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如果说战争目标和政治改革让商业界内部出现分裂的话，那么汉堡商业利益集团可借战后经济发展的契机再度团结起来。战争爆发初期，由于战争经济的集权化和官僚化，汉堡已经开始出现骚动。然而，直到政府明确示意，在和平时期也要维持强制性的企业联盟、战争公司和贸易管制体系，担忧才终于演变成统一行动。德国中央采购公司几乎垄断了食品的进口，而1916 年商会调查发现，政府在考虑战后仍然维持这一状态。虽然商会在努力为回归自由贸易提供论据，但其计划在兴登堡– 鲁登道夫的最高统治下才逐渐成形。德国政府宣布，不仅要继续维持之前的政策，而且还针对转型期经济设立了军需处，并由这一新机构管控船运和外汇资源的调拨。随着米夏埃利斯代替贝特曼成为德意志帝国首相，实施细则出台；新军需处长（事实上就是汉堡参议员萨默）宣布，直接给军工企业分配货运吨数限额以及外汇账户限额。汉堡舆论顿时一片哗然，因为这不仅意味着现有的商贸公司在战后仍然无法从事进口业务，也说明外汇管制不会终止。不仅如此，船运公司还要从属于军需处。总而言之，商业贸易要让位于战争。 事态很快明朗起来，汉堡的商业利益集团无法有力地应对威胁：商会在抗议会上提出的要求被柏林当局完全忽略了，银行家和船主的抗议也犹如石沉大海。这场危机揭示战争在一定程度上激起了汉堡商业利益集团之间的矛盾。财产被协约国扣押，再加上国内政府的监管，一些特殊利益集团在重压之下选择避开传统的利益集团代表制（即通过商会和参议院），而将个案直接提交给柏林相关部门。船主们之所以能获得政府赔偿，主要得益于巴林和船主自己的战争委员会对柏林当局的游说；当商会作出妥协，同意国家征收营业税时，批发商们则加入了ZVDG。到1917 年，各行业协会独立在柏林进行游说的风气日盛，阿尔弗雷德· 奥斯瓦尔德还代表汉堡进口贸易联盟和汉堡出口商协会独立行事，在柏林成立了一个永久性的战争局。参议员萨默曾抱怨各利益集团向柏林提出一些“对当局来说无法接受的”申请： 整个战争期间，行业协会都绕过商会，径直通过德意志当局来处理事务，而商会因为要设法平衡各个协会的利益，结果常常不尽如人意。例如，汉堡船主协会就完全脱离了商会。 但是，正如一些商业协会指出的，因为“无论从哪方面来看，工业在政府部门决策过程中的地位都优先于商业，消息也更加灵通”，所以那些利益集团必须这样做。而应该如何扭转这种局面成了舆论纷争的焦点，马克斯· 沃伯格建议发行汉萨同盟版的《经济学家》（The Economist）①来抗衡工业界对媒体的影响力。然而，对于增加汉堡政治影响力，获得最多支持的措施是邀请帝国议会代表访问汉堡。在“汉堡和平时期经济重建委员会”的指导下，这个目标可以通过两种方式实现，而该机构的成立也证明：汉堡工① 即期刊《经济工作》（Wirtschaftsdienst）的前身。 商界内部的主和派在这场反对管制的战役中成功占据了优势。2 月，面对德意志帝国议会中的国家自由党，商会主席海耶大力抨击了政府的经济政策，强烈谴责“所有的商业交易都……被几个战争公司所包揽……军方合同几乎完全分配给了柏林工业……而且德意志联邦参议院还颁布了无数限制贸易的法令”。之后，商会邀请整个帝国议会来到汉堡，进一步对其进行恫吓，也就是巴林所说的“向舆论发起攻势”。弗朗茨· 维特赫夫特对这种新氛围作出了最佳诠释： 我们汉萨同盟的商人非常不愿意出席公开对抗的会议。但如果汉堡的贸易会被法律所扰乱，而且在目前的形势下这种法律是不必要的，那就会达到我们容忍的极限……政令考虑欠周，政府官员自认为受过法学家的理论教育就能够管理世界经济，这些因素使商业被破坏，商人们已忍无可忍。 巴林也用类似的口吻谈到“这种在阅兵场上管理国家经济和国际贸易的危险念头”，要求“摆脱柏林当局的计划经济”。汉堡– 美洲公司的助理官员伯恩哈德· 许尔德曼甚至宣称，正是因为汉堡怀疑政府实行自由经济政策的承诺，所以“我们加入了反对派”。 