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过去数年间，中国一直是全球经济领域的焦点话题；回顾人类历史的主要阶段，中国亦是世界举足轻重的经济力量。在淡出聚光灯外几个世纪后，中国人正准备重夺第一。 中国经济的蓬勃发展让数亿人脱离了贫困，通常方式为引导农村劳动力到迅速成长的城市去，进厂务工或从事其他更高收入的职业。据2000年人口普查，中国有159个城市人口超过百万。这是世界前所未有规模的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的产物，也是这次史无前例的工业化浪潮的关键。 尽管近期全球经济衰退幅度达9%，但中国经济仍以每年高达10%的速度增长，看起来势不可当。一份2003年的高盛报告预测，中国将会在2041年超过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经济体，并且至少在2050年前经济增速都会快于后者。依此增速，中国人均收入将会赶上不少富裕国家的水平，从2003年仅占美国的3%（诚然，该数据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汇率扭曲），到2050年将一路增至37%。此外，按照高盛研究小组使用的预测模型，2050年后中国仍将继续向上填补该缺口。 顶着近期全球经济危机的逆风，“中国热”仍未降温。英国学者马丁·雅克在2009年出版的《当中国统治世界》（When China Rules the World）一书中称，中国将取代美国成为世界首要超级大国。他甚至认为上海的金融中心地位将会超越纽约，人民币将在世界市场中取代美元的位置。 然而，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深层次驱动因素加以考虑后，这些预测就显得过于乐观。不错，相对于其他国家来说，未来几年的中国将变得更加富裕，但在那之后，中国又将掉头走向贫穷。十分可能出现的一种情况是，中国拼尽全力从美国手中夺过世界最大经济体的桂冠，但短短几年后又将其拱手让出。 经济学很少有章法可循，这门科学（如果可以被称为科学的话）既缺乏数学的可确定性，又没有物理学的简约精妙。很多平庸的数学家和物理学家最后成了一流的经济学家，原因或许就在于此。 但在制定具体决策和衡量经济增长方面，经济学和上述学科却有相近的地方。尤其是经济学模型，物理学家常常会觉得眼熟，因为它看起来像是模拟粒子在外力（例如重力）作用下的运动。因大量利用了20世纪20年代发展起来的数学和统计学方法，这类模型常被冠以“新古典主义”的称号，并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流行至今。新古典主义模型允许经济学在不同国家经济增长预期之间建立一种仅有的联系。这并不是说发现了一个定理，而是提出了一种经受过现实世界检验的联系：收敛效应。 为了阐明收敛的概念，让我们从最简单的模型开始。在这类模型中，不同经济体之间几乎没有区别，每个经济体乍一看都像是在以同样的轨道增长。其中一些有起跑优势，已经很富裕；另一些则在追赶，但最终必将赶上领先者。实际上，越落后的经济体向上填补缺口的速度越快。随着时间推移，所有经济体中的工人生产率都会逐渐趋于同样的水平，因此，在一个市场竞争的世界中，工人的工资和物质生活标准也会随之趋同。
