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全球经济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变化，推动其进一步整合的技术（尤其是运输和信息交流领域）不断发展，世界各地人们的交往正在成倍增长。这些变化对我们的生活正产生着深远影响。过去20多年，我们既看到了数亿民众摆脱贫困，也看到了自然环境的严重恶化和巨大金融泡沫的破裂。 尽管有了更完善的经济政策以管理全球商业周期，但很多重要经济指标的波动性仍在增长，例如商品价格、贸易流量、政府预算等。其结果是，人们很容易被分分秒秒喷涌而出的数字所迷惑，从而丧失长远的目光。这对我们的未来构成威胁。个人财富盈亏可能发生在朝夕之间，但国民财富的得失则源于深层次经济因素，其发展或改变都需要多年时间。特殊事件的发生常使一国经济脱轨，但在几十年的进程中，长期经济轨道更多地取决于深层次的经济因素。 这些深层次因素并不一定能解释股市在一天、一小时或一分钟内的涨跌，但它们决定了一个经济体的物质生活水平所能达到的极限。如果把经济增长视为一次赛跑，那么这些因素决定了终点线的位置，因其往往看似非常遥远，所以无论权威学者、政治家或是略懂经济的一般人，在日常生活中都不太重视。 本书旨在改变这种状况，我将阐明具有类似深层次因素的国家的长期经济增长和繁荣是如何趋向于一个相似的极限的。可能不久之后，全球经济的宠儿—中国就将受制于这些限制。中国的快速发展—包括认为其发展将会再持续数十年的想法—吸引了来自全球的投资，但中国的长期前景并不像投资者想的那么乐观。欧盟因政治稳定、内部市场广阔以及东欧新成员国的潜力，也一直受到投资者追捧。欧元作为期待已久的美元投资替代品，给了各国央行、主权财富基金和其他主要投资者另一个选择。但无论欧盟还是欧元区，都将因成员国经济增长面临的种种瓶颈而走向分裂。 当各国努力发展经济，为本国民众提供尽可能高的生活水平时，它们将遇到一系列障碍。发展经济需要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以及一定程度的政治稳定性，在未来数十年，许多国家将面临这三项资源的短缺，因而放缓向终点线冲刺的速度。为了确保经济增长所需的自然资源，包括基本农产品、制造业原料、燃油以及水资源，一些国家将对他国进行殖民，现代的殖民征服将借助金融而非军事手段，但最终结果对殖民者与被殖民者双方来说可能都将事与愿违。由于人口老龄化和低生育率，富裕国家将改变移民政策以在世界范围吸引更多劳动力，而贫穷国家则将面临难以留住本国优秀人才的困境。与此同时，近年来由左翼民粹主义政府执政的国家中，许多将向右转，然后长期在左右之间摇摆不定。不幸的是，政权的频繁更迭将拖累经济增长，而经济增长可能是停止摇摆的唯一方法。 在这些障碍和限制之中，也会出现新机遇。当信息技术和低息信贷所刺激的繁荣逐渐消退，美国人需要寻找增加收入和就业的新源泉，那将是一个少为人知的意外发现，即美国经济成功的基础支柱之一：营销力。全球经济将朝进一步密切化和数字化方向发展，允许劳动者同时在两个或多个市场捕捉机会，创造更多利润。人们工作方式的变化将使他们寻求新的工作环境：自由迁徙的专业人士将会形成一些新的经济中心，这些经济中心更多地基于生活方式而非单纯的商业需要。世贸组织的缓慢瓦解实质上将允许各国更自由地做生意，为国际贸易带来新的增长点。 前景固然可期，但道路并不平坦，即使一国成功避开了发展途中的障碍，仍存在一些全局性风险。近期的金融危机显示，一些金融中心发生的疏忽渎职和群体恐慌足以重创全球经济，让某些国家的生活水平一夜间倒退多年。金融行业的新规章制度将催生一个巨大的黑市，为全球经济带来新的风险。与此同时，气候变化—经常被吹捧为所有国家的产业机遇—实际上将进一步扩大贫穷国家与富裕国家间的差距，造成妨碍双方发展的不稳定因素。为解决上述问题，各国必须通力合作，但目前的世界政治体系还不足以为全球问题解决机制提供框架。 所谓术业有专攻，本书不会对每一个热点经济问题都详细探究。未来交通将由什么燃料驱动？哪种超（半）导体将会处理全球经济数据？这种运输方式和数据是否将帮助人类开发月球、其他行星甚至其他星系资源？诸如此类的问题自有更胜任的作者去揣测。本书的预测任务已经足够困难，所以无力在所有方向都涉足太远。
