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现在讨论重启改革议程，往往思维比较局限，难免“盲人摸象”看不到利益与观念的源流。当改革走到“深水区”，意味着不能再对困扰中国百年的“转型”大命题含糊其辞。当然，这么说并不意味着各个局部领域的技术性调整不重要，而是当前日渐浓郁的社会暴戾气息，可能已难容许过往的渐进式修补在纾缓社会张力上的不足。有识精英间的共识凝聚和思想文化上的民智觉醒，方可弥合与再续上个世纪以来被“救亡”压倒的“启蒙”，使改革真正具备广泛基础和强大动力。否则，改革的命运可能重蹈覆辙，此古今中外皆殷鉴不远。 源之不存，流何有自？不妨追溯改革的源头：中国的现代性转型，那也是通往中国亿万国民无穷福祉的应许之地。 共识基于价值发现 健全法治，尊重市场，继续改革，无疑是中国这个最大的新兴经济体应对惊涛骇浪的全球性经济危机最好的、也是惟一的战略选择。观诸眼下，中国之棋局，理应基于学界与民间共识所设。但共识究竟何以最大程度地“凝聚”？这又是个涉及反思中国百年转型、认识中国社会机理的文化制度命题，惟有以“智”迎解。因此，思想的启蒙尤为重要。惟有从更深层次的中国社会机理的文化制度出发，观照历史与现实之下的改革困境，方可更有助于跳出眼下、预见未来。 任何“共识”，都应以不偏离普世价值为底线。而符合基本人性、社会经济内在逻辑的价值理念，又都具有普遍性和开放性，须有一套与之匹配的政治、经济、社会乃至文化的制度和体制，作为其保障。 尽管从历史进程来看，在一些相对封闭的区域里，比如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占主导的古代中国，往往会由于人为的、非人性化的、基于制度性的强制因素，使人们内心这种符合基本人性的价值理念受到压抑或蒙蔽。这种压抑或蒙蔽，一旦在相当长时间内持续，则会使身处其中的人们形成根深蒂固的经验认知和思维惯性，以为受压抑或蒙蔽的状态及其所依托的一些观念是“合理的”，进而对“外来的”，也就是来自该封闭区域之外、处于非蒙蔽状态或启蒙状态的这种价值理念，反倒不以为然，甚至有所抵触。但是，我们非但无法因此否认这种价值理念的普遍性，反而，应该说，对传统经验认知的“祛魅”、对压抑和蒙蔽这种价值理念的制度进行有效改良，显得更具重要性，同时更具迫切性。而改良的前提，是文化制度层面的思想启蒙。 然而，至今在最深层的理念上的启蒙，中国远未真正完成。 中国历史上并不缺思想家。不过，不得不承认的是：真正领先性、创造性的思想，似乎集中于先秦时代，而自秦汉“大一统”、“独尊儒术”以降则鲜有独创者，多是由“圣人”为“万民”设计的伦理规范，以及“被规范”之下的人们转而投入的“奇技淫巧”。由于统治思想中缺少基于普遍人性的价值理念，就更遑论真正促进创新、保障创新的激励机制了。“三纲五常”、“皇权至上”等系统化的伦理规范，通过自上而下地强制推广，成为中国帝制时代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也沦为“王道”、“霸道”的驭人之术，极大地遏制了商业发展和科技创新。 正因缺失基于普遍人性的价值基础，浩荡两千年的中国历史，才长期成为一部以王侯将相为主角、“你方登罢我上场”的改朝换代史，人人盼“明主”而不知有“民主”。直至近代，东西方文明交锋之后，中国被迫门户洞开。从而，中国发现自身在科技和军事上已大为落后（殊不知，其本质是制度和观念的落后），故采取最实用的“拿来主义”，本着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初衷，开启洋务运动，却因对旧意识形态抱残守缺，所谓“祖宗之法不可变”，从而使这场改良止步于“器物”层面。这种“中体西用”、只改经济不改政治的思维，终究未能扭转晚清颓势，帝国大厦倾塌于辛亥炮火之中。 时不与我。20世纪的中国，在救亡与内战的反复交织中，学习西方工业技术、思想、制度的近代化进程（实质是“现代性转换”），逐渐偏离辛亥树立的共和精神，乃至演化为一场确立意识形态的革命史。 非兼容的中国经济 从历史上的“多谈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语可知，“问题”与“主义”本身并非二元对立。吊诡的是，近代中国最终上演了“救亡压倒启蒙”的戏剧性一幕。其后，因循“苏联模式”而建立的政治经济体系，乃至政治动员之下愈演愈烈的全民运动，更是彻底中断了思想启蒙的进程。文革后，由于既不能直陈“主义”本身存在的谬误，也无法置国计民生的“问题”于不顾，在两难境地下，发起真理标准大讨论。这种暂时搁置争论、边解决问题边找寻主义的政治智慧，既为发展与探索赢得了宝贵时间，也为尘封的思想启蒙，打开了一扇窗。 随后开始了当代中国的改革开放。