有充足的可观测迹象表明，收敛理论似乎可以成立。落后于领先者最远的国家（最贫穷的国家）通过公共健康、教育、基础设施方面的初步改善，允许其将人口从农村迁入城市，利用工业生产中的规模经济效应实现引人注目的飞跃式发展。再者，相对于自主技术研发，落后国家可以直接利用先进技术，这使其跨越了一些经济时代。然而，当它们开始在高端市场同领先者进行直接竞争时，进展自然就会放缓。 但这种简单形式的收敛效应并非放之四海而皆准。例如，20世纪下半叶的非洲国家实际上被富裕的西方越抛越远。而一些几十年来看似正在追赶西方的国家，比如日本，在达到西方生活水平前却遇到了某种瓶颈，令人费解地未能达成目标。当20世纪80年代收敛理论在经济学教科书中被奉为经典时，有畅销书预测日本将赶超美国成为世界最强大的经济体。但那种预测从没有成为现实，今天也很少有经济学家还抱有这种观点。 因此，一些经济学家对收敛理论进行了重新审视，结论是它的基础概念仍然成立，但必须有一个前提：只有在具备一套类似的经济基础时，不同国家的经济水平才能够在长期内发生收敛。作为深层次因素，这类基础的重要性易于察觉，但难以量化。其中一些是恒定不变的，比如地理环境和文化传统。内陆国家难以轻易地获得出海口，习惯于专制统治的国家不会突然间遗忘历史。其他例如司法理念和深度腐败，只有经过巨大努力和多年时间才能够改变。上述深层次因素为所有经济活动搭建了背景。经济可随着自身规律起伏涨落，但深层次因素决定了经济增长的远期潜力，包括未来数十年甚至几个世纪。共享某些深层次因素的国家可被归入同一个“收敛俱乐部”，意味着收敛效应的基本规律适用于其间。只有改变一个或多个深层次因素，一个国家才能改换自身所属的俱乐部，从而改变长期经济增长轨道和民众生活水平的目标。日本在20世纪末遇到瓶颈，是由于它不具备同美国一样的深层次因素以支撑增长。相比美国，日本的市场竞争不够充分，监管商务环境的官僚机构应变也较为迟缓。即使发挥最大潜力，日本也没有处在美国的俱乐部中，因而不应期待它能赶超美国。 因存在有力证据，这种被称为“条件收敛”的新理论在很大程度上经受住了主流经济学的检验。早期计算显示，以相似的人口增长率和固定资产投资为前提，121个样本国家的人均收入的确逐渐产生了收敛。稍后一项研究显示，以出口能力为条件，东亚经济体的收入水平也在发生趋同，其中低水平国家增长更快。再以类似的政治经济体制为考量，后殖民时代的非洲国家也同样显示了收敛效应。上述研究划分收敛俱乐部的方法不尽相同—毕竟，你尽可按自己的心意来划分世界经济—最终，各个俱乐部的独有特质会对成员国经济预期产生足够重要的影响。 在20世纪70年代之前，中国正挣扎于低生产率的收敛俱乐部中。“文化大革命”压制了这个国家的大量知识精英，考虑不周的“大跃进”—例如家庭炼钢—收效甚微。因规章限制和产品质量低下，中国基本被排除在海外市场之外。自“二战”结束后，中国被其工业化邻国越拉越远。由于选择了一套具有自身特色的经济体制，中国身居其独有的收敛俱乐部，发展速度并不快。 直至1976年毛主席去世后邓小平恢复领导职务，这一切才发生改变。邓小平发起了一系列经济改革，会见外国领导人，向海外开放中国市场，允许更多中国学生出国留学，甚至为私有企业的回归奠定了基础。随着邓小平主政的延续，中国政府默许私人公司的经营成长，越来越多地将金融和工业的掌控权还给市场。改革让中国的发展有了脱胎换骨的变化，劳动生产率开始赶上日韩等地区经济强国。对于中国来说，赶超日韩是否是一个现实的目标？抑或是像日本追赶美国一样半途而废？这取决于中国与其富裕邻国是否身处同样的收敛俱乐部。 但答案可能是：不现实。尽管20世纪70年代以来中国经济有了巨大改变，但和更富裕的经济体之间仍存在巨大差异。一些差异或许能在未来十多年内改变，另一些则不行。经济学家认为，人均收入发生收敛效应的前提—特别对于正在向上追赶的后发国家来说—有两个尤其重要的因素，即贸易开放性和创业便利性。自毛主席去世后，中国为开放市场做了很多努力，但仍然有很长的路要走。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一些贸易协定细节直至今日仍存有争议，例如中国的廉价出口商品在欧美市场的配额。另外，尽管其他国家打开门户让中国廉价制成品涌入，中国却未以同样程度开放自身市场。 谈到创业，中国甚至更为落后。世界银行旨在研究企业经营环境的年度《全球商务环境报告》中，“创业环境”一栏将中国排在181个国家中的第151位。