗户的外面还有一个很窄的后夹道，后夹道的院墙比房子高很多，于是就把热空气拔上去了。这样的建筑构造，相当于院子和房间里一直在自动扇扇子，这多节能啊！很可惜的是，这些古院落不是文物也不是名人故居，在城市改造中都拆了。 《新经济导刊》：要把建筑节能工作真正落到实处，您认为政府、企业和科研人员需要注意什么？ 黄汇：21世纪是整合的时代，要有科学的头脑，要学会整合，把各种学科、能力和需求整合到一起。比如说，用电耗能，白天和晚上是不一样的，冬天取暖是全天都需要，白天有太阳，晚上有风，白天用电少，晚上用电多，所以要把太阳能和风能综合起来考虑。另外，节电能和节热能也要综合考虑，不能只顾一头，反复折腾。政府官员和技术人员要冷静地分析，如何全面解决节电能和节热能的问题。 研发一种窗户，既要传热系数低，也要保证透光率节电。窗户的透光率一般达到75%以上，室内白天可以不点灯。但许多地方和企业为了节热能，窗框料、扇料的断面增加到了8倍到10倍，而且还双层玻璃、贴膜、变色。我们做了测试，即使普通的两层净白玻璃，透光率也只有40%，所以白天也需要开灯。电是高品位能源，有了电可以转换成热能，热是低品位能源，不容易转换成电。 现在市场上使用的塑钢窗、断桥铝，节约了热能，但采光不行，浪费了电能。许多人不相信能有兼顾节电和节热的窗户，事实证明是可行的。浙江有一个民营企业，接受了这种思想，花了三年时间研发新型节能窗户，期间多次带着自己研发的窗户来北京找专家审查、挑毛病，然后回去逐一改进。它用一种特殊的铝合金，强度很高，工艺上进行了改进，双层玻璃，密闭性非常好，热传导系数是2.65和2.8，比塑钢窗低，与断桥铝差不多。透光率是78%，而断桥铝的透光率是42%。这个企业还针对农民用户做了一种比较便宜的无框窗。 他们使用的特殊铝合金比普通铝合金和断桥铝合金每吨要贵6倍，这样它生产的窗户理论上应该要贵一些，可这个公司的老板说，价格与断桥铝一样，或者象征性地比它多一块钱，还能帮助用户省电，不仅一般人用得起，而且公司还能赚钱。为什么能赚钱？因为断桥铝的断面是他们的8倍，他们使用的铝合金材料的数量要比同等条件下的断桥铝少很多。 所以，创新和研发就是一条出路，可现在许多生产塑钢窗和断桥铝的企业，因为市场销售不错，就不愿意花力气进行技术和产品创新，只顾眼前的既得利益。 这个企业的节能窗户仅在浙江就供不应求，外省基本买不到。我建议这个公司的老板在北京或外地建分厂，他说不行，可能建完了分厂，他就倒闭了。他不怕技术泄露，不怕正当竞争，因为他还在不断研发新技术和新产品，他怕别人仿冒和粗制滥造，毁了企业的名声。 我深有体会，对他的担忧表示理解。以前我的同事曾经帮助顺义张镇一家混凝土制品厂研发GRC板，是一种高强度的纤维混凝土，可以做大型屋面板，只有一公分半厚，各种形状都可以做。我在负责景山学校的建筑设计时，就使用了这种GRC做屋面板，做成琉璃瓦的形状，并刷上釉色涂料，从外面看上去跟琉璃瓦一模一样。有人以为是真的，还向政府告状，不该用昂贵的琉璃瓦来盖学校。建委领导找我谈话，我一听非常高兴，说明我们研发的产品成功了！ 建委领导到现场一看，确实如此，对这种节能建材表示充分肯定，就大力推广。一下子就冒出了17个厂，都称自己就是张镇的GRC板制造厂，结果粗制滥造，出了很多问题。最后政府规定，所有GRC不准使用了，这样我同事帮助的那个工厂就倒闭了。可见，浙江那个企业不建分厂有道理，不宣传、不做广告也有道理。我认为，政府如果加强监管，不会是这样的。 既有建筑的改造也存在问题，没有系统规划，一次又一次地折腾。汶川地震后进行抗震改造，刚改造完又进行节能改造，一次能做完的事，非要搞两次，这样的结果是GDP上去了，却造成很大的浪费。现在的一些领导不会十个手指头弹钢琴，每个阶段只用一个手指头弹一个音符，形不成完整动听的音乐。 如今的技术领域相当不民主，学术权威常常主导着话语权，但由于精力不够，学习较少，又不在一线工作，常常说一些不恰当的话。虽然需要尊重他们，但他们毕竟不能永远代表真理。政府官员需要兼听则明，不能完全按照学术权威的观点来办事，否则就容易出问题。建设现代化城市，不是建更高更多的楼，关键是把人的素质提高。 清华大学的节能楼曾遭到很多人的指责，原因是太奢华，如果它使用的建材和设备费用不是别人捐助的，它的建安成本为每平米过万元。我认为，清华大学为了研究前沿学科，可以用较贵的前端材料盖楼，不必责怪。在技术没有成熟前，可以只供参观，推动研发，不进行市场推广。 《新经济导刊》：请介绍一下建筑工业化和住宅产业化的发展情况。 黄汇：建筑工业化和住宅产业化本来是一个好事，国际上都认可，联合国经济社会事务部在《指南》中指出：“建筑产业化是本世纪不可逆转的潮流”。“对一些发展中国家来说，拒绝产业化，将导致更加不发达”。但住宅产业≠住宅产业化，住宅产业化是指生产的连续性、生产的标准化、生产过程的集成化、工程建设管理规范化以及技术、生产、科研一体化。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欧洲由于战后重建需要，兴起住宅工厂化，走在世界前列。但一到中国，就走形和变味，一些人不吸取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总想以自己为中心，结果与欧美国家的差距越来越大。 我国在改革开放前，有一些对苏联装配式建筑的学习和实践，但住宅建设主要处于手工操作水平。1978年前后，住宅建设政策研究的先行者林志群和许溶烈共同提出推进住宅产业化的建议。一些城市建设了生产线，成片建设以装配式住宅为主的居住小区，北京市建成的装配式住宅约有1000万平方米。但是，由于对引进的苏联等东欧国家的技术没有本土化，化工材料等相关行业的技术研发又没有同步推进，到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防水等技术质量问题逐渐暴露，同时在商品住宅个性化、欧化和豪华的市场需求浪潮冲击下，全国住宅产业化的进程骤然止步，生产线都被悄然拆除了。 2007年以后，开始了新一轮的住宅产业化的工作，技术手段基本上是模仿日本的模式。但至今仍处于投资方、设计、制造、施工等各企业独立分项、分段委托-承包的合作方式，并未构成完整的产业链，尚难称之为“住宅产业化”。 住宅产业化要做好，首先必须进行全面整合，进行绿色设计、标准化设计；其次要转换思路，打开住宅产业化生产的多样化大门；第三要继承中华民族建筑标准化、装配化的文化传统，总结80年代住宅产业化成败的经验和教训，在更高的新起点上再创辉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