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香港地处中国东南端，同时也位于迅速发展的东亚地区的中心地带，位置优越，是世界上最自由的贸易通商港口，也是全球最繁忙的货柜港之一，效率一流。而香港作为一个信息极为发达的国际大都市，被视为进入中国大陆的跳板，位置得天独厚，是世界各国与中国进行贸易的重要通道。究竟是什么原因造就了如此甚好的经商环境呢？ 经商环境公平 不走关系也能成大事 已故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弗里德曼在考察香港后曾惊呼，这里的官员“没有花他人的钱和插手他人的事的本能”。他将香港过去几十年的经验视为“良好经济政策的持久样板”。 虽然这是赞美一个国家的特别行政区，但是按照某些思维逻辑，似乎也可以借光的，但一旦与内地的经商环境，确切地说是充盈在这种经商环境中的政治气氛相对比，真的可以用自惭形秽来形容。而从内地的官场腐败现实来看，花他人的钱和插手他人的事几乎是所有贪官的本能，也是权力寻租的共同特征。 难道香港官员的权力就没有寻租的市场？难道他们就没有“贪”的本能？事实并非如此。“在特区政府网站上，毫不费劲便可找到以儆效尤的案例：一位高级公务员因要求政府项目承包商雇佣其家人而被罚款60万元；另一位产业署要员则因将物业管理合约批给其亲属拥有权益的公司而被判刑两年半。”如此严厉的监督惩罚手段之下，官员怎么能不害怕“你跟他处关系”？怎么还敢“花他人的钱和插手他人的事”？很明显，良好的经商环境其实是严肃的政治气氛营造出来的。 《广州日报》曾有报道：“供港食物方面，国家质检总局、广东省都做了很多工作，现在供港食品的安全率达到了99.999%，这在全世界都是很难得的。”看罢让人不得不对这个国家的特别行政区羡慕不已。为何被某些专家认为不是管出来的食品质量，进了特别行政区这个港口就达到了99.999%的高标准？还不是因为“国家质检总局、广东省都做了很多工作”。连香港食物及卫生局局长周一岳都意识到，“如果这方面能应用到国家的内销方面，也可以对内地的食品安全问题有所帮助。” 香港允许自由的资本投资制度，无特别的时间限制，欢迎各种形式的外部投资形式，采取自由的贸易制度。投资并没有因为国别差异而带来行业限制或经营方式限制，这对于海外企业或是国际贸易公司而言， 可以说是“如鱼得水”。对海外企业和本地企业均采取一视同仁的政策，商品交易与劳务支付的价格也基本上保持充分的自由竞争状态，在管理和税收方面也享受平等的待遇。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后，更多有意在中国和东南亚拓展业务的公司在香港投资制度的吸引下，把总部设在香港。 香港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证监会）16日发表2011年度基金调查报告指出，香港证监会将强化与内地合作伙伴的关系，通过开拓人民币投资产品的种类，加强香港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中所担当的角色。 张灼华对记者说，香港证监会将继续与香港特区政府、内地监管当局及其他相关监管机构保持紧密对话，致力于推动离岸人民币投资产品在香港的发展，从而巩固香港作为离岸人民币中心的地位。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梁振英11日在香港与东亚区域合作论坛中列举了香港在地理位置、航空枢纽、信息自由、金融专业服务等方面的优势，并强调在“一国两制”下，香港一直积极参与各种区域合作组织，亦愿意为促进区域经济合作和一体化进一步作出贡献。他指出，随着香港与内地签署CEPA9，又得到了中央政府给予的政策支持，香港可谓内地企业“走出去”和海外企业“走进来”的最佳平台，亦可以带动亚洲经济增长。 有所为有所不为 市场经济哲学随处可见 香港还有另一个重要的面相。夏鼎基在经济领域推行“积极不干预”的同时，时任香港总督的麦理浩则在公共服务领域下了大力气，第一次建立了基本福利体系。直到现在，这种政府“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市场经济哲学仍然随处可见。 