该排名基于专家和商务人士的调查反馈，比较不同国家开办小企业所需要花的时间和金钱，同时体现了注册手续的繁简和融资的法律门槛。在中国，创业者手中需要有相当于平均年收入130%的资金才能注册企业。而在其他91个经济体中，从美、日、德等主要国家到阿富汗和津巴布韦，都不存在此种限制。中国也许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对于首次创业的小商户来说，全世界恐怕找不到几个地方比中国更困难。 当然，这些错误可以被修正，中国有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可以迅速制定新法规并大力推行，和其他工业化国家一样，变成一个适于新投资（包括国内外）的环境。但也有一些不易改变，而从远期来看又可能变得极为重要的因素。 中国的未来远景主要取决于新古典主义模型所称的“技术”。这里讲的技术并不只是你从电脑城买到的那些玩意儿，广义的“技术”代表着人类利用劳动力和原材料创造产品及服务相关的所有决定性因素。它并不只是图纸和配方，而且还包括腐败情况、经理对待雇员的方式、法律对投资者的保护、文化对竞争环境的影响、教育传统对工人创造力的塑造……你还可以列举很多。上述深层次因素将决定中国身处哪一个收敛俱乐部，而这正是中国的潜在不足之处。 儒家传统可能是影响中国商业活动的首要因素，退一步讲，至少是区分中国和其他国家商业行为的最为显著的因素。儒学源远流长，深深根植于中国社会。作为极具影响力的国家报刊，1996年的《人民日报》曾号召学习儒家的“宝贵商业理念”。儒学的一些核心宗旨或许在社会层面有所裨益，但无助于发展经济。 儒家伦理教导人们应该把集体置于个人之上，虽然孔子本人不认为集体至上等同于盲从，他的观点更倾向于只要集体能够保持和谐，个人就能够在集体中散发光彩，但在当代中国，孔子的思想被扭曲了。研究中国哲学的清华大学教授贝淡宁（Daniel Bell）认为，儒学中混入了中国历届统治者的尊奉倾向，借儒学的文化共振帮助严刑峻法的推行，使统治更显合法。另一个相关的儒学教条可被称为“礼”，其包括了东亚文明的标志性观念—“尊老”。儒家思想中的“尊老”不仅限于家庭关系，也包括统治者与臣民、主人与仆人、雇主与雇员。上述儒学教条是中国商业活动等级森严的原因之一。贝淡宁指出，即使孔子本人也不认为年轻人应该进行批判性思考，而应该先学习长者的教诲。只有在集体中获得足够的资历后，才能开始挑战现有学说和进行创新。 在一个成熟的经济体中，复杂的等级制度可能会带来问题。正如管理学研究者方元和克里斯·霍尔指出的，当中国经理决策时，决策必须通过公司等级体系层层下达，很可能在途中就被稀释了。这个很耗时间的程序损害了公司应对业务变化的快速反应能力。此外，尸位素餐的管理者凭资历长居高位，而年轻员工即使壮起胆量发言，由于提议常在层层上报中被耽搁，也很少得到采纳。在一个创业环境恶劣的国家，这个问题进一步加剧了。 由于最终的“长者”，集体的代表—政府—在中国很多大型企业都有控股权，因而这些企业多少都含有上述儒学教条的色彩。但是，政府的利益并不一定符合企业利益，政府并非以商业利润为唯一目标，否则应售股套现以实现收益最大化。研究表明，政府绝对控股的企业较少分红，现金流也较脆弱。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所有权复杂的企业中，中国的上市公司一般有五类股东，而美国公司很少超过两类或三类。 此外，中国还有一个文化传统同儒家思想一样深入人心。从书本、电影和课堂中，中国民众耳濡目染的是一个关于民族形成的独特史话，数千年的激烈斗争都是为了将这片广袤的土地和众多民族统一在一个旗帜下。那些想将中国划分成小国的人，就是逆贼；而那些寻求统一中国的，就是英雄。