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资源短缺不是阻碍国家实现经济潜力的唯一问题。即使政治制度恰当，政治不稳定长期以来也一直是健康发展的障碍。这种不稳定有多种体现形式，从选举频繁的民主乱象到国内恐怖主义，甚至全面内战。 作为极端例子，内战是一国发展的巨大绊阻。在这种冲突中，一国的资源实质上在被用来杀害本国人民，而不是生产有用的产品和服务。退一步来讲，即使在和平状态下，政治不稳定也足以阻碍经济增长。如果一个国家的政权频繁变动，政府及其政策法规都长期处于变化中，这会使得商务规划更为困难。有时候推翻一个无能的政府可以释放出较快的经济增长，但即使在这种情况下，经济在过渡期间通常也会停滞。 政治不稳定的发生（或延续）概率经常同一个国家的基本政策有关。从逻辑上讲，如果政策反映了国民共识，政府不太可能会受到强烈反对而下台。当政策造成本国公民分化或违反大部分民众利益时，政府就可能遇到麻烦。在这种情况下，不同群体间的分歧往往受意识形态和经济因素影响：左派对右派，自由派对保守派，富人对穷人。 在20世纪，世界发生了一次前所未见的经济意识形态战争。当然，你可以认为重商主义和国际化运动可以与之相提并论，前者是18世纪殖民列强为领土和贸易路线的互相争斗。但在耗费的生命、资源和工作时间方面，它们还无法和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战争—冷战相比。 根据标准编年史，冷战始于1945年的“二战”结束，终于1989年的柏林墙倒塌。然而，所谓的冷战结束实际上只是各势力目标的转变，而不是敌对行动的真正终结。目标之一仍然充满民族自豪感和对势力范围的野心，这并没有消失。俄罗斯仍然十分珍视民族自豪感并垂涎过去它对邻国的影响，中国依旧希望成为抗衡美国的力量，西方继续在世界每一个角落发展盟友，不论民主与否。另一套目标则和经济更为直接相关：政府试图巩固国家获取重要商品的渠道，企业为产品寻求新的市场，民众为自己和子女谋求更公平的财富分配和更好的发展机会。 冷战期间，这两套目标的追求通常步调一致。一个国家可以成为苏联的卫星国，接受武器、金钱和其他产品的援助，并采用苏联式经济体制。但一旦加入，与西方的贸易就将受到严格控制。现在的情况已经改变，俄罗斯正在发展与委内瑞拉的关系，后者当前的经济体制比俄罗斯更偏向于社会主义。每年，美国都会对一些社会主义国家提供数百万美元的食品和其他援助，例如朝鲜和老挝。与此同时，从原则上来说，几乎每个国家都可以和其他任何一个国家做生意。 然而，经济意识形态的冲突还在继续。大多数富裕国家继续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寻求平衡，但更明显地偏向前者。政府可能继续介入某些经济部门，尤其是小国和一些需要大量基础设施投资的行业，例如能源、电信。但这些国家一般会回避苏联模式的中央计划经济。诚然，多数富裕国家都有一个典型的社会主义风格组合—高累进税率和慷慨的社会保障系统，包括免费医疗保健和教育系统，但它们仍然尽量保证每个工人的收入与自身能力和努力挂钩。 在发展中国家，情况有更多变化。有的前社会主义国家几乎在一夜之间转变成了某种形式的资本主义，例如波兰。而有些国家则正在逐步过渡，例如越南。另一些国家，例如智利，接受了自由放任资本主义，并以毫不掩饰的热情剥离国有资产。智利在纯资本主义方向走得如此之远，以致布什政府提出，智利的私有化养老金计划可成为美国的参照模板。 其他不少国家，尝试过了某种版本的自由放任资本主义，现在又开始向左转。这不仅意味着一些中左翼党派当选，更进一步，一些极左分子（特别在拉美）甚至前共产主义人士（特别在东欧）的活动正在得势，在一些案例中甚至获得了国家最高领导位置。一些拉美国家在民主选举中甚至将前革命游击队选上了台，例如阿根廷、尼加拉瓜和乌拉圭。 两个主要原因可解释该转变。其一，在腐败和寡头资本主义下忍受了几十年后，一些国家已经受够了。