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他是世界声音雕塑领域的先驱人物，早在上世纪70年代就开始实践用声音创造和重塑环境，在其超过30年的艺术生涯中，伦敦的地标“大本钟”、巴黎的凯旋门和纽约的布鲁克林大桥都成为 他“音乐刻刀”下的作品。他既充满了音乐家的创作灵性和激情，又自觉担负着社会学家教化大众的使命。“你听到周围充斥着噪音，是因为你还没有养成聆听的习惯。”“我要用我的作品去打破人们不聆听的习惯。”他的理念随同他的作品被传播到美国、西欧、东亚和东南亚，并获得了2009年国际电子艺术的“奥斯卡奖”——Prix Ars Electronica。
他就是美国当代声音雕塑大师比尔·丰塔纳(Bill Fontana)。 声音雕塑，就是用有韵律和节奏的声音去刻画、去创作，让听众感觉那些“被雕塑过的”声音。声音雕塑这个概念是一种强调，即对听觉的突出。因为声音一直以来很少得到过尊重，它淹没在每时每刻的体验中，像免费恩赐的晚霞一样被漠视，甚至因为太过泛滥而被斥为“噪音”，或者“聒噪”，不光不受艺术家的礼遇，也没有得到人类的广泛重视。当晚霞被艺术家拍摄、洗印，就等同于被提炼、改造，强调了观看；同理，当蛙声、雪声被录音、编码，也等于被重新“雕塑”，强调了聆听。不管提炼的技巧是否高明，凭什么听觉就比视觉在艺术上低一等？ 声音雕塑家似乎是个天生的“反工业主义者”。丰塔纳创作时选用的材料是纯粹的“绿色”，从没有人工合成的电声，全部来自自然环境中的声音，因此越发显得“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聆听他的作品，你会觉得这些声音素不相识却毫不陌生——他揉碎了索姆河的波涛，涨潮到退潮，还有波涛击打着岸礁，景观式的片段组合可以成为动听的长曲；他采集各种鸟类的鸣叫，高空到低空，峡谷到峻岭，谱写春夏秋冬的循环和山花烂漫时的瑰丽景象。他喜欢市井生活的烟火气，从火车站的熙熙攘攘，人来人往，到地铁里的报站、街头艺人的引吭高歌，都曾让他眷恋与着迷。如同《纽约时报》给他的评价说道，“这些声音是活着的；时起，时落；又陌生，又熟悉；很哲理，很感性；原始神秘，耐人回味。” 除了收集、重新编译自然存在的声音，在过去30多年的艺术生涯中，他作为艺术家的天赋，便是善于把一种环境的声音放到另外一个完全不相干的地方，通过声音的置换，让人感受到空间的交错，继而产生身临其境的体验。但他并没有将自己创作的对象局限在自然环境中，力图将现实的城市环境纳入聆听的范围——在伦敦闹市车流不息的犹斯顿大街上，丰塔纳播放的是来自英格兰东南切索尔海滩的波涛声。这个海滩全部由鹅卵石组成，波涛击打鹅卵石时泛起连绵几公里长的白色浪花，丰塔纳因此把鹅卵石被击打时发出的声音形容为“白色的声音”。虽说白色的声音与交通拥堵的犹斯顿大街风马牛不相及，但他最喜欢的就是这种极端不同的反差。 巴黎的地标建筑也通过丰塔纳的声音雕塑，变身成了一座海上孤岛。他在凯旋门的四周播放着诺曼底海滩的波涛汹涌，日夜川流不息的戴高乐星形广场顿时就像被海浪所淹没，唯独剩下了高耸却又孤零零的凯旋门。还有，最绝妙的莫过于他在德国科隆的一次声音雕塑，在二战中被战火摧毁的一座教堂旧址上建起的犹太博物馆，他把一群鸽子的起飞、盘旋、争鸣的声音进行录音重塑并在此播放，既让人回忆起博物馆旧址建筑原本的功能，从盘旋的鸽群联想到昔日高耸入云的教堂，又让人不忘鸽子赋予的另一个寓意：世界和平。 人类用来沟通的主要是语言和音乐，它们越发达，它们以外的就越被遗忘，而丰塔纳要做的就是拾回失落的遗忘。丰塔纳的声音雕塑被视为具有丰富的社会功能，尤其在唤醒很多都市人已经麻木的听觉，和渐渐消失的聆听习惯上。他在美国帝国大厦的垂直墙面播放尼亚加拉瀑布的轰鸣声，让穿梭在曼哈顿被水泥森林包围的城市人，被绿色的水库拥抱。他在伦敦千禧桥上放置了传感器和录音设备，把自行车通行于这座钢筋桥时，桥体随着振动发出的各种频率的共鸣声，通过截选和编辑，在伦敦泰特现代美术馆重新加以呈现。他还将维也纳的自然历史博物馆改造成一座“原始森林”，营造了一番稻田蛙声、昆虫鸣啭的和谐景致，呼吁工业文明越是发展，越需保护日益失衡的生态环境。 最近，丰塔纳把工作室搬到了旧金山美术馆，他充分研究了美术馆特殊的中空建筑结构、五层楼处悬空架起的一座步行过道天桥、场地本身的温湿度、桥面上洒落的阳光和阴影等因素之间对声音频率的影响。在这座过道桥上，他把传感器装在了桥身上下，扩音器装在了桥上方的通风孔里，因此当参观者触摸墙面、走过挑空的中廊、通过桥面过道时，便会激发传感器收集声波，即时与扩音器产生亲密互动。就这样，美术馆也成为了一件发声乐器，而演奏的乐手则是所有的参观者。比起自然界中那些容易辨认的声音，这件新作品《声音之影》似乎更加抽象，标志着丰塔纳的艺术作品开始迈入新的高峰。 年逾花甲的丰塔纳从没来过中国，他的下一个目标便是这里。