但英雄经常残忍而暴虐，例如在公元前3世纪用铁血军队统一六国的秦始皇，他的帝国最终分裂了；接下来统一中国的统治者们，例如隋，在残暴方面也不遑多让。传递的信息十分清楚：为了统一国家并实现大国崛起的梦想，中国民众需要不容置疑的强有力的统治。 同样的信息也被带进了公司会议室中，中国企业倾向于将所有权力集中于一个强人之手，包括公司最重要的三个角色：首席执行官、董事会主席、党委书记。政府通常是最大的股东，因而公司老板代表着政府利益，普通股东则被边缘化。毫不奇怪，大一统思想在中国公司增长战略中也有所体现。一些巨头公司，例如海尔电器，通过兼并较小竞争者实现了令人惊奇的增长。尽管这样可利用规模经济为消费者降低价格，但如果一个公司成了无可撼动的行业领袖，那么它就没有动力再进行创新或迎合市场需求的变化。 普遍的透明度缺乏使得中国商业环境更为艰难；中国复杂的官僚系统导致了根深蒂固的腐败；经济数据被定期修改，引起质疑；美国《大西洋月刊》近期的系列视频节目指出，中国的人口统计数据误差幅度可以亿计。由于上述部分原因，在中国的商务谈判更多地基于私人关系和信任，而非数字和合同。 一些西方政治家认为在经过长时期的经济开放后，中国最终会越来越民主和透明化。即使如此，也无法改变所有限制中国发展的深层次因素，一国政治制度和经济形势之间并不一定存在必然关系。请看下面的例子，韩国尽管是民主政体，儒家文化仍在其企业架构和创新领域发挥着影响力。俄罗斯这个有着悠久的威权统治历史的国家（无论是沙皇、斯大林还是普京），在过去20年间尝试民主化改革后，实质上又回到强人政治的老路，腐败和外企受到粗暴对待的问题并没有缓解。而民主化已有几十年的瑞典，政府在很长时期内仍保持对经济的强力干预，这种干预一直持续到10年前为止。 因此，要说中国将处理好等级制度问题，或是让政府实质性地减少对经济部门的干预，都还言之过早。这种现状将抑制私企发展，阻碍外资进入。改革开放30年后，中国政府仍通过实际控股和直接管理的方式实质性地涉足国内大型企业。与此相对，日韩等地政府在其20世纪工业起飞时代发挥的作用是牵头搭建合作平台和提供保护，以培育私有企业。 此外，中国有一套极为庞大的官僚体系，尽管该体系经常成为新产业发展的障碍，政府也很难施加更严格的约束。同样道理，提高法律体系透明度的过程进展缓慢，有些地方政府利用不透明度干涉外企经营。 上述所有因素都将拉低中国物质生活水平的目标。从技术层面讲，将拉低中国人均收入水平的收敛目标。鉴于这些因素，中国没有进入美国的收敛俱乐部，而更像和越南及哈萨克斯坦等国身处同一个俱乐部。这些国家在文化基础、法律体系、政府对经济的干涉、产业模式以及气候等方面至少与中国共享部分因素。这说明，国家大小并不影响它所属的收敛俱乐部，一国物质生活水平可达到的极限，取决于从底部支持经济增长的深层次因素，在大小迥异的国家，该极限有可能是相似的。 当然，这并不是说中国不能进行改进。一份1999年的研究表明，相比老一辈，中国新一代经理人更注重个性，这在长期将有助于鼓励创新；时至今日，那些年轻经理人无疑有许多正身居要位。不过，还有太多根深蒂固的差异，使得中国民众在经济急剧增长结束后无法获得和西方一样的收入水平。所谓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收入水平最终取决于劳动生产率。尽管中国工人能获得最新的制造工具和技术，但如果没有和欧美同等的创业机会、透明的监管制度、有力的法律保护、高效的企业结构以及创新能力，其生产率仍无法同欧美工人相比。 在确定了物质生活水平的目标后，接下来再谈谈增长速度。一般来说，经济学家认为离目标越远的国家向上收敛的速度越快—换种说法就是，人均收入距本俱乐部的领跑者越远，增长速度越快。一份2003年的高盛报告认为，中国的改革虽然已过去了四分之一世纪，但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期还会持续很久，在赶上本俱乐部的领跑者前至少还有40年。