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全球金融危机已经催生了1 000多本相关方面的书，更别提数不清的文章、博客和其他评论了。其中有一些仅仅是愤怒的表达—发表在出版物上的原始性愤怒，其他一些评论则集中于讨论让我们身陷囹圄的那个泥潭，或者大肆辩论我们是如何差点儿被活活掩埋的。很少的文章能够聚焦于我们应该做什么，而很多对危机前发展趋势的讨论要么是偏重策略性的，要么是短视性的。在很大程度上，围绕着市场失灵的修复以及跨越国家边界的市场一体化的意义所进行的更深层次的讨论都是少之又少，而且这些讨论都与我所提到的三种世界观相关联。 紧紧抓住世界2.0 尽管发生了危机，但一些世界2.0的狂热者拒绝放弃他们那种支持解除管制、一体化市场的观念和立场。媒体大亨鲁伯特·默多克就2008年发生的金融危机对政府大加挞伐，他说：“我们很容易去责怪自由市场，但我们的房地产泡沫是如何形成的呢？我们之所以走到这一步，是因为国会推动房利美和房地美把钱借给那些无法承担贷款的人，而且还推高了房价；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对货币的管理太松懈了，发生危机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在金融危机发生后不久，米尔顿·弗里德曼在芝加哥大学的追随者基本上都得出了一个相似的结论。他们认为，麻烦出在，由于政府的管制，市场的自由度还不够高。对市场的笃信少一些的人士则承认市场是失灵了，但却认为政府的失败更为严重，我们还是应该重新拾起犁耙去耕耘自由市场的土地。 这些人士对危机原因分析的片面性是完全可以预料到的。正像卡尔·波兰尼（Karl Polanyi）在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时期所观察到的：“对于这次危机，很多人都在反反复复地争论数不清的原因……但它绝不是因为这是一个竞争的体系和自我调控的市场，而是因为在这种体系和市场下的干预和介入出现了问题。” 然而，可以预料到和让他们信服并不是一回事。既然市场失灵已经无法吸引我们的注意力，那么对于那些不再笃信市场魔力的人来说，更难以让他们信服了。更多的人好像认为，危机之后只需要小范围的调整就可以了—一些精英人士甚至也这样认为。让我们回想一下，一位著名的记者对2010年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这是一个涉及全球化和解除管制的大型论坛）气氛的描述：“政治和商业领导人聚集在这里……他们假定，自由市场已经在2008年的风暴中失灵了，新的体系需要更多的调整和干预。” 世界1.0回归 危机到来之时，很多全球化保护主义者和反全球化人士都积极向世界1.0求助。世界1.0时期除了核心要素之外，这个时代还受益于社会学家所称的文化落后。我们非物质文化的很多方面都已经落后于经济发展的步伐，而迅速的经济发展给我们带来了世界2.0时期。在体制和认同层面，我们还是倾向于世界1.0。 要想看清这一点，请看一下对经济危机的反应。与此同时，很多人把他们信任和合作的圈子缩小到国家甚至是区域的层面—在危机发生时这种情况是经常出现的。因此，在2009年年底皮尤调查中心的民意调查中，越来越多的美国人（比例达49%）认为“在国际上，美国应当管好自己的事情，让其他国家尽量依靠自身力量处理好各自的问题”，而支持美国应当插手他国事务的比例为44%，低于前者的49%，这是在近40年我们统计这类数据中的最高值。类似的形势在欧洲也十分明显，在欧洲，人们越来越担忧移民带来的影响，在日本亦然。 那么在世界1.0中应该实行什么样的政策呢？这种世界观下大都奉行孤立主义的政策，还有人主张要超过其他国家。因此，在国际关系领域，特别是政治关系中，以基辛格为代表的现实主义一派坚决拥护权力政治（Realpolitik），这种意识形态在世界1.0中颇为典型，至今仍然对外交政策的制定有着广泛而深刻的影响。权力政治学说认为，主权国家是国际舞台上的主要行为体，各类超国家机构，如联合国、世贸组织、跨国公司、非政府组织等均无足轻重。国家的首要任务是保护其主权不受他国侵犯。