这种失望和厌恶情绪往往因施政失误而进一步加深，领导这些国家的政客通常和本国商业寡头关系密切，在改善穷人生活和抵御国内经济危机方面，推行一种中右路线政策。它们可能迅速发展了一段时间，但这种增长只是扩大了传统富裕阶层与其余民众之间的收入差距。在利用二十多年来经济全球化所创造的机会方面，富裕且受过良好教育的阶层自然占有优势。因此，民粹主义者鼓吹着社会主义口号，成功地将工薪阶层和一些左倾知识分子吸引进阵营。他们一般通过民主选举上台，并着手巩固权力。 2003年一次针对自然资源出口的抗议活动后，玻利维亚的中右翼亲商政府被迫下台，这是个很好的例子。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2003年之间，玻利维亚经济上一直奉行自由化和亲商政策，但这段时期的人均收入增长率仅为0.7％（已进行通胀调整）。德洛萨达执政的最后几年，社会不平等状况急剧恶化，玻利维亚进入了世界最不平等国家排名的前10位。抗议活动导致流血骚乱后，德洛萨达离开了玻利维亚。在经过两位无党派总统的短暂任期后，德洛萨达的意识形态死敌—莫拉莱斯2005年当选上台。莫拉莱斯之前领导了那次导致德洛萨达辞职离国的抗议活动，他是个民粹主义者，想要建立一个委内瑞拉查韦斯风格的社会主义政府。 其二，一些近年来接受了资本主义的国家在全球金融危机来袭时发现自己不堪一击。在这些国家中，对资本主义的信心动摇，经济状况恶化，许多人投入了社会主义政客的温暖怀抱，其许诺了免费医疗、就业保障和国家养老金。在其他国家，经济危机进一步扩大了之前源于其他问题的不满，并被认为是资本主义失败的表现。例如，20世纪80年代一系列危机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拉丁美洲和东亚国家错误的政策建议、世贸组织贸易规则的不公正、跨国公司利用法律制度不健全欺凌小国等。 最鲜明的“资转社”例子发生在摩尔多瓦，资本主义政府执政11年后，2001~2009年间上台了三个社会主义政府。摩尔多瓦在从社会主义向市场经济过渡期间导致的问题并不比好处少。受害于腐败猖獗、通货膨胀和私有化操作不当，20世纪90年代摩尔多瓦经济一直在萎缩，根据世界银行数据，该国国内生产总值的60%实际上蒸发了。由于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生活水平大不如前，摩尔多瓦民众又选择让过去的专制政党上台。 这些短短20年中发生的奇怪转变，有助于说明一个指导本次讨论的公理：无限制的资本主义和完全的社会主义，这两种经济制度都无法长期维持。 无限制资本主义之所以注定失败，是因为它的理论前提不符合现实：在它的理想世界里，市场永远不会失败，经济机会平等分配，所有居民都乐于遵守游戏规则。 资本主义有着自身无法解决的问题，举个例子，关于有毒副作用产品的使用，例如驾驶大型越野车造成的污染。最简单的经济分析报告即可显示，消费者在购买这些产品时不会对副作用加以充分考虑，只有政府进行干预才会改变他们的消费动机，例如向越野车征税。 在市场供应方面，资本主义也会造成问题。虽然许多资本主义的公开拥护者也信奉竞争观念，但两者并不总是一致。如果对资本主义体系完全放任自流，那些迅速成长的公司可以设立障碍阻止他人参与市场份额的争夺，最终变成垄断企业。这将压榨消费者，并留下一个受限制的、未充分满足的市场。大部分资本主义国家都有反垄断法规，原因就在于此。 资本主义还有一些各国都未能成功应对的重要缺陷，即保护竞争也可能产生不良后果。举个例子，在一个市场中，有两大巨头企业在争夺市场份额。如果其中一家在广告上投入更多，它将获得更多的用户青睐。但如果两家都尽可能地投放广告，或者两家公司协定都不投放广告，那么市场份额实际上不会有变化。后面这种情况不大可能发生，因为总有一方会经受不住诱惑而破坏协定。问题来了，巨大的广告支出（请想想可口可乐和百事可乐）意味着巨大的浪费，这些时间和资源本可用于经济中生产效率更高的部门。 另一个资本主义的重要缺陷是在职培训。如今，技术进步日新月异，工作内容也随之迅速变化，每天都有旧岗位消失，也有新岗位出现。