不过，对中国以及其他快速发展中国家的历史加以仔细考量后，中国似乎会更早地进入稳定期，快速增长的年头不会持续那么久。 相比其他大型经济体，中国经济现代化步伐要快得多。邓小平成为中国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时，中国还处于工业化的起步阶段，绝大部分人口仍然在从事农业生产。多数农民的收入仅够勉强维生，这是个非常贫穷的国家。在短短30年间，中国已转变成为一个中等收入国家和世界工厂。这种转变很大程度上源于中国复制技术的能力，同时，还有一个不可缺少的条件，即大规模的城镇化浪潮，农民进入迅猛发展的城镇务工，为整个世界生产廉价制成品，离开这一点，前面提到的技术将无用武之地。 不用奇怪，收敛效应和城镇化总是形影不离。当城市的机会并不比农村更好时，也就是说，当工厂的劳动力需求变得饱和，而农业的生产率获得大幅提升后，城镇化自然就会逐渐停止。举个例子，美国在20世纪初成为世界工厂，在20世纪60年代进入了经济成熟期。战后的太空竞赛和欧洲人才流入为它提供了动力和条件，使之从一个超级制造业大国变成了技术和高端服务的领跑者。 1910年美国人口普查显示,有46%的人口居住于城镇地区，在此前的10年中年均增长率为3%；1910~1960年间，美国城镇人口年均增长2%左右，直到2/3的美国人居住于城镇中；1960~1980年间，美国的城镇化进程减缓，城镇人口和总人口的增长率相差无几。 同1910年的美国相似，2008年中国的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43%，年均增长率稍低于3%。雷同之处还有中国近年层出不穷的消费品丑闻，令人联想起美国作家厄普顿·辛克莱尔1906年的小说《森林王子》（The Jungle），该书揭露了芝加哥肉类加工业的内幕，激起了美国民众的怒火。美国民众于是发起了改善工作环境，提高商品安全的运动，同中国工人（特别是农民工）正在做的一模一样。两国的工薪阶层都在变得更富有，诞生了新的城市中产阶级，并开始维护自身作为劳动者和消费者的权利。 因此，这是否意味着中国还有50~60年的强劲增长，直到抵达经济成熟期？不一定。首先，如同上面已讨论过的，中国生活水平增长目标并不一定能达到美国的高度。轨迹或许相似，但并不意味着会抵达同一个目的地。此外，中国的城镇化和历史上的有所不同。农业技术的进步足以在不牺牲庄稼产量的情况下让劳动力进入城市务工，并能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建立一座容纳他们的城市。全球化的市场、商品和服务，以及“准时制”的供应链可将劳动者与资源以极快的速度配对，以实现新的商机。如果有区别的话，中国的城镇化所需时间将比美国大大缩短。这应该可以解释中国目前极快的经济增长（约10%，已考虑通胀），比美国城镇化的高峰时期增长速度（7%）更快。究其原因，整个过程似乎被压缩进了一个更短时期内。 另一种可能的情况是，中国的城镇化将达不到美国的程度。再以日本为例，在20世纪50年代初，日本的城乡人口比例大概和中国今天相似；至1975年，超过3/4的日本人口居住在城市中；之后25年，该比例几乎没有发生变化，日本的城镇化和快速经济增长像是结束了。直到21世纪的前10年，一波新的城镇化浪潮才终于启动，这次或将有助于日本进一步追赶欧美。 综上所述，中国的快速增长期可能还剩下30~40年。随着人均收入逐渐接近目标（该目标很可能低于一些世界经济领跑者），中国的跨越式工程和大规模城镇化将会失去动力，如同世界上所有主要工业国所发生的那样，平缓下来进入稳定增长模式。前文阐述过的深层次因素意味着，当中国经济进入稳定期时，人均收入水平不大可能赶上西方，甚至无法达到日韩的水平。在那之后，问题就将变成中国经济的平均增长率是否足以使其保持在第一集团。 