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1914 年6 月21 日，汉堡为德皇威廉二世举行了欢迎宴会，会后，德皇在他和马克斯· 沃伯格那段著名的对话中分析了德国的“局势”： 他担心俄国的军备计划和修建铁路的计划，并因此预感到俄国准备在1916 年对我们开战。他埋怨我们在西线没有足够的铁路网牵制法国；并暗示我们是否应该现在就主动出击，而不是坐以待毙。 沃伯格则对此“直言进谏，表示反对”：
我向他描述了英国国内的政局（地方自治①），同时说明了法国的三年制兵役难以维持，而且法国已深陷经济危机之中，此外，俄国军队也未必靠得住。我强烈建议他耐心等待几年，静候时机。“我们的力量逐年递增，而敌人却因内耗日渐式微。” 针对这两段话有各种解释。有人说德皇对一位银行家如此信任，似乎证实了商业利益集团在威廉德国高层政治中的重要性。也有人提出，德皇早在萨拉热窝暗杀事件之前就在谋划一场“防御”战，或者说是先发制人的战争，这似乎充分说明德国政府在预谋发动1914 年的战争。还有人提出，对德皇的“现在就主动出击”这句话，沃伯格立刻理解为是进攻英国、法国和俄国，而德国政府却意在维持奥地利和俄国在巴尔干问题上的“局部化”，二者似乎又互相矛盾。还有人指出，沃伯格认为敌人的内耗比德国更严重，这似乎与德国政府为缓解内部政治矛盾而挑起战争的论调相抵触。但是，有一点毋庸置疑的，那就是沃伯格意识到了德皇先发制人的动议，并提出反对意见。然而，尽管他和巴林了解“七月危机”的来龙去脉，但他们并没有能力影响柏林做决策。和其他德国大城市相比，1914 年8 月爆发的那场战争对汉堡经济的影响尤为严重，同时暴露出汉堡的独立主义和国际主义与柏林所谓的帝国利益不可能协调一致。因此，这可以说是那艘“皇帝号”所体现的傲慢狂妄的必然结果，其姊妹“祖国号”的下水与德皇和沃伯格的会谈刚好在同一周。 1908 年后，巴林和沃伯格逐渐确信德国无法“与经济更强大的英国就建造无畏级战列舰展开竞赛”，同时也担心与英国发生冲突会影响经济，于是，他们逐渐疏远提尔皮茨，开始支持缓和德英关系的政策。作为主要策划人之一，巴林和恩斯特· 卡塞尔爵士共同安排英国战争部长霍尔丹勋爵在1912年2 月访问柏林，希望为德英建立睦邻友好关系奠定基础。然而，就在霍尔丹抵达德国的前夕，提尔皮茨和德皇仍然决定继续扩充海军，有人将此举视为炸毁协议的一颗鱼雷，但事实上，德国的提议—英国承诺在所有大陆战争中保持中立，作为交换，德国将同意限制其海军扩充计划—是建立在对英国政策的误解之上。巴林和沃伯格仍然寄希望于英国会保持中立—只要德国表明自己摧毁法国的唯一目的就是维护它在非洲的殖民地。沃伯格在1914 年2 月、4 月和6 月曾三度访问伦敦，讨论德国在摩洛哥、尼亚萨兰和巴西的投资事宜，促使他相信“德英两国”也许已经开始“高唱友谊赞歌”。但是，这并没有使英国改变其欧陆政策，即使双方已经在葡属安哥拉和柏林– 巴格达铁路问题上达成协议。英国在1912 年12 月和1914 年明确表示，如果“法兰西作为一个帝国的地位”受到威胁，英国不会袖手旁观。 贝特曼显然也希望英国保持中立，这是他精心设计的赌局的一部分（但他失算了）—奥匈对塞尔维亚采取迅捷的军事行动，从而巩固三国同盟①，分化三国协约②。七月危机期间，柏林收到英俄海军举行会谈的消息，雅戈立即派巴林前往伦敦就此事向霍尔丹和丘吉尔施加压力。巴林在7 月25 日向丘吉尔表示：如果战胜法国，德国不会抢走“它在欧洲的任何东西，不会占领任何一寸土地，只会争取一些殖民地作为赔偿”。实际上，在7 月29 日晚上，贝特曼对戈申所说的也是同样的话。可这段话丝毫没有影响英国的态度，只是贝特曼明白得太晚了。令汉堡难以理解的是，如果这次外交策略没有奏效，德国可以执行德皇在6 月份向沃伯格描绘的军事计划，从而使军事动员合理化。然而，最终签发动员令、最后通牒以及宣布开战的都是德国陆军总参谋部；这就不仅仅是针对俄国的总动员令了，俄国沙皇在7 月30 日就证明了这一点。参谋总长小毛奇自1914 年3 月以来就一直主张先发制人，主动出击，其理由是法国和俄国一直实行新的军备计划，如果几年后和法俄开战，德国可能无法赢得战争。 沃伯格对德皇先发制人发动战争的主张置之不理，很多历史学家认为这种做法只是为了掩人耳目。毫无疑问，这位银行家认为时间的推移对德国更加有利，这种观点有一些经济上的考虑。和德国相比，俄国的人口、国民生产总值和钢铁厂量的增速更快，英国的资本输出率也使它在海外颇具影响力。但另一方面，德国出口的增速高于其欧洲的对手：其国内资本形成总额为欧洲第一；而其人口、国民生产总值和铁产量的增速都远远超出其西方的对手。但德国的军事地位并没有体现出它在经济上的优势上。据德国陆军总参谋部统计，德国在战时的全部兵力为215 万人，而只要稍加计算就知道，在战争前夕，俄国、塞尔维亚、法国、英国和比利时能够参战的士兵比德国和奥匈的总和多64%。