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热望与期待，困惑与彷徨，主动与倒逼，这可能是当下社会面对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心情写照。 如果说，2009年是最严峻的一年，2010年是最复杂的一年，2011年是最不确定的一年。2012年是最难受的一年，那么，2013年是什么年？不少人认为是中国政治改革作出方向抉择的一年。极而言之者甚至认为，2013年对于中国的意义不亚于1978年。 果真如此？还是一种来自学人们的一厢情愿的美好期待？如果考量时下中国各种环境条件的变量，这个预期未必完全离谱。 正在聚集效应的两个变量 第一个变量就是30年改革开放至今，中国内外环境都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中国与西方在改革初年建立起来的蜜月期已然结束，无论经济上还是政治上，竞争与遏制，摩擦与反摩擦都成为常态；中国内部的发展环境，随着2012年中国首次高调下调经济增速至7.5%，标志着维持近四分之一世纪中国经济高歌猛进的高增长趋势也已发生重大变化。 关于中国外部环境发生重大变化，我们从最近发生的一系列周边国家围绕南海问题与中国的争端，似乎更加感受深切。它使得我们不得不忧虑，中国近二十年与东盟国家共同努力所形成的良好的经济互动关系，受到了不小的挑战，对中国多年所倡导的建立东盟自由贸易区的目标也形成了不小的挑战。 不止于此，在欧美经济遭遇的起伏跌宕之际，中国国企与富豪却在欧美频频收购产业与投资移民潮，这越发引起欧美诸国的警觉。加之东西方文化差异，亦令诸多国家深感不安，使得相互间的不信任加剧。 显然，种种因素，凸显中国外部环境出现的变化，与10年前20年前有较大差别，中国除了军事上展现其强势，并利用各方矛盾提升影响力外，中国在世界发挥的影响力正趋于收敛态势。 正如国际问题专家，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少将杨毅所言，中国的外部环境存在着某种意义上的恶化，一个国家的发展，特别是一个大国的发展，要有非常好的环境，和别的国家有良好的关系。也就是说，经济变大变强了，能不能赢得郑重，能不能有一种魅力，使别人欢迎你，现在情况似乎让别人看到，中国经济做大了，中国的影响力扩大了，不但没有赢得尊重，反而给别人带来恐惧，更不要说很有魅力很吸引人了。硬实力的发展并没有带来相应的软实力的收获。不但从眼前，从长远来讲也是不利的。 另一个就是经济增长降速的问题。它已经被有些专家解读为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战略周期结束的标志。其判断依据是从数据的趋势判断，包括经济增长速度的计划值，中国劳动力成本、经济规模相对所需资源供给比重，简言之，较之改革开放初期发生了重大变化。中国在全球资源配置的比较优势正在衰减；当然专家也给出了这种变化的合理性解释，主要是指中国政府主动下调经济增速的计划数，有着政治上也是经济上的理由，降速是为了实现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完成经济转型升级的任务。被形象地形容为“像汽车一样，减速是为了更安全地转弯，拐大弯”。 在此前提下，我们将要分析的，就是在这内外环境的变量下将要引发哪些变局。
依次展开的三大变局 我们认为，变局将在三个层面上展开： 外交层面：鉴于中国周边的地缘政治环境正随着美国的插手而变得日趋复杂起来，欧美经济复苏进程的“不确定”，以及新兴经济体“增长潜力”的摇摆不定，中国发展的外需环境显然已经大不如从前，多元化意识形态之下，中国需要多角度的立体外交来塑造良好形象。我们过去习惯于单纯提供经济援助外交思路，可能会有所改变，比如在区域安全机制，特别是集体安全机制方面，今后应该进一步推进和加强，而且应该进一步加强软实力外交，告之世界中国将是一个怎样的中国（而国内政治社会改革与经济改革走向同步推进，则是提高中国软实力的最有效途径）。 经济层面：鉴于全球经济尚未走出2008年以来的衰退，鉴于原有全球经济结构 平衡体被打破后，尚未建立新的全球贸易平衡结构，欧洲因其债务问题经济已深陷泥潭；中东、北非已被美国清洗了一遍，世界能源越来越倾向垄断，全球经济仍处在下行趋势中。