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中国的实体经济到底面临什么样的情势？其问题主要出在哪里？又该如何为实体经济纾困？ 史晋川（浙江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民营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时代周报：总体上你如何评价这份调研报告？ 史晋川：这份调研报告与之前省内经济部门和经济专家所做的上半年浙江省经济形势分析所强调的问题与观点，大方向上基本是一致的。 分析宏观和区域经济的运行，无法回避金融危机这一国际经济背景。现在认真审视这场金融危机，在我个人看来，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必须强调，即这场金融危机是本轮世界经济长周期的一个转折点。 原来许多人可能都是比较孤立的来看待2008年金融危机，所以对2008年金融危机的后续影响缺乏充分的思想准备。现在看来，应该把这场金融危机看成是从上个世纪80年代到本世纪30年代，以计算机及信息技术革命为标志的新一轮世界经济长周期演变过程的转折点。它是在这一轮经济长周期中，世界经济从复苏-繁荣的上升阶段开始走向衰退-萧条时期，然后进入震荡复苏阶段的分水岭。认清这一点对正确判断当下和未来一个时期中国宏观经济和区域经济运行的国际经济背景，非常重要。甚至可以直白一点说，改革开放前30年，中国经济是在整个世界经济长周期的上升阶段中发展的，而未来的二十几年，中国经济发展所面临的整个国际经济环境将是非常严峻的。 时代周报：在这种背景下，以浙江为代表的东部传统制造业的转型升级前景如何？ 史晋川：对于浙江经济去年人均GDP是9083美元，估计今年可能会接近10000美元，也就是说浙江经济目前正处于从传统发展模式走向转型发展的关键过渡期。 当下浙江的转型发展面临着三大任务：一是以企业的自主创新和产业的转型升级为核心内容的经济转型；二是以改善民生和增加民主及加强社会治理为核心的社会转型；三是以破除经济转型和社会转型的制度性障碍为核心的政府转型，即通过政府转型来破除阻碍经济转型和社会转型的一系列体制因素。三大转型中，最基础的就是经济的转型发展。 事实上，在2008年金融危机到来时，浙江没有很好利用当时的经济环境形成一种倒逼机制，以促使企业加快自主创新、加速产业转型升级。相反的是，整个区域经济都乘着经济刺激政策的东风，暂时度过了危机，甚至还些企业趁机盲目扩张。传统发展方式中的各种弊病在当时的经济刺激一揽子方案出台之后，被暂时掩盖及延后了，没有爆发。浙江民企错失了一次转型升级的契机 目前的情况下，坦率讲，三四年前被掩盖的问题，现在重新浮出水面。这说明浙江区域经济在从传统向转型的发展的过渡期，企业的自主创新和产业的转型升级的步伐相对来说还是比较缓慢的。只要国际经济稍有风吹草动，宏观经济调控发生变化，原有的深层次矛盾就开始充分地暴露出来了。尽管有少量地区的行业和企业，在转型升级方面取得了一些进展，但是在普遍来看，转型发展中还存在着大量的问题。 浙大经济学院曾调查过浙江的一些传统产业的产业集群发展，第一个是以正泰、德力西为代表的温州柳市低压电器行业；第二个是以浪莎、梦娜为代表的金华织袜行业；再一个是以杉杉、雅戈尔为代表的宁波服装行业。这些传统行业都在进行转型升级。例如，上述龙头企业的销售额当中，自己加工生产的只有30%，70%都已加工外包。这些行业当中的龙头企业已经把注意力放在自主创新和转型升级上。比如说，正泰已进入了新兴的战略行业（太阳能，光伏等），走的是跨行业的产业转型。梦娜、浪莎、杉杉、雅戈尔这些企业，则更加注重研发、设计、品牌、建立现代的营销网络，围绕它们形成了比较好的、具有一定分工协作的产业集群，并试图在行业内做产品价值链的转型升级。 但从目前的大环境来看，对企业的转型升级还存在诸多不利因素，导致企业自主创新转型升级的步伐比较缓慢。