这反映了和平时期双方征兵率③的巨大差距。据德国陆军总参谋部统计，在法国，所有应服兵役的人当中，有83%的人履行了义务，而德国只有53%，奥匈仅有29%。此外，战前那10 年的国防开支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例也能说明问题。从绝对数字来看（且不考虑布尔战争和日俄战争的影响），德国、法国、俄国和英国的军事预算相差无几，德国在1905 年之后超过了法国，而到1913 年，俄国又超越了德国。但如果以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占比来看，德国一直落后于其他各国。1913 年，德意志的国防预算占比仅为3.5%，①比英国（3.1%）和它自己的盟友奥匈帝国（2.8%）略高，但低于法国（3.9%）和俄国（4.6%）。显然，这样的差距并非因为德国缺少“军国主义”思想，而是因为国内的政治阻力限制了军费开支的增加，这种阻力一方面来自普鲁士军事机构内部的保守势力，另一方面源于前一章讨论过的联邦和议会的财政制度。相比之下，俄国、法国和英国的财政体系相对更加集权化，而德国的盟友奥匈帝国也受到财政问题的掣肘（而且更加严重）。“一战”源于德国的内政问题这种说法仅在这一点上成立：内政让小毛奇确信德国无法赢得军备竞赛，因此挥戈出征宜早不宜晚。 战争爆发后，汉堡舆论的反应模棱两可，这说明德国“统治精英”借挑起战争转移内政危机的论调有其局限性。的确，和很多欧洲大城市一样，战争爆发的同时，某些团体的爱国热情高涨：从7 月25 日开始，骚动的人群聚集在少女堤（Jungfernstieg）的阿尔斯特亭台，无论是慕尼黑和柏林，还是巴黎和伦敦，都有类似的场景。1914 年1 月，在为德皇庆祝生日时，船主里夏德· 克罗格曼的致辞透露出大战前夕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好战情绪：我深信，当德意志的荣耀受到威胁时，陛下定将跃马挥戈，下令出征，那时号角声会直冲云霄，回荡在德意志的每一片橡树林中……在云霄的另一端，先祖威廉一世定会伸出双臂，为德意志祈祷。 听罢，15 岁的珀西· 施拉姆和诗人里夏德· 德默尔等男子汉们已经涨红了脸，神色激动；女眷们则沉浸在虔诚的宗教祈祷中：施拉姆的姐姐露特欢欣雀跃，激动地说“上帝在保佑我们”，他的姑妈埃米的反应充分表达了千禧年信徒的观点： 一切终将来临；《圣经》已经作出预言，如果说魔鬼撒旦的统治即将崩溃，我们只能感谢上帝。那时，一个真正的和平帝国才会诞生，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才是王！ 开战后的前几个月，这种情绪一直蔓延。驶向前线的火车上装点着鲜花；涌动的人潮聚集在证券交易所外的坦宁堡，为胜利而欢呼。但是，这种群情激昂的背后是一种隐约的担忧，而且不无道理。近期的一本著作试图告诉我们：就在资产阶级欢欣鼓舞之时，无产阶级却忧心忡忡；然而，这种忧虑不分阶级，例如在第二次摩洛哥危机和巴尔干战争期间，感受到战争威胁的人们马上购入金融市场的流动资产。萨拉热窝事件之后，沃伯格立刻“意识到我们可以把什么东西卖掉，同时开始裁员”；到7 月20 日，汉堡各大银行不得不采取措施，抑制人们对股市的恐慌。汉堡提前发生危机，很可能是因为官方的一系列信号表明，一场大战已迫在眉睫。7 月18 日，德皇下令告知巴林可能要进行军事动员；3 天后，德国总理府致信汉堡参议院，指出一旦战幕拉开，地方的职业介绍所需要负责分配劳动力；7 月23 日（也就是下发命令的当天），外交部派朗韦特· 冯· 西默恩携奥匈帝国给塞尔维亚的最后通牒的副本赶赴汉堡。德国政府拒绝格雷在伦敦召开外交部长会议，7 月28 日晚消息抵达汉堡后，汉堡股市陷入一片恐慌，沃伯格不得不联络威廉大街①。在齐默尔曼的授权下，沃伯格向公众声明德国政府认为召开外交部长会议“不可行”，但是“已经成功启动的内阁之间的协商仍将继续”。虽然这份虚假的声明受到群众的欢迎，但交易所在当晚并没有重新开市。英国随后的参战把阿尔伯特· 巴林彻底推向绝望的深渊，这让沃伯格也深感震惊。被战争乌云所笼罩的不仅是商业界。艺术史学家奥比· 沃伯格被这场战争折磨得心乱如麻：他年事已高，无法亲自上阵，再加上对战败的恐惧，他只好疯狂地从报纸上搜集证据，以便在协约国指控德军暴行时予以反驳。对大多数人来说—例如年轻的珀西· 施拉姆，战争只是提供了一个机会去实践民族主义者的幻想。只有少数人意识到，战争意味着“资产阶级世界的守护神已经远去”—倍倍尔的这个预言实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