上述说法公开抨击极权国家制度，倡导不干预的自由主义，它唤起了19世纪六七十年代关税同盟辩论时独立主义者心中的反普鲁士情绪，同时也弥合了商界内部因对战争目标和政治改革各持己见而造成的裂缝。它也代表了欧洲商人对战时经济管制的普遍态度。到1918 年夏天，即使是重工业领域也出现了要求解除管制的声音；但不同于英国，德国的自由化运动没有获得成功。然而，支持快速解散战时“指令经济”，其影响不仅限于经济自由主义和国家管制两种意识形态上的冲突。反对战后由中央统一管制汉堡进口业务是基于对未来的乐观判断，认为只要战争结束，德国就可能继续战前的海外贸易：有观点认为，取消政府管制就能够使生活必需品迅速涌入德国。然而，这种观点似乎忽视了解除管制后可能带来通货膨胀的因素。我们已经看到，德国的国际收支长期逆差，“无形贸易”的利润大幅缩水；而在德国，战时财政政策导致国内购买力严重过剩。德国抑制物价暴涨的措施只有外汇管制（马克兑美元的汇率也因此才没有降至战前水平的58%以下）和价格管制。也有观点认为，战后通货膨胀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德国缺少货币理论，其主要原因是G·F· 克纳普创立的“国定货币理论”的影响，他反对英国的金银本位主义，称货币价值是国家法制的产物。汉堡商界有没有意识到解除管制后的通货膨胀风险呢？ 1918 年7 月，马克斯· 沃伯格曾揶揄道：“如今，一些商讨货币问题的人直到最近还在以为Valuta①是个姑娘的名字。”这似乎更加证实了德国货币理论的落后。然而，表面看来，汉堡商界在1918 年的争论与英国在拿破仑战争时期的辩论如出一辙，后者的焦点就是支持或反对金银本位主义。马克斯· 冯· 申克尔表示自己是“一个坚定的黄金货币论者”，并且（和弗朗茨· 维特赫夫特）敦促德国尽快重拾“黄金自由兑换”，使黄金储备比率恢复战前水平；而沃伯格坚持认为，货币发行应取决于“创造价值的”经济活动的需求，如“可承兑的”商业汇票的数量就体现了这种需求。但货币和银行学派之间的对应关系则不尽相同。克纳普最坚定的支持者中也有一些反对金银本位主义的汉堡人，克纳普的门徒弗雷德里希· 本迪克森、阿尔弗雷德· 施密特– 埃森和库尔特· 辛格都是沃伯格创办的期刊《经济服务》中的骨干；而比起皮尔的理论，申克尔的金银币本位主义和赫弗里希的更为接近。理论的区分绝非如此简单。既然克纳普作为普鲁士极权国家经济理论家的声名在外，而且货币金属主义和英国自由主义相互结合，那么，自由派的沃伯格与克纳普学派观点一致，而保守派的申克尔却是货币金属论者，这似乎有些矛盾。只有阐明相关各方客观存在的先入之见，我们才能理解那些矛盾的理论立场，以及最终为何一致赞成通货膨胀政策。 战争期间，汉堡那些举足轻重的人物几乎一致认为，政府融资是德国经济面临通货膨胀压力的根源。1916 年，沃伯格明确提出货币扩张和政府借贷有关；1918 年6 月，他呼吁政府通过“最大限度地降低开支和严苛的税收”来缩减政府负债，并将其视为“保护德国人民免于通货膨胀之灾”。沃伯格从未否认抑制货币量增长的必要性，他只是主张货币供应应由商业活动（无论是真实的汇票数量还是贸易赤字都可以体现这种活动）来决定，而不是一个固定的货币与黄金的比价。同样，如果财政瘫痪，沃伯格也得不到任何实际利益。他在战争期间用典型的黑色幽默评论道：“德国一旦输掉战争，德意志银行就会无法承兑我们的债券，那时我们也只好大笔一挥，宣布‘暂停承兑支付业务。M·M· 沃伯格公司’。”然而，1917~1918 年，德国财政政策几乎没有回旋余地。即使沃伯格已接受赫弗里希的主张—战争债务最终会由战败的协约国赔款来偿付：1914 年11 月，他提出德国应索赔500 亿马克，并且认为战争最多持续4 个月。虽然他从一开始就承认“战争拖得越久……我们能够提出的合理赔偿要求就越多，敌人也就更难……达到这些要求”，他还预计如果战争持续到1918 年5 月，赔款数目将高达1 000 亿马克。没有了赔款，政府停止借贷的唯一方式就是缩减开支和增加税收。但汉堡经济的核心—航运业和造船业—开始依赖持续发放大量的政府补贴，并且已经与政府达成协议，该协议还认为在战争结束后，通货膨胀至少仍将持续9 年。