时代周报：六七月份的连续两次降息并未缓解民企融资难的困境，浙江一部分等地区甚至引发资金链断裂，并带来互保圈的潜在金融风险。民营经济纾困是否需要从根本上变革现有的金融体系？ 史晋川：是的。去年发生在温州的胡福林跑路事件，很多人并没有看清问题的本质。胡与正泰的南存辉一样，也是在努力做转型升级。但是胡在转型升级过程中做的这些项目，投资大、周期长。在我看来，胡原本应该选择股权融资，用直接融资方式来做，他可以成立一家新的股份公司，然后让大家出资金，或者可以发行企业债券来融资。但是，他选择的却是间接融资——银行贷款。运用间接融资的方法在转型升级中做长期投资，短贷长投，注定痛苦不堪。银行贷款时间较短，而转型升级需要长期资金的支持，那么短资长用，必定会不断碰到还款与再贷的问题。如果经济形势好，还款再贷款比较容易；一旦经济形势不好，还款就很困难，即使还上也未必能再贷。在这种情况下，资金链一旦出现问题，只能求助于民间高利贷，陷进去以后，资金链崩断只是时间问题，最后就只能跑路。 许多人现在往往把眼光聚焦于小微企业间接融资贷款难的问题上，而实际上，浙江去年出现跑路的企业，90%以上并非小微企业，而是规模以上企业，类似胡福林这样的企业。这些企业很多都在努力进行转型升级，但是缺乏良好的金融环境支持。 所以，金融体制改革深化这一点非常重要，构建一个更加富有成效的、能够有力支持大中小企业自主创新转型升级的金融体系，在改善间接融资环境的同时扩大直接融资渠，非常重要。 时代周报：你认为政府该如何帮助企业“减负”？ 史晋川：现在的一些减免税费做法只是一时之需，治标不治本，根本上还是需要改革现有税收体制，特别是征税的方法。 西方国家的累进税是一种“自动稳定器”。当经济景气，企业利润高，居民收入增长快时，它就自动地进入了一个高税率的档次，意味着多缴税，所以能够抑制经济过热的势头。经济不景气时，经济增速放缓，企业利润下降，老百姓收入下降，它则自动进入了一个低税率的档次，意味着激励企业投资、老百姓消费等等，可以刺激经济。所以，西方的税收体制能起到一种自动稳定器的作用，对宏观经济运行做逆向调节，经济过热就降温，经济萧条就加温。 反观中国的税收体制却有点僵硬。政府实际上是以税收最大化为目标，各级政府每年对税收都会定出具体的目标。因此，当宏观经济增速快时，政府会认为完成今年税收没有问题，所以征收得反而很松，这对过热的经济是火上浇油。反之，在现阶段这样的经济增速下行时期，由于政府认为税收目标难以完成，就会拼命加紧征收，于是给企业雪上加霜。这样的税收制度，尤不以老百姓、企业及调节宏观经济运行为目的，而是单纯以政府收入最大化和稳定化为目标。这个税收体制对经济无法起到有效的调控作用。税收体制必须改。近期，浙江省相关部门给省里的好几份报告，都非常重视这一问题，强调经济越是困难的时候，政府税收越是下降时，越不能强化税收征管，越是要通过减税和补贴来缓解企业的经营困难。 时代周报：政府该如何转变自身的职能，从而为民营企业营造一个良好的经营环境？ 史晋川：政府需从自身转变，从原来强势的发展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变，从而为企业营造一个更好的经营环境。有一点也非常重要，即通过加快政府自身职能的转变，以此稳定企业家对现在经济制度的预期。现在很多企业家对制度预期很不稳定，所以有大量企业家移民，资金外流，这个现象已经非常普遍，也非常严重。从本质来讲，是企业家对制度预期的不稳定，或者说，是对政府不放心和缺乏信心。而要使企业家形成稳定的制度预期，政府的作用是非常关键的。怎样加快转变政府职能，加快建设服务政府，已是政府迫在眉睫的任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