直到近期，经济学家才开始真正理解进行预测的难度，不论是在个体层面还是整体经济层面。20世纪60年代，经济学正在蹒跚中走向成熟，不少经济学家的预测中都隐含着一个模糊的观点，即人们总是会反复犯同一个错误。例如，当消费者看到自己的薪水涨了一大截，他们就会将其作为购买力提高的信号，而不顾是否会有紧随而来的物价上涨。70年代，一个新经济学流派开始占据主导地位，其观点刚好相反，认为人们足够理性而不会在同一个地方跌倒两次。消费者第一次或许会被愚弄，第二次他们就会驻足观察通胀是否会抹去表面的收益。这个新流派主导了经济思想长达数十年，直至20世纪末出现另一个革命性经济思想：行为经济学。在经济学和心理学的十字路口，行为主义者认为人们某一时刻可能看似理性，但不会长期保持这种状态。他们问道：为什么人们总是故意地去做一些自己会后悔的事？为什么人们总是无法在未来保持一种确定的行为方式？在前述例子中，行为主义者将毫不惊讶地看到某个完全理解通胀概念的人把工资上涨部分全部花掉。与60年代的经济学家不同，行为主义学者认为人们不是受到了通胀的愚弄，而是无法抵抗消费的诱惑，人们可能心存侥幸，心想大不了以后节衣缩食弥补差额。 几十年间，经济学家意识到简单地根据趋势推断并不是预测未来的最好方法（当然也有一些人在继续使用）。行为经济学有助于解释一些经济趋势，尤其是一些源自群体心理或歇斯底里的突发性改变。尽管如此，经济学仍然不擅长预测那些突发变化，包括其发生时间和发展方向。 部分原因在于，经济学家仍然不能完全理解人类的心理是如何运作的，但这也是由于他们通常将注意力集中在错误的地方。很大一部分经济智囊人士都将精力集中于金融市场，其典型的时间范围是从几分钟到3个月，不管是在衍生品市场做短期交易还是预测公司季度赢利，他们都不会进行太多的长期思考。即便是那些在世界银行和经合组织工作的学院派经济学家，其长期思考往往也只代表着未来5~10年时间。鉴于这个原因，他们通常忽视了数十年中驱动全球经济的深层次因素。 但此类深层次因素有着首屈一指的重要性，它们将决定整个一代人—数以亿计的人们—比先辈生活得更好还是更差。这些深层次因素的源头蕴藏于地理、气候、文化、政治和历史事件中，它们是如此强大，以至于可以令一些看似举足轻重的突发事件最后消弭于无形，例如通用汽车的破产和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的再次当选。 一些经济学家已经开始研究此类深层次因素，比如，18~19世纪殖民国家建立的行政制度是如何影响21世纪的金融市场的。但总的来说，这些重要力量仍被人们所忽视，或对其缺乏足够认识。 本书的第一个任务是纠正这个局面，将经济预测的重心重新放在极长期范围（数十年）并聚焦于影响未来的深层次因素。这并不是说我自比为预言家诺查丹玛斯，经济学是门不精确的科学，经济学家对周围世界的认识也远非十分准确，因此，我对未来的预测仅是一个基于事实和经验的推测。再者，越远的未来越难以预测，每向后推移一小段时间，不确定性就会急剧增长，太多互相作用的事件和行动都可能影响结果。举个例子，政府预算表的通常形式不是一条单直线，而是一个宽阔的开口形，实际预算将可能在上下颚之间的任何一点，预测的时间越远，不确定区域的面积就越大。 更为复杂的是，对未来的预测有可能被公众知悉，从而使预测行为本身对未来造成影响。因此，经济学家面临着一个和海森堡物理学类似的测不准原理。海森堡断定，你越精确地测量一个粒子的位置，就越难获知它的运动情况，反之亦然。同样的，你越精确地预测全球经济的未来，其发展就会偏离预测越远。 但不用沮丧，这个原理并不会让本书失去意义。就此，我想复述和一个大学同学在学校食堂用餐时的对话。当谈到经济学的不精确性时，他告诉我经济学预测比天气预报好不了多少。最终我承认了这一点，但也指出，一个准确率达70%的天气预报，总比完全没有要好得多。 实际上，预测未来的目的通常是为了防范—警告即将发生的风险以便避开它。如果你驾车在乡村公路上行驶，当乘客说：“小心那头奶牛！”想必这时你一定会猛打方向盘，而不是低头查看胸部会不会被安全带勒出血痕。 如果本书真的能够改变未来，不仅是帮助读者规避风险和捕捉机遇，而且能够鼓励他们动手解决危机和扩展机遇，那么我就已经超额完成了使命。我希望读者开始思考塑造全球经济的深层次因素，在扩大眼界的同时更应放眼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