同时，劳动力市场变得更为灵活多变，资方招聘和裁员更加简单，人们换工作也很容易。在这个背景下，就业培训和再培训更加必不可少。但对于公司来说，在无法确定员工是否会长期任职的前提下，就没有动力投资员工技能的强化和培训。2009年上半年美国经济触底时，对141家大型公司的调查发现，其中约一半削减了培训计划或打算在第二年这么做。如果员工在受训后离开，而公司无权强留，那么投资培训的必要性就无法得到认可。 也有一些例外。在欧洲足球界，通常由小俱乐部挖掘培训年轻球员，大俱乐部准备签走这些未来之星时会向原俱乐部支付一笔培养费，具体金额与球员潜力有关。与此类似，一些美国公司会花钱培训管理层的预备队，比如让他们去读工商管理硕士，如果他们在完成学业后决定离开，就必须向公司赔偿这笔钱。当然，想要跳槽的员工可以让新公司帮自己支付这笔钱，这样看来可能会出现某种培训机制。但毕竟这样的情况是比较少见的，在职场高层，出于对成本和声誉的考虑，公司不太愿意将离职员工诉诸法律。而在职场底层，则基本没有长期、高成本的培训计划。因此，少量存在的案例不足以创立一个机制。 在找到更多方法解决培训资金问题前，资本主义经济的在职培训将是供应不足的，可能实际水平还不如中央计划经济。由此带来的效应将扩大高收入和低收入工作者间的技术差距，长期会引起更大的不公。 同样，资本主义也不能保证机会均等，很显然，不是人人生而具有同等的机会获得经济成功。一个监管良好的商务环境，并不等于每个创业者都有同样的教育经历、启动资金和社会人脉。近期的全球化浪潮让形势进一步复杂化了，机会更容易被那些在全球经济中占据高位的强者所利用。不必奇怪，尽管各国之间的收入差距缩小了，但各国内部的收入差距却扩大了。如果没有铁腕手段重新分配全球化的物质财富，这种趋势只会进一步加剧。 再者，近期华尔街和世界金融市场的无节制行为清楚表明了，即使是最老谋深算、实力雄厚的资本家的决策也不总是值得信任，这还是在直接关乎他们自身利益的情况下，更不必说让他们去关心社会整体利益。问题不只在于贪婪、疏忽、羊群效应或体制中的漏洞，而且还在于视野的不匹配。社会作为一个整体，通常会着眼于下一代或两代人，比如提高子孙后代的生活水平。而当前的资本家视野就近得多：下季度的赢利报告，下月的奖金。如果能在短期内赚一笔，他们就会去干，即使那么做会对全社会的未来构成威胁。 综上所述，无限制资本主义会造成一大批问题：市场本身造就的不平等，机会分配更多依照资源人脉而非才能，决策着眼于短期而不是最大化长期经济潜力。几乎在任何国家，如果放任这一切发展下去，都将催生巨大的贫民阶层和永无休止的兴衰循环，同时破坏社会环境和自然环境。到此地步，问题就变成了富人手指缝间流出的残羹剩饭是否足以平息穷人的憎恨，避免他们反抗。在早期历史中，无限制资本主义的多次危机—从美国工人运动到遍及亚非拉的民粹革命—提供的令人信服的证据表明，富裕阶层通常无法维持这种脆弱的平衡。但这也不是说危机会永远持续下去，这一点待后文详谈。 与无限制的资本主义一样，前苏东集团的结局证明，要进行高效的中央计划，需要某种上帝似的全知全能，没有任何政府具有这种能力。此外，还需要克服共产主义体制产生的一些病态追求，确保大众将精力集中于经济建设。在一个无视个人努力，每个人生活水平都相同的体制中，人们肯定会在工作外衍生一些其他想法，例如展示自己意识形态的优越性。20世纪下半叶，即使致力于国家建设，也没有一个共产主义国家达到了富裕资本主义国家的生活水平。 让我们回到拉美和东欧目前的左倾运动上。此刻看来，这些地区的一些国家照此发展下去在许多年后可以接近社会主义。但是，目前的倾向并不一定会转变为长期的趋势。在前进道路上，人们必须不断作出决定，经济社会环境的变化将导致他们选择不同的领导人和政策，即便那些变化恰是过去所选择的领导人和政策所引起的。这种变化趋势既取决于传统经济学，也取决于人类天性。理解未来会发生什么，关键不在于推测，而是逻辑。 首先，让我们假定这些新左翼领导人的社会主义改革成功了。贫困阶层的收入获得了显著提高，他们的孩子健康成长并受到了良好教育，因此下一代工人的生产效率高于所有先辈。