香港企业平均每年只需要缴纳3次税款，处理税务的平均时间只有80个小时，远远低于东亚和太平洋地区的平均值215个小时；无论是本地资本还是外来资本，均可平等进入各个行业进行投资而无需获得政府批准；香港商界的行业协会往往是民间发起成立，没有任何政府拨款。 另一些时候，政府则会挡在企业前面。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时，香港特区政府专门针对中小企业推出了1,000亿港元的政府担保计划。计划的核心是，如果银行借款给中小企业出现坏账，特区政府愿意承担80%的亏损。最终，许多中小企业因政府担保拿到了银行贷款，顺利渡过危机。 最值得玩味的故事则发生在1997年。当时亚洲金融危机蔓延到香港，作为香港第一位华人财政司司长的曾荫权曾动用外汇储备，入市对抗国际金融炒家。而在打赢这场金融保卫战后，港府主动退市，以出售官股盈富基金的方式将丰厚的收益还富于民。 “我们发展的方向，就是一个‘大市场、小政府’方针。必须采取主动，研究如何结合政府与市场力量，贯彻‘大市场、小政府’的理念，缔造最能支持经济发展的环境。”曾荫权在一篇题为《大市场、小政府——我们恪守的经济原则》的文章里写道。 尽管香港被著名财经杂志《福布斯》视为“全球缴税最不痛苦的地方”，月初卸任的特首曾荫权仍然在立法会的问答会上强调，任期内未能将利得税从16.5%降至15%，“至今仍是心中的一根刺”。 在世界银行针对183个经济体发布的《2012营商环境报告》中，香港仅次于新加坡排名第二。对于香港的营商环境，三千多家驻港中资企业或许有着更切身的体验。 一家来自内地的健身器材公司从2008年起进入香港市场。让这家公司负责人印象最为深刻的是，香港分公司的财务报表“往往都很干净”，没有任何其他开支。 竞争条件先天不足 发展问题喜中藏忧 香港《经贸报》总编罗齐琳曾在文中指出，香港以金融业发达而著称全球，但过于信赖国外市场，同时香港地域狭窄、资源和能源不足。据政治经济风险咨询机构的调查报告显示，迄2005年，香港将降至第三，而上海则超越香港，排名第二，新加坡则仍然居于首位，领尽风骚。罗祥国博士表示，竞争力是优劣势的综合体，严重的劣势可抵销优势的利好效应。香港最明显的劣势是生产成本、劳力和土地成本很高，除非生产或成品（包括服务）质素远高于周边地区，否则难有竞争力。另一劣势是决策过程偏慢，为求公平公正及民主往往拖延甚久，近年社会争议日多令情况更差，发展也渐落后于周边地区。
2010年8月新加坡与台湾签订自由贸易协定。与台湾签订自由贸易协定的，不是一水之隔的大陆或香港，反而让远在天边的新加坡捷足先登。这也显示出，香港在经济贸易政策上缺乏新加坡所具的远见与创意。 一位人脉甚广的房地产高管表示：香港在全球最自由经济体的排名中经常领先。不过，此类排名往往反映的是，香港对富人课税极其低、甚至完全不征税这样一个事实。排名编纂者对此怀有敬意。在香港，工资税和企业营业税的上限分别为17%和16.5%，而资本利得税和遗产税则完全免除。 当地的企业大亨们常常夸耀自己从公司中拿很少的报酬，甚至不取分文，但他们经常从免税的红利中得到巨额收入。他们积累的财富——尤其是来自房地产开发的财富——使他们能够将触角伸向当地经济的方方面面。 “香港在过去的35年发展得如此迅猛，各个既得利益集团如今都根深蒂固。”不过，在香港作为企业大亨的难度在逐渐加大。过去，该地区最富有的人受到众人的反射性敬意，如今，香港公众更加怀疑政府与势力强大的商界在相互勾结，无论这些是事实，还是只是人们的观感。 同样，不住向富人施压的，还有极具竞争力、咄咄逼人、重点关注本地新闻的各家报纸。“一国两制”的宪法安排，赋予了香港“特别行政区”的身份，根据这一宪制，媒体的言论自由受到了保护。一条重大新闻能够在媒体当中掀起狂热，连续数日、甚至数周都位于新闻头条。 此外，高成本等劣势，又因优势的流失或减损而更为突出。例如香港港口海运业本有管理良好、设备先进及航班多而密等优势，但深圳等毗邻港口管理渐追上来，新设备比香港的更先进，而航班也日多，香港原来的优势多不存在，甚至转成劣势。别人创新优势便造成香港的创新劣势，归根究底问题源自本港反应迟滞而发展偏慢。这种迟滞劣势扩散日广，波及行业日多，为害日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