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很快，即使是具备全球交流特色的格拉斯哥大学也开始让亚当·斯密感到厌烦，于是在1764年他辞掉了教授的职务，做了已故布克莱公爵的儿子的家庭教师。这个男孩的母亲是达尔基思伯爵的遗孀，那时她刚刚改嫁给亚当·斯密的崇拜者查尔斯·汤申德，后来查尔斯·汤申德成为英国财政大臣，他的税收政策使大西洋对岸的一些殖民者群情激愤，他们将茶叶倒入大海使得波士顿港口变成了一个大茶壶，查尔斯·汤申德因此在史书中给自己留下了一席之地。作为家庭教师，亚当·斯密被要求游历欧洲，帮助这个男孩培养起合乎传统的优雅品质，经常参加奢华舞会，他因此可以获得每年300英镑的薪水，外加一些额外补贴，他在离职之后还有每年300英镑的津贴，大约相当于亚当·斯密原先收入的两倍。亚当·斯密向他那位旁观的“公正顾问”征求意见，这个顾问悲悯地给了他同意的答复。迫于在学期中间要离开格拉斯哥大学的要求，亚当·斯密决心把从他忠实的学生那里收取的学费退还回去。但学生们都拒绝了。 旅途的第一站是法国的图卢兹，也是最让人心烦的一站。旅途的无趣让亚当·斯密在某天晚上想起老综艺节目的台词，说的是要在布鲁克林度过大约一周的时间。既然亚当·斯密几乎不会说法语，那么在布鲁克林待上一周也许他会比较高兴，因为至少在那里他们可以说英语。可是他们在图卢兹停留了一年半，而不是一周。知名作家塞缪尔·约翰逊曾经说过：没有什么比知道在两周之内将要被吊死，更能让一个人全神贯注达到如此惊人的程度了。图卢兹虽然不是一个绞刑架，但它的确刺激亚当·斯密集中精力开始从事经济学写作。在给休谟的一封相当谦恭的信中，他汇报说：“为了打发时间，我已经开始写书了。” 离开法国南部之后，一行人员继续前往日内瓦，在那里，亚当·斯密遇见了伏尔泰，最后他们来到了巴黎。巴黎正涌现出生气勃勃的艺术创新和智力创造。在那里，亚当·斯密欣赏戏剧，并拜访包括本杰明·富兰克林在内的令人激动的人物，而且还发现了一所充满生命力的经济学院，它因重农主义而出名。重农主义是由国王路易十五的御医弗朗斯瓦·魁奈以及对他评价很高的达官显贵朋友们一起创立的。重农主义者用不可理解的语言和莫名其妙的图表描述了一些相当简单的思想观念，这个图表被称做《经济表》。魁奈周围聚集了一批对他恭敬有加的弟子，他们称呼他为大师、神甫、“欧洲的孔子”和“现代的苏格拉底”。重农主义者极大地发展了启蒙运动关于自然法则的看法，但他们并不相信人类能够完全控制自然，认为只有在充分理解了自然法则的情况下人类才能存活下去。事实上，重农主义探求的是“自然规律”（而不是自然法则）。 《经济表》出色地阐述了重农主义的思想。就如同克劳德·伯尔纳这样的医生开始解剖人体，并且绘制血液循环图一样，魁奈将经济中的收入循环做成了图表。但与把人体分为手、脚、胳膊和腿不相同的是，魁奈把国家看做由自然形成的且相互依存的三种人组成：农民、工匠和所有者（地主和其他的最高统治者）。遗憾的是，他的之字形图表变成了一个难解的谜题，也只有他能够看明白。魁奈承认即使是他的大弟子老米拉博也是“陷于曲曲折折的图表中而理不清头绪”。然而，米拉博还是称赞这个表和文字一样与众不同，它是一项创新，其实他是在拍马屁。
重农主义者极力主张两点：第一，财富产生自生产而不是对金银的占有，这一点像重商主义的思想；第二，只有农业企业才产生财富，商人、生产制造者和其他的工人不能生产出财富。要是来一次经济学测验，他们会得50分。他们主张一个生产商品的国家会比一个只是储存贵金属的国家更富有是正确的，但由于强调制造业、商业和服务业是“不结果实的”、徒劳无益的和仅仅是财富的搬运工，他们因此而丢分。我们不必来回地琢磨这个模型，让我们把注意力放到重农主义者提倡的政策上：让农业这个唯一的生产部门获得更高的生产力。比如，政策限制人为地将农业租金压低，并且不鼓励土地投资，他们就力劝政府解除这些限制从而释放经济的能量。而且，他们建议向地主征税而不是处罚他们，因为只有他们能够负担得起税费，也只有他们拥有一个经济“生产”部门。总之，重农主义者热情地接受私有财产和私有收益的概念，但也看到了财产所有人相伴而来的责任。尽管如此，他们的分析到底还是坚持了下来，这只是一种很“自然”的行为。 亚当·斯密聚精会神地聆听法国人的论调。重农主义者的分析证实了他的某些观点，但他并不认同他们关于生产部门和不结果实部门的见解。休谟也不接受重农主义者的观点，他甚至要求一个朋友“怒吼他们、压碎他们、猛击他们，并且让他们粉身碎骨”。或许亚当·斯密公正的良心阻止了他彻底摧毁重农主义者的愿望。亚当·斯密承认，重农主义虽然存在着缺陷，但或许它最接近真理，只是这个真理现在还没有被政治经济学科公开发表。尽管如此，他还是略带谦虚地补充道，重农主义是“一个体系，从来没人做过，可能也从不会对世界的任何一部分人产生伤害”。他们带给这个世界的是一个无关痛痒的学说，因此，亚当·斯密只是温柔地拍了拍重农主义者的“假发”。 1766年，布克莱公爵患病的弟弟在巴黎死去，悲伤袭来。亚当·斯密的旅游结束了，他经由伦敦返回到柯科迪。接下来的10年，亚当·斯密写书、旅行，他来到伦敦的文学俱乐部，为的是与爱德华·吉本和埃德蒙·伯克讨论思想和喝酒，并且与塞缪尔·约翰逊和传记作者詹姆斯·博斯韦尔说着下流的粗俗话。尽管约翰逊言词刻薄，但每次到巴黎做客，亚当·斯密还是从这些健谈者那里得到了对他狂热的吹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