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第二章和第三章解释了为什么世界并不如很多人想象中全球化程度那么高，并分析了国家之间的文化、行政、地理和经济方面的差异如何影响跨国一体化的实际水平。基于这两点论述，本章将对于进一步的一体化进行案例分析，以说明通过减少国家之间的壁垒和增加国家的开放程度，我们可能获得多少收益。 当然，只有在世界3.0的背景下，思考通过进一步的开放以获得更多的收益才有意义。对于世界1.0的信徒来说，他们趋向于要么忽视跨国互动，要么限制或推翻跨国互动。而那些仍然坚持世界2.0的人大概认为一体化进程过快，以至于更多的开放已经几乎不能够再增加什么收益了。 那么从世界3.0的角度看，首先我们需要研究一下先前关于贸易自由化可能带来的收益预估。在陷于停滞状态的世界贸易组织多哈回合谈判中，公开的提案可能带来收益的标准预估趋向于下滑到500亿~1 000亿美元，而商品贸易的完全自由可能带来的收益范围将达到1 000亿~3 000亿美元。尽管预估的收益额看似非常巨大，但即使是预估范围的上限，它仍然只是一个中等水平的数额。我们只要回忆一下，在金融危机爆发之后，像花旗银行、苏格兰皇家银行等都各自向“坏账银行”转移了大量的“不良资产”，随后为了实施经济刺激计划又花费了数万亿美元。 更准确地说，多哈提案的预估收益大约只占到了世界经济60万亿的0.1%，或者大约等于地球上人均10美元的总和，甚至完全自由贸易的预估收益只占到世界国内生产总值的0.5%，或者大约等于地球上人均50美元的总和。值得注意的是，类似的分析模型显示，例如美国通过税法改革可以使国内生产总值增长8%~10%。因此，上述收益额的预估还是要远远低于基于此种模型所计算出的收益额。最后，从20世纪90年代早期开始，由于整体关税的急剧下降，以及相对来说比较开放的东亚经济的增长，商品贸易自由化所带来的预估收益开始逐渐减少。 根据上述预估，我们假设一个被选举出来的政治家，他具有某种程度上为选民服务的意愿，但是很明显，他也不会漠视个人的政治生存。对于这样的政治家，假设如果他能够完全解除对商品贸易的控制，那么就给予他国内生产总值0.5%的增长作为回报，我们可以看看有多少政治家会接受这种做法。通常情况下，可能不会有很多政治家愿意这么做；在高失业率时期，或许根本就没有政治家愿意采取这种政策。
这是一个坏消息。好消息是，对于全球化所带来的潜在收益的标准预估只是冰山一角。实际上，这些预估并未完全考虑到开放所带来的巨大潜在收益，这是由以下六个广泛意义上的原因所造成的。第一，相对于这些预估分析模型，我们拥有一套更为广泛的政策工具和政策杠杆。第二，尽管传统意义上人们都习惯于关注交易量和成本效应，但实际上跨国互动可以带来一系列更普遍的经济效应，正如本章中在商品贸易的特定环境下所做出的详细论述。第三，超出通常所关注的商品贸易范围，同时关注服务贸易，以及除了跨国贸易之外的跨国流动（资金、人员和信息的流动），能够增加开放所带来的经济效益。第四，我们不仅仅要考虑开放的经济价值，同时我们也要重视开放的文化价值和政治价值。第五，跨国一体化不同渠道间的互补作用（正如后面将会提到的在贸易和移民间的互补作用）表明，对单个渠道进行分析将会低估整体效益。第六，我们承诺，在未来要逐渐消除贸易壁垒，这是在几十年的全球贸易谈判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多哈回合谈判的结果将会巩固一些过去的收益，并同时维持心理动力。 核查所有这些疏漏之处，并对它们其中的一些赋予很粗略的量值（对于其他的则运用本章后面所引用的研究）。我认为，开放所能够带来的潜在收益是先前所预估的1 000亿~3 000亿美元的好几倍：每年的收益等于地球人均几百美元（可能还没到1 000美元）的总和。然而除了这些数据或者其他数据，更为基本的一点是，我们过去所使用的估算潜在收益的模型已经过于狭隘。为了证明这一论点，我们首先需要对标准预估贸易自由化的潜在收益的数学模型进行一个简单的介绍，这是非常有用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