权力政治并不相信国家间存在长期合作，因为这种学说认为各个国家只会追求自己的利益。军事实力和经济实力是最重要的，在国际层面讲求道德规范恐怕会使这个世界变得更加危险。 这种权力政治在饱受战乱之苦的地区（比如今天的中东地区、200年前梅特涅时期的欧洲）貌似行得通，但这种政治学说究竟能否对处理当代国家间关系（比如欧盟成员国之间的关系）有所启发呢？更重要的是，它似乎并不是处理当今世界复杂关系的一剂良方。在经济方面，世界1.0丝毫没有新意，是过去几个世纪一直追求的世界观。更糟糕的是，如果我们逆历史潮流而行，重新回到世界1.0，而且重新让贸易保护主义肆虐的话，那么“大萧条”时期经济和秩序的彻底崩溃将在整个世界重演。当然，随着权力政治的“零和博弈”理论从政治领域扩张到经济领域，这种保护主义自然看似应运而生。 世界0.0回归 倒退至世界1.0将造成很多大问题，世界1.0的拥护者也确实不能为当今世界提供新的解决问题之道。相反，应对经济危机的新思想已悄然出现，这些思想的共同点是强调“社群主义”，而这正是向世界0.0转变的信号。保守派神学家菲利普·布朗德成为英国首相戴维·卡梅伦的智库之首，为其打造支持“大社会”反对“大国家”的政策。布朗德抨击斥责福利国家和自由市场理念，呼吁经济的重新配置，“创造并重塑人际交往”。左翼社会学家拉吉·帕特尔被美国的一派人称为救世主，他支持草根运动，宣扬对共同资源的共同管理，主张食物链地方化代替市场运作。
要实现这种地方化，就必须恢复当地的社会资本，这貌似合乎情理。但可以想象，这样的结局将会是：每周五去居委会开会，大小事务都由好管闲事的邻居负责。在经济学中讲地方化是荒谬至极的，因为单从就地采购这一环节来看，很多公司是不能实现的。举个例子，凯莉·科布是美国费城的一位服装设计师，她打算完全使用产自方圆100英里内的原材料做一套男式西装。为了实现这一目的，20个工匠用了500多个小时最终制作出一套普普通通的西装，但这套西装都不能和那些从商店买来的便宜货相比。即便如此，仍有8%的原材料产自100英里以外。 科布从这一试验得出的结论是：“一个小的社会群体是可以满足自身的穿衣需要的，但要有合理的期望值，还需要一点儿精湛的技艺和独创性。”但在我看来，劳动成本提高百倍，原材料成本也大大上升，加之质量难以保证，这样的“地方化”是不可取的。要知道西装生产还不属于大规模经济。试想，一个小社会群体有没有可能完全依靠当地资源生产出规模型产品，比如电脑或者飞机？或许他们不需要飞机，但我肯定他们不会用不着电脑。 除了这些显而易见的问题，“地方化”也并非无稽之谈。在我所居住的巴塞罗那，这场危机促使蒙塞尼国家公园的生态网络推出了ecoseny，这是一种旨在提高当地交流和绿化活动的“社会货币”。纵然这一概念可行，但目标区域却远不符合经济学家们提出的“最优货币区”这一概念。目标的三个行政区中仅有不到100万人居住，大型国家公园使各行政区总部三地相隔。同时，另一个来自南方的社会货币也施加压力，让形势雪上加霜。如果本土化的支持者能够设法克服种种困难和阻碍，最终让他们的愿景得以实现，那么我们将看到的是货币单位的支离破碎，也就是说ecoseny和其他类似的货币将代替欧元，在欧洲大肆盛行，还有随之而来的鼓励本土化的偏激之谈。那么下一步该怎么办呢？回归以物易物的时代？其实，蒙塞尼生态网络已经朝着这一方向行动了。 把经济发展拉回至地方层面，可能会导致前所未有的经济崩溃，并非国家保护主义这么简单。（请参照前面关于世界0.0的解释。）即使读者认为不会发生这样的结果，但主张地方化的人们无疑需要避免此类事情发生。棘手的是，这些人普遍都不承认地方化会诱发很多问题，要解决那些问题更是无从谈起。他们仅仅做出主观臆断：地方化会行之有效。换言之，地方化的鼓吹者太过轻率鲁莽，他们所宣扬的是大规模的社会重构，而这一想法有待商榷，它和过去几千年来国际合作圈的不断扩大也是背道而驰；从经济层面而言，要实现这一想法也要承受过于高昂的代价。由此看来，有足够的原因让主张地方化的一派放弃他们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提出的冠冕堂皇的诉求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