如果说中国人的传统中从来不乏观看的艺术，那么聆听的艺术也早就存在于山水游玩、独处静坐的闲情和哲学思辨之中。观世音观海潮声而得道，文人骚客听鸟鸣而知山静，声音随心而生，随感官而显形。只是不知道，我们怀里的这些笔记本和电子设备，是什么时候才开始发出了陌生的声音？ 记者：回溯您声音雕塑的艺术生涯，您最想强调的是什么？ 丰塔纳：最开始从事创作的时候，我对如何从声音中创造韵律最感兴趣。我的家在克里夫兰，从小有机会聆听克里夫兰交响乐团的古典乐，因而早期作品的目的是想让人们尝试用新形式去发现聆听的魔力。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对声音带给观众的聆听体验产生了更加浓厚的兴趣，也就是环境和声音之间的关系。人类通过环境听到了声音，但也是在聆听的过程中，通过声音对周遭环境进行观察和欣赏。每当声音发生了变化，环境就被改变了。这就像海豚游行在深海中，它的视觉虽不灵敏，但通过超声波可以判断出地形和外界环境，并为自己导航。当我极大地逆转了与声音相契合的背景，把抽离出的声音放到了一个具有高度差异性的环境中，观众依然会被这种声音所包围、所征服，但他的感觉已经发生了变化，他也体会到了不同寻常的含义。 记者：您多次移音换景，是从哪里获得了这些创作灵感？ 丰塔纳：凯旋门不仅是巴黎的地标，更是战役胜利的标志。我接到法国文化部和巴黎市政府的邀请，为了纪念诺曼底登陆50周年，我把带有伪装的扬声系统安装到了凯旋门顶部，一共有70台扬声器向四面八方扩音，从下面却完全看不出。当你漫步在香榭丽舍大道和凯旋门的时候，你听到的不再是穿梭来往的车流声，而是来自诺曼底海滩的“白色声音”。距离凯旋门不远处就是残废军人疗养院和拿破仑墓，这些白色的声音就像凯旋门下燃烧着的长明火，为了那些永不忘却的纪念。而在维也纳自然历史博物馆出现的稻田蛙鸣，来自维也纳以东的一片多瑙河湿地，它原先覆盖了几乎大半座城区，后来逐渐被开发过的城市和建筑取代了，所以我的愿望是让大家看到这片湿地又回到了市区。在录音的过程中，常常会有很多“意外”，给我的声音雕塑带来新的元素。你听，布谷鸟是种非常害羞的动物，一般很难捕捉到它们对着麦克风发出的鸣叫声，当麦克风长时间摆放并得到了它们的信任，才能听到它们突然闯入的、非常动人的歌声。 记者：从声音的采集、录制到声音的回放和选择，都离不开专业的背景和工具，这是否都意味着声音雕塑更多是种技术活？ 丰塔纳：技术是一项工具和达成目的的手段，技术帮助我更好地去丰富了我聆听和呈现声音的能力。有些时候设备的可靠性，决定了整件作品的成败。例如扩音器，我只和加州的一家世界顶级公司合作，确保了后期输出效果的稳定。但要完成整项工作，同样离不开经验的辅助。例如，麦克风摆放的位置对声音的收集起到了关键作用，而决定如何摆放麦克风就离不开经年累月的经验积累，就像大海航行时的船只，你必须懂得暗礁在哪里，冰山会不会出现。 记者：早期您更喜欢选取自然界容易被人们聆听到的声音，但越来越多像《千禧桥》和《声音之影》那样只能由传感器才能收录到的声音出现在您的作品中，能否谈谈声音素材选择的方法？ 丰塔纳：人类听觉范围是20到2万赫兹，以人类中心论的角度，以上的就被命名为超声波，以下的则是次声波。研究声音艺术，就是研究如何拓宽人类听觉的范围，以及寻找更好的呈现方法。譬如在凯旋门这件作品中，我对诺曼底海滩进行了一系列的研究，尤其是盟军登陆这段历史和海滩的地理结构，在实地探访之前，我列出了一张清单，上面不同的地点标识了我想象到的可能在那里发生的声音。在专业团队的帮助下，我花费了大量时间往返于诺曼底的几个海滩上，寻找能发出理想声音的位置，然后就像交响乐团灌录唱片那般严谨地录音，通过最好的录音技术和DPA麦克风进行记录。在后期处理中，我对声音的选择基于质量，尤其是收录的声音一共有64个分层，最大的挑战就是抉择应该保留哪些声音，去除哪些声音，创造出混音，达到我希望实现的效果——就像写小说那样，情节交错，编织出一段段动人的故事。 记者：您对人们在大街上边走路边塞着耳机听音乐，似乎带有一种强烈的反感，并把它称为是一种“反社会的行为”，这是为什么？ 丰塔纳：我们身边的很多人都习惯于头上戴着耳机，听播放器里传出的声音。这些声音在我看来很动听却很虚无，就像一个个美丽的泡沫，它们与周围的环境是完全脱离的。他们整天用iPod塞住了耳朵，而没有听到来自周围真正的声音。几年前我在美国一座中西部城市的市中心，用火车的鸣笛声做了一个小型的声音雕塑。有参观者给我们打来电话，这个装置实在是太吵闹了，而这却是这座城市火车站每天的声音。她突然意识到，这些声音原来也是她生命的一个组成部分。我所做的努力，就是能让他们从某个时刻起能摆脱这种反社会的行为，帮助人们重新找回当下的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