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马尔萨斯培育了几千个信徒，其中许多人是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涌现的，他们在为马尔萨斯的预言与当代的相关性进行辩护。在对近代的文献进行检查之前，让我们用“事后诸葛亮”的方式来评测一下马尔萨斯的预言准不准。显而易见，预测得很差劲。人口没有继续按几何级数来扩大，粮食供给也没有慢如蜗牛般增加。悲惨的境遇可能拜访过穷人，但却不是出于马尔萨斯所说的原因。相反，在马尔萨斯所关注的英国和欧洲，人们吃得更好，寿命更长，并且在生育问题上表现得比马尔萨斯曾经期待的更有“约束力”。 马尔萨斯并未觉察到某些重要的历史发展趋势，也没有注意到某些明显的统计数字的波动。在细节方面，马尔萨斯忘记了询问本杰明·富兰克林，是否对上升的人口数字按移民和本土出生的美国人进行了区分。换句话说，由于将两种数据混在一起，马尔萨斯实际上假定，遥远村庄里的一个英国血统的母亲正在生育乘船抵达纽约的荷兰孩子。因为看到了正在上升的数字，他便声称英国母亲的生育能力特别强，这真是一个没有分娩之痛的生殖系统，尽管它是一个有缺陷的统计方法。更为关键的是，马尔萨斯没有意识到医学的发展、农业革命以及一场工业革命的开始，所有这一切都会让他的推测像太妃糖一样扭曲成异常的几何形状，而不是呈稳定的几何级数的增长趋势。 当丹尼尔·马尔萨斯与让–雅克·卢梭在林中散步，并且对人类的完美加以深思时，18世纪的农民正在完善能够增加产出的有效方法。在18世纪初，欧洲的农业生产率不比17世纪的生产率更高。但是，1700~1800年，英国的粮食产量翻了一番。尽管受到革命和战争的影响，从马尔萨斯出生到《人口原理》第1版问世之间，法国的粮食产量以大约25%的速度增长。这种跳跃式的发展应归功于几项创新，包括轮作制、选种、改进的工具，以及用马代替牛耕作，从而减少了近一半的耕地时间。截至1750年，快速的进步使得英国不但养活了它的国民，而且还额外出口了13%的谷物和面粉。如果一个国家农业发达，就会有更多的国民能够在城市或者非农业领域找到活干。若在1690年有75%的英国人从事农业，到了1840年就只剩下了25%的人待在农村了。在当今的美国，只需要一小部分的人口从事农业，养活所有的美国人，并且向国外出口几百万吨的粮食。增加的粮食非但没有限制人口的增长，反而让父母能够抚养更多的小孩。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拥有一个较高的生活水平，但却没有导致马尔萨斯《人口原理》所说的生育数量的螺旋式大幅度上升。当观察人口统计数据时，马尔萨斯没有想到，人口的增加也可能来自于死亡率的下降。从1740年以来，由于农业革命使得饮食条件的改进成为可能，再加上良好的医疗保健服务，其结果便是欧洲人的死亡率得以下降。18世纪以前，医生没有救活的人可能要比救活的人还要多；由巫医在一个人偶上进行的巫术可能比拿着手术刀榨取他人钱财的医生所做的外科手术更加有效。在18世纪，人在出生时的预期寿命大约为30岁，到了1850年上升至40岁，到了1900年上升至50岁，而现在已经远远超过了70岁。因为农业革命，农业收成不再大起大落，除了19世纪40年代的爱尔兰出现大饥荒之外，饥荒从西欧也消失了。英国最后一次闹饥荒是在《人口原理》出版之前近一个世纪的时候。 但是，为什么人口数量没有不断地飙升？经济学家指出“人口变迁”有4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前工业化社会，高死亡率抵消了高出生率，确保了人口的稳定。第二个阶段是工业发展的前期，良好的健康状况降低了死亡率，因此，出生率显得过高，人口数量急剧上升。因为马尔萨斯是从这一时代收集的数据，他不能够也不可能看到未来会发生什么。在第三个阶段，城市化和教育促使很多人养育较少的孩子。如此，死亡率继续下降，而出生率也同样降低，这使得人口曲线扁平化。第四个阶段，在一个发展成熟的社会，因为成功的生育控制，再加上夫妻二人常常都要工作，一对配偶似乎只想养育1~3个孩子，因此人口总量得到了稳定。卡尔·马克思曾经说过：每当历史的火车转弯之时，所有的知识分子都会摔出车外。马尔萨斯没有预见到第三个阶段和第四个阶段。当人口数字从他绘制的图表中跌落时，马尔萨斯也从历史的火车上摔出去了。
我们能够责备马尔萨斯吗？毕竟，很少有不争的事实为他所用。确实，他所反驳的主张过于高深莫测和想入非非了，以至于他要付出艰辛的努力进行详细的比较。如果我们应用他之后在《政治经济学原理》中陈述的评判标准，他也有过失：“目前，在政治经济学家之间普遍存在的错误和差异的首要原因，对我来说，在于他们急于尝试以简单化处理得出普遍性的结论……而不是通过参考广泛的和综合的事例来充分验证他们的理论。就算是用来解释如此复杂的一个主题，这些事例也足以佐证其真理和效用”。考虑到他对农业革命的失察，对人口数字上升原因的分析太粗略，且过于简化和概括，以至于不可避免地得出了错误的结论。 马尔萨斯的失误给人最重要的教训在于：如果没有字体加粗、加下划线和字母大写的免责声明，又不会适当地谦虚，那就永远不要从过去的数据中进行推断。要是希腊悲剧作家埃斯库罗斯生活在当今世界，他可能会就一位杰出的研究人员因为莽撞的推断而受到上帝的惩罚而写一出悲剧。如果埃斯库罗斯想要一位现代的主角，他可能会找马尔萨斯的弟子，他们就像希腊神话中能预言吉凶的卡珊德拉一样，喜欢为末日的来临大声疾呼，但不同的是卡珊德拉总是正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