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7月21日上午10点，一场特大暴雨袭击北京。这场持续了10多个小时的暴雨导致77人死亡，造成经济损失116.4亿元。面对如此巨大的灾害，除了感动于人性的种种光辉温暖，褒扬各方所做的努力之外，仍有诸多值得反思之处。 譬如，在暴雨当天依然有大型的赛事和演出进行、高速公路依然落杆收费、积水路段没有及时封路等现象都受到民众质疑。 专家认为，全国各地屡现的暴雨成灾，暴露出面对突发的自然灾害，城市应急机制存在缺陷，同时市政管理水平滞后，相关负责人应该被问责，现行的法律也为问责提供了制度支持，只是如何启动的问题。 应急系统存在缺陷 如果说，在遭遇暴雨、大雪等极端恶劣天气时，城市应急系统出现瘫痪还有情可原的话，那么在正常情况下，城市应急系统仍然无法正常运转，就难辞其咎了。 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中心研究员易鹏在其微博上认为，不能放过人为责任，他强调“我们可以看见预案做得不细，如机场高速就不要在被淹中收费了；可以看见预案执行不到位，提出一桥一方案，竟然桥下淹死人，完全可以早封路。这都体现城市管理水平需要提高，不能一句天灾就带过”。 有学者认为，此次“7·21”北京特大暴雨中，暴露出城市应急系统存在缺陷。 所谓城市应急系统是指将公安、消防、急救、交警、公共事业、城建、武警、军队等部门以及车辆、物资、人员等相关资源纳入到一个统一的指挥调度系统，在市民求助或者有重大灾难性事件发生时，为市民提供相应的紧急救援服务，从而为城市的公共安全提供强有力的保障。 7月21日，北京遭暴雨袭击。34岁的车主丁志健在积水最深达4米的广渠门桥下溺水遇难。据报道，当晚7点40分左右，妻子接到了丁志健的求救电话。妻子让他赶紧打110，丁志健说110打不通。挂了电话后，妻子开始拨打110，110打不通；她再打122，122也打不通；无奈之下她只能打120，120说不能打这个电话，还得打122。将近当晚8点，丁志健再次给妻子打电话说，“快点救我，我这边快没有空气了。” 丁的妻子扔下电话后和邻居一起赶往广渠门桥。当晚10点半左右，丁志健的车被打捞上来，但是为时已晚。在医院抢救近一个小时，丁志健因肺部积水过多而死。 丁志健的遭遇绝非个案。7月21日晚上，在新闻单位工作的王女士驾车外出，汽车进水熄火被困，她从晚上8点开始拨打求救电话，连续几个小时拨打110、122等号码始终无法接通。随着水势渐涨，王女士无奈之下弃车，在朋友的协助下才安全回家。 “现在回想起来就后怕，如果我当时没有及时下车，很可能就跟在广渠门桥下遇难的丁先生一样了。”王女士说。 如果说，在遭遇暴雨、大雪等极端恶劣天气时，城市应急系统出现瘫痪还有情可原的话，那么在正常情况下，城市应急系统仍然无法正常运转，就难辞其咎了。 7月25日，王女士驾车外出发生交通事故，现场有人需要急救，她拨打120急救电话后，过了50多分钟，救护车才来到现场。 “当时，天气晴朗，事发现场也不是积水路段，交通顺畅，怎么救护车还是不能及时赶到，这个城市的应急系统到底是怎么了？”王女士质疑。 问责应启动 2012年7月26日晚上，北京防汛抗旱指挥部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7·21”特大自然灾害的最新情况。在公布完死亡人数之后，发言人起身鞠躬致歉。迄今为止，尚未有官方声音称要针对此次暴雨灾害中“人祸”进行问责。本报资料室/图 近年来各地因暴雨等极端天气引发的公共事件不断发生，这其中不只是天灾，也有人祸的成分。必须对相关的责任启动问责机制。但是近年来，在类似的事件中，几乎看不到有政府负责人被问责。
预警到位？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北京大学宪法与行政法研究中心主任姜明安认为，此次“7·21”北京特大暴雨，不但考验了北京市的防汛系统，也考验了政府的城市管理水平。然而。此次考验的结果并不令人满意。 他认为，“7·21”北京特大暴雨造成如此惨重的损失，有两个原因，一是预案在制定时存在问题，不够细致，从而导致准备工作不足；二是由于问责机制缺失，导致预案执行情况不理想。 比如，在预警信息的发布上，此次事件中，政府只在开始时向市民发出了一般的暴雨预警，并未根据灾情变化和城市路况信息进行及时通报。“面对暴雨等自然灾害，政府不能以有预案、执行了预案为由推卸责任，还要看预案制定得怎么样和执行的情况。”姜明安说。 自2003年非典事件之后，在全国范围内出现了一股预案热，各个层级的政府机构都制定了应急预案。