在经济领域进行的市场化改革，不啻是对不堪回首的极端理想主义所酿灾难的修复。市场经济制度，是通过改革国有企业、发展外向经济、放开中小企业、建立资本市场、健全法治体系等逐步确立起来的，在此过程中，随着对外开放及工业化、城市化的快速推进，自由平等、公平正义、宪政民主、有限政府等价值观念，越发深入人心。 不过，官方始终未能从根本上吸纳并引领上述观念形成普遍价值；而所谓的主流意识形态，因其浓厚的政治色彩和与现实的脱节，而渐失真实认同感。随着中国经济体制的三十年巨变，经济结构已翻天覆地，社会结构却滞于其后，政治体制及价值体系则无根本变化。由此，封闭的、一元化的政治体制与开放的、多元化的经济体制之间的矛盾与冲突，或者更确切地说，传统社会主义基于的制度性强制原则，与现代市场经济基于的自愿协商原则，这两种基本原则之间的非兼容性，成为当下诸多“乱象”的根源。 换言之，当下种种“乱象”，归根结底，是出自制度性强制所扭曲的心灵之乱。对国民精神状态来说，最大的困扰，亦莫过于信仰的黯淡或错位。诚信和信仰已成当今国人的短板，这虽是相当痛心疾首的事实，但至今并没能形成一个基于共识的“解决方案”。唯一的出路，恐怕在于：看清原则、找准方向的基础之上，从中国的现实出发，找到一种能为各方普遍接受的价值理念，用这种价值理念去意识形态化，并以此为基础，进行政治体制的深层变革。但现下，意识形态领域所呈现“一元统治，两极对立”的非兼容状态，使得形成具有普遍性的价值理念，变得异常困难。 利益分化、社会结构多元化是市场竞争之果，与此伴生的，是价值观的多元化。改革开放之初，为缓解发展和稳定之“问题”，只好先不争论“主义”，此后的官方理念对意识形态的处理愈加模糊，仍是对“不争论”的延续。按说，动态和谐的多元化结构，必从具有普遍性的价值理念基础上，较为自然地孕育而出。但随着贫富差距的不断加大，中间阶层的日益萎缩，食利阶层对社会公正的不断破坏，逐渐演化出今日“左”“右”对立的两极化，与官方主张的一元意识形态愈发无法兼容。 但在这种意识形态非兼容结构中，存在一个非常隐蔽、却常常被忽视的食利阶层。他们非“左”非“右”，虽早已背弃理想主义，却或化身为“左”来攻击社会不公，或乔装成“右”为改革辩护，或干脆以公权力自居、以稳定为名对意识形态采取“不争论”态度，从而，通过在“左”“右”之争中“和稀泥”渔利。今天，造成意识形态非兼容问题、阻碍普遍性价值理念形成的，正是借助特权从中不断获利的权贵资本集团，其所依托的，正是基于行政权力越过边界、对市场和民众施予的制度性强制。 回归到常识框架内 变革的实施，有赖于思想的启蒙、共识的凝聚。这令我想起马立诚先生赠我的一部大作。他那本书写的是“中国历朝改革变法实录”，名曰《历史的拐点》。该书不光对历史的梳理使人耳目一新，对成败的拷问亦可谓振聋发聩。在封面上，印有几行醒目的话：“中国传统历史上有个谜团：十几次改朝换代获得了成功，而十几次大的改革却大都失败了，以至于有人说国人可以向暴力屈服却拙于制度创新，真的是这样吗？” 综合中国百年历史与现实来看，对转型实质的认识分歧，以及与之对应的路径选择，正是近代以来“问题与主义”之争的核心来源，也是新一轮“左”“右”之争的关键所在。我认为，路径选择的价值判断，亟须破除“以成败论英雄”、“以成败论历史”的实证思维定势，而应关键看所选路径本身，是否符合经济社会发展基本逻辑与普遍人性内在需求的一致性。
无论是宗教统治的蒙昧时代，还是权力独裁的封建时代，制度和意识形态上的强制性，无不阻碍着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正如卢梭在两个多世纪前所说：“人人生而自由，但无往不在枷锁之中。”姑且不论共产主义可否成为人类绝对自由的终极形态，可以肯定的是，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上的一元化，又岂能成为通往自由平等之路？在逻辑上，这显然是难以自洽，甚至自相矛盾的。类似“以阶级斗争为纲”、“两个凡是”等基于制度性强制的一元论，及其主导下的社会情境，已不堪回首；与此同时，自由竞争、宪政民主、现代法治等符合人性价值的基本原则，为经济社会的动态稳定发展与财富持续创造“保驾护航”，从而在世界范围内被普遍确立。 倘若说，不谈常识，空谈主义，确是清谈误国；那么，避谈常识，或先给常识贴上意识形态标签，再高举极端理想主义大旗，则很容易成为玷污理想主义的借尸还魂。今日“左”“右”之争，仅仅是新一轮价值启蒙的前夜，尚未上升到路径选择的技术方法层面。惟有基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逻辑与内在需求的常识性启蒙，方能让人类历史已经走过的弯路不再重复，让争鸣通过启蒙，回归到常识框架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