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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9日，G20峰会在墨西哥洛斯卡沃斯闭幕。媒体报道后经中国外交部确认，中国承诺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提供最多430亿美元。 不难看出，最近两轮大幅增资，均是外汇储备丰厚的国家占据主导。这一方面与各发达国家的财力捉襟见肘有关，也同时是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争取更多权利的过程。IMF份额与可用资金并非同一概念，但各国在为其做出贡献的同时，必然会要求提升代表性和发言权。 比如当下就有一些新兴市场国家要求，提高外汇储备或对IMF的资金贡献在份额公式中的权重。中国财政部副部长朱光耀表示，注资应与份额改革相联系，这与尽快实现2010年份额改革有关，也可能反映中国对更长期的IMF治理改革保持期待。 自2008年危机爆发以来，IMF大举注资两次（含未完成的）：第一次是危机爆发后，将可用资金提高两倍至7500亿美元；第二次则是当下各国探讨中的注资。无论哪一次，中国均非无条件提供资金；相反，每一次都力图为包括自身在内的新兴市场、发展中国家和低收入国家谋取权益。2009年的G20伦敦峰会上，各国同意为IMF增资，使其可用资金从2500亿美元增加至7500亿美元。在此之前，表现积极的日本已经承诺，通过新借款协议（NAB）方式，为IMF提供最多1000亿美元。美国希望中国以此方式注资。中国不同意，认为如果出资，最好通过份额认缴。但认缴份额有一个问题—IMF终究不是公司，并非谁有钱谁就可以做大股东（如果真是这样，也对暂时“手头紧”的国家不公平），而需要与GDP总量、开放程度、外储总量等一系列指标挂钩。 换句话说，任何一国都可以要求其在份额占全球比例中被低估的部分得以纠正，却不能“漫天要价”，拿钱砸出一个份额比例。 时任IMF总裁斯特劳斯-卡恩（DominiqueStrauss-Kahn）鼎力支持中国2009年的改革建议，于是有了2010年份额总检查中的新一轮份额调整，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市场、发展中国家和低收入国家，获得主要由欧洲发达国家“割让”的不少于6%的份额。在2010年的G20峰会上，各国同意这一计划，而后在IMF决策机会执董会上也取得通过，但接下来要188个成员国的立法机构全部批准才能生效。 实际上，在之前的2008年份额调整中，中国份额已经从3.72%上升至4%，成为IMF的第三大股东。那一次调整，从IMF执董会批准到各国通过，用了两年。再回到2009年的注资，即使达成了调整份额的决定，中国认为NAB的方式不够稳妥，于是与IMF商定，如果有需要，由IMF发债，中国购买并收取利息。2009年9月，中国与IMF签署协议，最多购买500亿美元IMF债券。此后的巴西、印度、俄罗斯（各100亿美元）均采取此种方式提供资金。同时，美国承诺最多提供1000亿美元，日本1000亿美元，欧洲1780亿美元。后来经过协商，这些承诺全部减半。 因此，2012年的这轮注资，中国与金砖国家正在等待的是2010年份额改革得到188个成员国立法机构的批准。与此同时，在下一次份额总检查的2015年之前，随着中国和其他新兴市场国家在国际经济舞台上发挥更大的领导力，对稳定全球经济提供更多贡献和保障，如何进一步改进IMF的治理结构，仍有不小的空间。 点评：新兴市场国家在国际上的比重在增加，二战之后形成的金融秩序虽然也在不断改革，却远不能体现出变化的实际情况。这就是中国等新兴市场不断要求更大程度的变革、更多话语权的原因。当然，话语权的获得需要成本，增资就是必然要出的成本。更值得关注的是新国际金融秩序究竟会向哪个方向变，如何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