假定该国仍然在参与国际贸易，由于可以为全球市场生产价值更高的商品和服务，工人应该会获得更高的工资收入。接下来，该国政府确保将出口所得公正地再投资于国家前景。不久后，一个贫穷、分配不公的国家就会成为中等收入，甚至富裕之国。假设这一些有可能发生在厄瓜多尔，2007年该国10%的城市富裕家庭收入占全国总收入的比例高达43%，总统拉斐尔·科雷亚是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的盟友，后者自认为是拉美社会主义运动的领袖。 之后会发生什么？在一切发展顺利的情况下，像厄瓜多尔这样的国家会继续迈向共产主义理想吗？国有化所有企业，人人都成为国家雇员，在政府大厅中决定生产目标？就算他们这么干了，并且所有公民都对发展感到满意，愿意致力于国家事业。太好了对吗？那可不一定。一个完全的社会主义政府被认为应该向所有民众提供就业和保障，但如果经济某一天陷入衰退，这就将成为一个艰巨的任务。此外，对经济进行中央计划是个非常困难的工作，设定工资、物价、生产目标，分配商品和服务，这在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都有过实验。一些例子中，政府帮助规划国家工业生产的确可促进经济发展，比如日本、韩国、中国台湾地区等都沿这条路取得了一些成果，但就长期来看，中央计划还没有成功的先例。当一个经济体发展并开始变得多样化，中央计划就会十分困难，而且成本难以维持。 更可能发生的是，那个国家会转变为二三十年前在西欧常见的民主社会主义：强有力的社会保障系统，高额累进所得税，政府控制一些关键行业，大量公共部门雇员，相对严格的商业监管机制。就算是这种制度，也被证明很难维持。撒切尔夫人1979年当选英国首相后，英国很大程度上放弃了这个体制，她领导了一系列的私有化和撤销管制行动，打击了英国一度强大的劳工联盟。曾被鼓吹为民主社会主义乌托邦的瑞典，在1991年和2006年选择了中右政府上台，政府已稳步撤出该国主要行业。一度有着全世界最慷慨社会保障计划的丹麦，目前也是中右政府当权，并出兵支持了美国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的军事冒险。在本书写作的这个时间，德国、法国、意大利都是中右政府执政，这三国都曾更接近社会主义，其政府曾在经济中发挥着更大作用，主要行业曾存在强大的工会势力。不过，当国家财富在和平背景下得到巩固后，国营经济和工会势力就会逐渐缩小。虽然这些国家没有变成赤裸裸的美式资本主义，但在变得富裕后，工人们就决定不再需要诉诸暴力，或像过去那样依赖于政府雇用。 如果事情发展不顺利，这些左倾国家的经济就面临着一条更为危险和不确定之路。在民主国家中，最初的社会主义政府如果不能给大众福祉带来切实效果的话，在下次选举时可能就会被赶下台。而对于那些在真正的国家社会主义道路上走得更远的国家，途中陷阱就更多。中央计划的失败可能导致物资短缺（如果该国在经济上变得孤立，且本国产能不足）、通胀失控（如果政府试图印钞偿债）、社会人才无法出头（如果不允许工人自主择业或独立思考），以及经济整体发育不良（如果仅剩的私有部门无法通过兼并、战略合作和自主创新等手段有效重组）。所有这些问题很可能让民众变得更贫穷不满，并试图寻求新的领导者。此外，与几十年前第一个社会主义政府出现时不同，当今想要把民众同外界影响隔绝是极为困难的，而今后则更不可能。 当经济问题导致民怨沸腾，蹒跚的社会主义道路或会跟随一连串迅速的政权更迭，最后以一个谁也无法说清的政体而告终。参见前苏联势力范围的国家，在一系列和平过渡和民众骚乱后纷纷瓦解。 因此，即使社会主义能够奏效，也不大可能以纯粹形式延续。如果不奏效，则肯定无法延续。这看上去似乎显而易见，但还有两个例外。 第一个例外是朝鲜，它在经济角度上颇为无助。朝鲜人平均寿命在64岁以下，为世界最低，这个例子肯定无法说明社会主义是一条通向更高生活水平之路。另一个社会主义样板—古巴在大众教育和医疗方面都有所进展。古巴在联合国人类发展指数中排名第51位，高于墨西哥、巴西，甚至欧盟的一些新成员。