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银行”、“银行家”这些曾经金光闪闪的词眼，从未如今天这般臭名昭著。最近，巴克莱银行操纵同业拆借利率、摩根大通衍生品交易巨亏、汇丰银行深陷“洗钱”漩涡，种种银行业丑闻如接力般愈演愈烈，更让公众见证了银行巨头们极为丑陋的一面：5月10日摩根大通宣布，由于衍生品对冲交易失误，公司在近6周时间内巨亏20亿美元。如果说这还只是贪得无厌的交易员操作失误导致的恶果，那么利率操纵和洗黑钱则彻底颠覆了大银行的形象。先是3月间，美英金融监管部门开始调查大银行在金融危机期间合谋“操纵”伦敦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LIBOR），最终巴克莱银行被罚款4.5亿英镑。LIBOR是全球350万亿美元借款合同条款的基准，但参与利率形成的报价大银行竟然黑箱操作，在金融市场最为关键的基准利率上弄虚作假。 而7月中旬发端的汇丰洗钱丑闻，源自美国司法部、财政部和曼哈顿区法院的一项多年调查，指控汇丰未能有效防止墨西哥贩毒集团过去7年在美国清洗数以十亿美元计的黑钱，并协助客户转移来自伊朗及叙利亚等国的可疑资金，此外它还和一些与“基地”组织有联系的沙特阿拉伯或孟加拉银行有业务往来。 丑闻频发，再一次放大了欧美在是否应该加强银行监管方面的分歧。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罗姆尼认为无需大惊小怪，“对摩根大通股东及所有人来说，这是一笔损失，这就是美国运作的方式。在这个案例中，由于决策错误，一些人遭受了损失。顺便要说的是，有人得到收益。”而自由派“旗手”——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则呼吁“回到更为严格的金融监管上来”。在他看来，银行是特殊行业，在很大程度上，银行所冒的风险要由纳税人以及整个经济体来承担。
《金融时报》社论同样认为，银行业从本质上来说属于公用事业，“丑闻的曝光表明，一个与电信和道路网络一样对现代社会不可或缺的行业，没有充分履行其作为公用事业的职能。”但该报的首席评论员马丁沃尔夫又说，“大家还是现实点吧：银行家是为了钱才干这一行的，而无论你喜欢与否，这一点永远不会改变。” 正是银行这种特殊的社会角色，造成金融监管多年来也一直在分业与混业经营之间“摇摆”。上世纪30年代的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通过《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在传统的商业银行业务和投资银行业务划下严格界限，防止银行滥用“特殊地位”，不允许贷款银行从事风险投机活动。如克鲁格曼所言，“这种体制给予我们半个世纪相对的金融稳定。”但在世纪之交，美国在1999年11月通过《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重新允许银行混业经营。在兼并浪潮之后，金融巨头涌现，并越来越倚重投资银行业务。 2008年金融危机，与银行巨头无视风险的投资不无关系。但最终却是政府“埋单”。据统计，2007－2009年的全球经济和金融危机期间，90％的政府援助都流向了全球145家资产在1000亿美元以上的银行。在为银行纾困的同时，奥巴马政府于2010年1月公布由经济复苏顾问委员会主席保罗·沃尔克(PaulVolcker)提出的“沃尔克规则”，禁止银行利用参加联邦存款保险的存款进行自营交易、投资对冲基金或者私募基金。但此次摩根大通的巨亏事件表明，这一规则并未得到严格的遵循。 可以说，“大而不能倒”是政府监管部门乃至学界都十分头疼的一个关键挑战。金融巨头被赋予特殊的“公共服务”角色，却在本质上是逐利机构。有鉴于此，与其零打碎敲地监管，不如吸取过往监管“摇摆”的教训，直面“大而不能倒”难题，考虑分拆金融巨头，让他们变得“小而可以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