不仅如此，通过高税收来消灭财政赤字也让商人们惊恐不安：“不仅是我们自己，连我们的孩子也要承受高税负。”最后，在大批军人被遣散这个关键时刻，如果实行通货紧缩政策，必然会引发一波失业潮。就在“一战”停火前10 天，巴林观察到“住房、照明、就业尤其是食品等问题”，很可能会引发社会动荡。“退伍军人没有住房，食品没有保障……生活在恶劣的照明条件下……在冬季，下午4 点以后他们就不得不到大街上去，这些无疑都是极其危险的因素”。在为1918 年遣散军队作准备时，新成立的德意志经济事务部也在重点关注这一问题。换言之，各种有力的证据表明：结束通货膨胀会威胁到德国的经济、社会和政治。 在汇率问题上也有类似的观点。“一战”期间，沃伯格等人支持利用外汇管制以及限制进口来预防马克贬值。1916 年1 月，弗朗茨· 维特赫夫特曾发出警告，即使赢得战争，德国仍然需要依靠外债来避免出现国际收支危机；“但如果在原材料进口方面允许投机买卖或者市场自主，那即使借外债也难以让我们的货币回到原有水平并维持下去。”由于战前的贸易和战争期间的进口信用证都尚未付款—例如沃伯格在瑞典洽谈的那些业务，德国企业欠下巨额外币债务，这促使德国想方设法维持原来的汇率，因为马克贬值会造成偿还债务的货币成本不断上升。然而沃伯格却坚持认为，战争结束后不能继续实行外汇管制，“这些措施（即和平时期的外汇管制）会严重破坏我国货币在国外的信用，其危害程度远大于短期内的逆贴水，甚至是食品和原材料市场暂时的超高物价”。他提出，应由市场来确定货币的汇率水平：“汇率必须由经济状况决定；在战争结束后，无论我们是否欢迎，都必须经历自由价格机制的痛苦考验，从而达到新的稳定状态。” 既然马克贬值可能会使德国的外币债务翻倍，甚至翻两番，为什么沃伯格准备让马克汇率自由浮动呢？答案就在于自由浮动汇率对出口的作用。沃伯格指出，货币贬值对国外购买者来说意味着德国出口商品价格下降，从而刺激了出口；同时对于德国公司来说，进口商品价格高昂，令人却步。经过一段时期的货币贬值和通货膨胀，国际收支会相应地进行自我调整。巴林在1917 年9 月的一份重要备忘录中描绘了这一重要观点： 我认为我们的货币形势日益严峻，如果巧妙地利用这一点，我们就可以有效改变别国对我们的厌恶情绪，敌人可能不愿与我们有贸易往来这样的障碍也能被克服。美国人用1 美元能从我们这里买到价值6.2 马克而不是4.21 马克的货物，这会让他们重新对德国抱有好感。 1918 年的情况似乎的确如此。德国利用马克的贬值扩大出口，使货币走势重新趋于平稳，并再次融入世界经济； 因为马克的浮动汇率不仅能促进出口繁荣，使马克汇率最终回归战前的平价状态（解决外币债务问题），它还可以作为一种外交筹码，用来迫使协约国接受德国重返国际社会。正是这种策略让包括沃伯格在内的汉堡自由派愿意与支持克纳普理论的经济学家联合起来，反对维持外汇管制并希望立即回归战前的外汇平价。 于是，到1918 年，一个颇有影响力的汉堡商人组织—其中包括沃伯格、巴林和维特赫夫特等人—制定了一套“三管齐下”的策略：通过和谈结束战争；以议会化、与多数社会民主党合作为立宪方向；同时通过解除管制和马克贬值来振兴德国商业贸易，哪怕面临着通货膨胀加剧的风险。当然，这些想法并不是汉堡商界的专利：战争临近尾声时，一些实业家（以胡戈· 斯廷内斯为代表）也倾向于和多数社会民主党和解，强烈反对计划经济，期望解除管制和通过货币贬值刺激出口。这一策略对汉堡有特殊的意义，究其原因，一方面是战争使该城市的经济损失尤为惨重，另一方面是其劳工运动在战前就带有改良主义色彩，此外，商业利益集团对战时经济管制的反感也是原因之一。由此可见，在战争结束之前，这种“通货膨胀共识”在汉堡工商界就已存在，有关各方重蹈覆辙，低估了战后通货膨胀的持续时间，就像之前低估了战争的持续时间一样。而究竟是哪些因素切断了战争的命脉，我们尚不完全知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