但古巴在人均购买力上仍然落后于上述国家，排名第108位。另外很值得一提的是，古巴和朝鲜都从意识形态领路者（苏联、中国）那里获得过大量资金和物质援助，若非如此，两国可能还达不到现在的水平。 第二个例外是委内瑞拉，一个以丰厚石油收入为基础、追求社会主义的国家。2007年，委内瑞拉在世界市场上日均出售石油超过200万桶，以当年均价每桶68美元计算，这相当于540亿美元。该金额占政府财政预算的一半以上，货币供应量的85%。这笔钱允许政府投资于教育、公共健康和其他社会计划，构建了社会主义福利的基础。与此同时，委内瑞拉政府还对石油之外其他行业的大公司着手进行国有化和再国有化，例如钢铁和水泥，通常牺牲了海外控股方利益。如果这些行业在政府运营下产能下滑，油气收入或许可以弥补差额。 但这种方式也有危险，当油气价格发生变化（就像全球金融危机爆发时），可能会让数年的预算计划一夜间落空。危机前，2008年7月石油价格最高约为每桶145美元，而到2009年年初，油价徘徊在每桶40美元。委内瑞拉为此削减了6.7%的预算，并宣布提高营业税。但即使油价持续高企，对委内瑞拉而言仍然存在风险：如此规模的外汇流入，可能对经济造成实实在在的通胀危险，尤其是在国内的商品和服务产量没有同时增长的情况下。理由很简单：消费者手中的钱越来越多，但可以购买的产品数量却没有变化，卖家自然就会涨价。2007年，委内瑞拉的通胀率为19%， 2008年涨到了30%。 当然，政府可以开放进口，给予消费者几乎无限量的商品供应，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抵消通胀风险。但此种情况下，一国生活水平将和汇率紧密挂钩，而汇率的波动会是非常剧烈的，民众会开始倾向于将钱存在海外，这对本国的发展毫无裨益。此外，保持开放也会允许外界影响进入，侵蚀民众对社会主义模式的信念。 基于自然资源的委内瑞拉社会主义模式还有另一个不易察觉的危险，即其他一些没有同样优厚的天赐财富的国家可能会盲目效仿。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在全拉美热心推广他的模式，其盟友已在多国掌权，包括玻利维亚、厄瓜多尔、洪都拉斯、尼加拉瓜等。同委内瑞拉一样，这些国家也严重依赖出口，出口在它们国内生产总值中至少占了1/3以上。但人均生活水平却大不如委内瑞拉，如表5–1所示： 表5–1?2009年人均购买力(美元) 委内瑞拉 13 100
厄瓜多尔 7 400 玻利维亚 4 600 洪都拉斯 4 200 尼加拉瓜 2 800 资料来源：美国中央情报局《世界概况》（2010） 如果这些国家的经济陷入衰退，或者其出口商品的国际价格突然下跌，会发生什么？由于这些国家的民众比委内瑞拉更穷，当政府不得不削减开支时，他们的感受会强烈得多。既然已经在真正的社会主义道路上前进了如此之远，政府又如何继续负担公共服务并保证每个公民就业呢？在本书写作的时候，这些国家中最富裕的厄瓜多尔，主权信用评级是CCC＋，意味着它实质上不可能以合理利率从国际市场借到钱，而当经济遇到麻烦时，形势还会进一步恶化。最可能发生的是，这些国家政府不得不削减关键领域的支出，虽然这是必不可少的措施，但在拮据时期将难以承受，除非另一个国家（如委内瑞拉）提供一大笔救援贷款。 社会主义要成长壮大，需要获得广泛支持。精英统治阶层不可能主动放弃财富和对工商业的控制，而去施行社会主义改革。如果大多数民众反对向左转（或进一步左转），那么它可能就不会发生。当多数人得到了更好的食物和更好的照料、受过了更好的教育、接触到更多资讯后，社会主义的吸引力就会下降—即使不是所有人都获得了这一切，只要有相当部分的人，情况就会不同。 这是人类天性造成的，贫穷是萌发社会主义的土壤，贫穷分两种：绝对贫穷和相对贫穷。在绝对贫穷的环境下，人们缺乏生存必需品：食物、栖息地、基本医疗，他们根本无可失去，社会主义将使他们获得一切，至少能得到上述必需品。此外，这些人也处于相对贫穷之中，他们用羡慕的眼光注视国内的富人，或世界上其他更富裕的国家，也想获得那样的生活。