在新古典主义模型中，只有“技术”相同的经济体才能够在进入稳定增长模式后继续以同样的比率扩展，这里的“技术”是个包容性的概念，涵盖了深层次因素和其他所有相关事物。如果中国的“技术”不足以满足经济增长的目标，那么就会开始落后。用另一种方式来说，中国的人均收入将被世界经济的领跑者们越拉越远；中国民众在很大程度上变得富裕后（相对于世界其他国家），又将再次缓慢地走向贫穷。 在另外一个层面，上述观点对中国整体经济实力有何影响？人均收入只是衡量物质生活水平的一种手段，但并不代表一个经济体的绝对实力，即采购资源、主宰市场以及为实施巨型工程（如战争、太空探索）所能动员的力量。为作进一步预测，这里还欠缺的要素是中国的人口增长率，确切地说是劳动人口。在这一点上，情况并不乐观。一份2007年发布的国际劳工组织报告称，中国是有史以来老龄化速度最快的国家。报告显示，尽管没有全面推行，中国政府在1979年实施的计划生育政策效果已经显现。中国的人口增长率已经降至年均0.7%以下，2008年全国人口仅增长了0.5%，这是本书写作期间所能获得的最新政府统计数据。中国的劳动力人口—15~59岁之间—2005年占总人口的67%，到2050年将降至仅54%。日本和一些欧洲国家也会面临严重的劳动力人口，甚至总人口缩减的问题。美国的情况稍好，如果目前出生率和移民的趋势保持下去，美国劳动力人口的降幅将只有中国的一半，从2005年占总人口的62%，到2050年降至56%。人口问题会进一步扩大中美收入增长的差距，这意味着相对于物质生活水平落后于美国，中国整体经济实力的衰退速度甚至会更快。 上面所述的这些代表着什么？从传统观点来看，就如高盛报告所预测的，中国将在2041年赶超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经济体，并且在之后进一步扩大优势。至2048年，中国每年扩大的领先幅度才开始在百分比上缓慢下降，但下降的绝对数量很小。 但还存在另一种可能发生的情景，综合本章之前所述观点，即， （1）中国经济并不会朝着世界最富裕国家进行收敛；（2）中国经济的稳定期将来得比预期更早；（3）中国的长期经济增长率将低于那些已确立的领先国家。基于这些观点，一个合理的预测如下：中国经济将最迟在2050年进入稳定期，其间增长速度慢于高盛的预测；中国人口增长率不会超过美国；中国长期的人均收入增长率将稍低于美国，大概是1.5%对2%。受限于这些条件，中国或能勉强超越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经济体，但只能保留此桂冠几年时间，由于美国在人口增长率和劳动生产率方面双双领先，从而将再次实现反超。 由此一来，一些认为中国存在无限潜力的投资者和企业家们会感到非常失望。中国民众受限于较低的物质生活水平，将不能像欧美民众一样购买商品和服务。中国国内市场虽然非常广阔，但仍不足以压倒其他主要经济体；此外，股东和债权人在中国市场获取的巨额利润回报，将无法抵消因腐败、透明度缺乏所导致的风险。中国的证券热潮将会缓慢而肯定地消退。在经济史的长河中，中国时刻令人印象深刻，但只是短短一瞬。 随着新古典主义模型的主流化，一些经济学家试图对其加以改进，允许广义的“技术”从内部萌发，而不是完全取决于恒定的历史因素。当然，这也有可能发生，当某国经历了一次投资潮，一些资金通常会流入研发领域。但无论有多少新资金，也无法改变一国的法律体系，也无法改变民众已奉行了数千年的指导学说。 当然，这并不是说中国注定会永远陷于低下的经济增长和生活水平。数十年的过程足以改变最根深蒂固的传统，如果突破性或革命性的力量介入，这个时间可能还会缩短。举个例子，苏联的解体让一些国家处于一张白纸的状态。它们仍保有自身的文化，但能够完全自主地重新选择一些基础经济制度，这可能会造成深远影响，参见下一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