对此中国的解决方案已经非常明确，那就是将侧重提升内需消费比重，加大经济结构调整，使中国经济越来越体现为内向型经济。 由于以上两个层面，特别是由于经济层面的原因，沿之发展的逻辑必须是触及改革层面。 毋庸讳言，中国国内的社会矛盾肯定会由增速放缓，经济下行层面，逐渐传导上行至政治层面，尽管时至今日，中国的体制改革尚没有启动的迹象，但是经过经年的各界呼吁，党内外都明白了一个道理，且不他论，单就解决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如果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配套，就难以取得实质性突破，不从当前政治角度来研究中国经济的未来，就不可能对未来中国经济的走向作出实质性的选择。 换言之，中国经济转向新的增长方式，不仅限经济结构调整带来的改革之痛，更为重要的是，经济改革的走向，是由政治改革的方向决定的。核心是怎么改？走哪条路？ 改革进入倒逼时代 提出中国“内外环境已发生重大变化”，重在讨论第二个有关中国经济增长进入降速周期的主题，也是在提醒我们要高度重视内外环境的变化。时移则事移，用习惯的思维方式研究中国经济的趋势，或不得法。中国经济的问题，已深嵌政治、社会、文化改革之中，在中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四位一体”改革的过程中，虽会受到国际因素的影响与干扰。但关键点还在国内。“救中国”还要靠我们自己。 当前中国面临的主要矛盾是，中国经济高增长不可持续，源于经济的活力没有后劲；虽然从直接原因上看，盖因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而导致的全球性经济急剧降温的传导效应，为此中央决策层作了最大的努力，甚至紧急启用了“08应急模式”（此指国家紧急投资四万亿大搞基础建设之举措），但是，这样的模式只是阶段性地缓解了中国经济的阵痛，却没有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经济降速的问题。 事实上大家已经看到，中国经济发展至今，已经缺乏“内生动力”。有学者这样总结：中国经济活力没有后劲，源于分配机制改革滞后；分配机制改革滞后，源于政府转型滞后；政府转型滞后，源于政府体制改革滞后；政府体制改革滞后，源于政治改革滞后。没有这些改革的突破，中国经济改革将难以落实，中国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将无功而返。一个公平正义的法治环境是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之基（这也是作为主管中国经济的温家宝总理，为何在今年“两会”回答记者提问时，涉及政治要比经济的内容多，悲愤多过忧患的原因所在）！ 对体制改革的迫切性，今天我们有了更深刻的体认。我认为这个体认可以与中共十三大召开前相提并论。在党的十三大召开之前，中国改革总设计师邓小平多次提到政治体制改革。后来有人细细数了一下，仅在1986年下半年，邓小平论及政治体制改革达八次之多，以至于后来史学家称这是邓小平谈论体制改革最多的一个时期，也是最为集中的时期。 “改革老人”吴敬琏回忆时不无感慨地说：我觉得1992年重启的改革存在一个明显的缺点，就是只着重经济体制方面的改革，而不再像1980年代初期和中期那样，将政治改革与经济改革并提。这不但延迟了法治、民主政治等体制的形成，也使政府的经济作用、国有经济等方面的改革受到了很大的限制。 他又说，由于体制的演进会有路径依赖，一旦进入政府主导的路径，从寻租活动中得利的特殊既得利益者，必然会力求推动“半统制、半市场”的经济体制向国家资本主义乃至权贵资本主义蜕变。如果没有步伐较大的改革阻断这一路径，使之回归市场化、法治化和民主化的正途，就会锁定在这一路径中。而一旦路径被锁定，就会像诺斯所说，除非经过大的社会震荡，就很难退出了。 现在看，不搞体制改革不能适应形势。改革，应该包括政治体制的改革，而且应该把它作为改革向前推进的一个标志。利益格局如何分配将是中国政治经济改革的焦点所在，它将影响中国未来政治、经济、社会的发展方向，也将成为检验30多年中国经济改革结果是保持壮大，还是得而复失的最终历史评价。 有人把这称之为中国倒逼式改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