2006年，北京市制定了公共突发事件的应急条例，以此为基础还制定有防汛条例。特别是2007年11月1日《突发事件应对法》开始施行，建立健全突发事件预警制度成为了政府的法定责任。 预案是有了，但执行的情况却不尽如强人意，有的预案甚至是一纸空文。 以北京为例，北京市已非首次遭遇暴雨袭击，排水等相关市政服务的问题此前已经不同程度地暴露。去年6月23日北京城区降下特大暴雨，全市共有29处桥区或道路出现积滞水，造成四人死亡，一人失踪。 “去年6月23日才被北京暴雨袭击，今年又发生如此惨剧，当局没有吸取教训？针对去年出现的问题采取了哪些措施解决问题？”姜明安说。 姜明安认为，面对如此惨痛的事件，作为一个负责任的政府应该启动问责机制。 2004年4月，国务院在《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明确提出“权责统一”是依法行政的基本原则，对决策责任追究、行政执法责任制以及完善行政复议责任追究制度等作了明确的规定。 自2011年10月1日起施行的《北京市行政问责办法》第二条规定，本市各级行政机关的工作人员和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公共事务管理职能的组织及国家行政机关依法委托从事公共事务管理活动的组织中从事公务的人员不履行、违法履行、不当履行行政职责，导致国家利益、公共利益或者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或者造成不良影响，依照本办法规定追究责任。 姜明安认为，近年来各地因暴雨等极端天气引发的公共事件不断发生，这其中不只是天灾，也有人祸的成分。必须对相关的责任启动问责机制。但是近年来，在类似的事件中，几乎看不到有政府负责人被问责。 “无人被问责是预案执行不利、城市管理水平低下的重要原因，希望此次政府能启动问责机制，这不仅是法律责任，也是政俯为人民负责的表现。” 姜明安说。 7月21日，有多个大型活动举行，比如恰逢北京国安对杭州绿城的球赛在工体开踢，萧敬腾演唱会在五棵松举行等。北京市政府并未取消这些大型活动。导致不少人因交通状况未能抵达现场，而抵达的人在散场后，如何回家也成了问题。 7月25日。晚上9点半，北京市政府新闻办公室召开“7·21”特大自然灾害情况通报会，在发布会上有记者问：“气象局在预报时报的暴雨，但7月21日当天实际下雨的情况远远超出预报的实际程度，这是为什么？” 北京市气象局总工程师孙继松的回答是：当天北京市气象台对于下雨时间的预报是准确的，但预报比实际下雨的强度差了一个量级。 此前，北京防汛指挥部总工程师刘洪伟接受中央电视台采访时认为，本次大雨，政府预报非常准、预警非常及时、各级部门预案执行非常到位。 然而，北京官方的回复，并未平息来自各界的质疑。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莫纪宏教授介绍，根据《突发事件法》中的规定， 可以预警的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和公共卫生事件的预警级别，按照突发事件发生的紧急程度、发展势态和可能造成的危害程度分为一级、二级、三级和四级，分别用红色、橙色、黄色和蓝色标示，一级为最高级别。 而发布三级、四级警报，宣布进入预警期后，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根据即将发生的突发事件的特点和可能造成的危害，采取下列措施：（一）启动应急预案；（二）责令有关部门、专业机构、监测网点和负有特定职责的人员及时收集、报告有关信息，向社会公布反映突发事件信息的渠道，加强对突发事件发生、发展情况的监测、预报和预警工作；（三）组织有关部门和机构、专业技术人员、有关专家学者，随时对突发事件信息进行分析评估，预测发生突发事件可能性的大小、影响范围和强度以及可能发生的突发事件的级别； （四）定时向社会发布与公众有关的突发事件预测信息和分析评估结果，并对相关信息的报道工作进行管理；（五）及时按照有关规定向社会发布可能受到突发事件危害的警告，宣传避免、减轻危害的常识，公布咨询电话。 莫纪宏认为，“7·21”北京特大暴雨中，北京市府依据《突发事件法》采取了相应措施，但是并非“非常到位”。比如，7月21日，有多个大型活动举行，比如恰逢北京国安对杭州绿城的球赛在工体开踢，萧敬腾演唱会在五棵松举行等。北京市政府并未取消这些大型活动。导致不少人因交通状况未能抵达现场，而抵达的人在散场后，如何回家也成了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