不过，相对贫穷虽然无处不在，但并非总是能将人们推向社会主义，更不足以让社会主义制度维持下去。在中高收入的资本主义国家中，大多数民众都拥有一份体面的工作，虽然买不起老板那样的奢华轿车，但他们通常不会对这种相对贫穷抱有多大异议。 当生活水平改善，绝对贫穷自然而然就会逐渐消失，这就消除了社会主义的根本诱因。对于社会主义者，现在就只剩下相对贫穷作为宣传武器。但这个武器也并不那么可靠，一些人喜欢社会主义理想，想用制造高级轿车的资源去建设更多学校和医院。但另一些人不一定这么想，他们对目前的学校和医院感到满意，只想要高级轿车，除此之外还想要超大屏幕电视、华丽的服装、飞往旅游胜地的机票—所有流行文化有效灌输给人们的东西。怎样才能在社会主义体制下获得这些奢侈品呢？传统社会主义体制根本不会容许这些东西存在，它们会消耗太多资源，而这些资源本可用于生产必需品。的确，这些奢侈品只会在资本主义国家生产，而且更重要的是，只有资本主义国家才容许少数公民变得如此富裕—比普通民众有钱得多—而买得起这些奢侈品。简言之，当国家获得了比较高的生活水平后，相对贫穷并不是鼓动社会主义的可靠武器。 根据这种逻辑，目前经历反资本主义运动的中高收入国家可能会轻微左转，但不太可能比欧洲民主社会主义走得更远，最终它们将和欧洲几国一样重新右转。而贫穷国家完成这个转变将花费更长时间，例如尼加拉瓜，可能会比委内瑞拉更久地保持左倾。 如果我们接受了该观点，即目前的反资本主义运动不会持续下去，我们能从中获得什么启示？当然，这种反冲在未来肯定还有可能重现。世界历史有着大量的政治周期循环，从左到右反复摇摆，这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出生之前几百年就存在了。在很多情况下，这种循环的顶峰是受压迫的下层阶级发动暴力革命，偶尔成功了（比如海地共和国的奴隶起义），但多数情况都失败了，尽管有不少人抛头颅洒热血（例如巴黎公社）。 这些周期循环不仅存在于专制统治的贫穷国家，也包括民主国家。与拉美和非洲革命运动类似的例子，有美国20世纪70年代的黑豹运动以及法国2005年的暴动。法国暴动是个尤其有趣的例子，参与者很多都是从国家领取补贴和福利的年轻人，他们本可以生活得较为舒适。但那还不够，他们想要工作，尽管已经有了住房、医疗和教育，他们仍然想要更多的东西—改善生活和家庭的真正机会，在社会上拥有发言权的机会。 即便存在这些基本事实，世界各国在减少贫穷和创造平等经济机会方面仍然举步维艰。其结果是，周期循环仍在继续。多数时间里，上层的施舍足以让下层保持安静。偶尔一次，贫民也会揭竿而起。不过对于任何时期的统治阶层来说，叛乱看上去似乎都是相当遥远的事，他们考虑更多的是下一次选举或聚敛财富，宁愿在短期内敷衍了事，也不愿对长期后果担忧太多。 周期循环的代价无疑是昂贵的，动乱时期通常意味着经济停滞。生产商品和服务的人力被投入到战斗中，资源被用于支付武器和弹药花费，基础设施可能被战争损坏或摧毁，外资撤出、内资枯竭造成流动资金消失，这一切都对生产力无益。从经济角度看，周期循环是贫富差距高度分化的产物，在此过程中贫困者的才能潜力没有得到充分发挥，这是经济整体的损失。 再者，并非只有暴力形式的动乱才会造成经济代价。紧张环境足以吓走潜在的投资者，使各行业不愿进行新的雇佣或扩建厂房。问题的关键在于不确定性，如果游戏规则有可能随时变化，你就无法进行长远打算。 那么在政治家普遍短视的情况下，一个国家怎样才能摆脱周期循环？答案不在于提高施舍额度，而是对经济格局进行可长期延续的变革。当机会平等时，资本主义是最可持续、最不需要人为校正的制度。社会主义的不是在于政府对经济的过度干预。在经济的几乎每个领域，都需要寻求平衡：在劳动市场中，需要保护劳方权益，也需要考虑资方的用人自由；在工业政策中，既要协调出口市场竞争，又要避免内幕交易行为。选择极端政策的国家往往会继续从一端摆动到另一端，如同所有历史先例一样，在追求更高生活水平的竞赛中节节失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