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2012年，是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中国经济形势最为严峻的一年。年初，我们就面临着经济下行与通货膨胀的双重威胁。尽管政府在鼓励民间投资、扩大人民币汇率和利率浮动幅度，鼓励银行给中小企业贷款，但成效仍有待观察。北京大学经济研究所常务副所长杨云龙在接受时代周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当前与2008年危机爆发之初面临同样的危险，要想真正战胜危机，还必须取消政府的诸多行政干预，并在产权制度上作出根本性变革。
时代周报：近日，5月份宏观经济数据公布，其中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9.6%，PPI（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同比下降1.4%，PMI（采购经理人指数）下降到50.4%，但是进出口额超预期反弹，达到了14.1%，您对这些数据作何解读？ 杨云龙：从5月份数据可以明显看出，国内需求仍然处于疲软状态，经济形势在前段时间的紧缩政策下处于下行状态，这种下行的惯性会持续相当长一段时间，国内工业增加值以及GDP增长会继续在低位徘徊。进出口额的恢复在意料之中，因为中国跟世界上主要发达国家的产业结构，已经基本完成了所谓的“雁行替换”，他们常规需求的消费品主要生产国是中国，中国出口的绝大部分产品，需求弹性系数和价格弹性系数都比较低，所以不管经济形势好坏，受到的影响都不会太大，而且在可预期的时间内，仍然会保持这种趋势。 时代周报：今年上半年，通胀得到了较好控制，5月份CPI继续回落至3.0%，这是否为经济刺激提供了空间？此前许多人担心的滞胀威胁是否已消除？ 杨云龙：可以说提供了一定空间，但我们要注意到，无论是经济下行还是上行，刺激政策所起的作用都非常有限，更多的时候，它仅仅是一个信号作用，对经济的增长刺激并不明显，更有效的往往是减少行政干预。 关于滞胀，我认为“滞”的威胁更大，现在还没有得到实质性消除，这是一种惯性压力；而“胀”已经得到了较好的控制，需求不旺盛，价格自然就会降下来。 6月7日，央行宣布降息，但降息作为一项刺激政策，它所能起的实际作用比较有限，更多的是释放了政府要转变政策方向的信号，因为经济已经无法再承受从紧政策了。经济的内在结构，就像人的体质一样，正常人的体质与癌症病人的体质是不一样的，用一个刺激正常人的方法，来治疗和刺激癌症病人，肯定难以奏效。从历史上来看，真正决定中国经济起落的，往往是政府行政干预的退与进。比如，购买汽车要依据户籍来排号，这种直接的行政干预，使北京市每年接近50万辆的汽车增长量立即降为20万辆。这影响到整个产业链，包括冶金、机器制造、橡胶、仪表等诸多产业。 时代周报：目前我国经济面临着与2008年世界爆发金融危机时同样的困难，与当时的“保八”政策相比，现在的“稳增长”有何差异？ 杨云龙：我认为既有相似的一面，也有不同的一面。相似的一面是，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爆发之初，已经有了非常明显的征兆，但当时国内还是一片反通胀的声音，要求打压经济泡沫，结果不到一个月，政府的态度和实际政策就发生了180度的转变，推出经济刺激政策，连对外界解释的时间和空间都没有。这点与现在一样，我们不久前还在紧缩货币、控制通胀，现在在通胀压力减缓而国外金融危机加剧的情况下，政府又来了一次大转弯，这与当年十分相似。 不一样的是，经过这两次调整，政府现在要想再刺激经济，提升增长速度，已有很大难度了。我认为，现在还是要解除各种行政约束，改正对经济干预过多的毛病。 时代周报：那么在您看来，现在我国经济面临的主要困难和阻力来自哪里？ 杨云龙：从宏观层面来看，中国的宏观经济调控体系没有真正建立起来，要能够依据经济形势，科学合理地进行调控，但是又不能直接类比于国外的宏观调控体系，它牵涉到我国的行政体制改革。现在的决策机制有点乱，决策依据不科学，这是改革的一个很大的障碍。表面上，我们把过去计划经济体制取消了，把国家计委改为国家发改委，但是碰到关键问题的时候，能够有效起作用的还是行政手段，结果符合现代市场经济规律的宏观调控机制还没有真正建立起来。 从微观层面来看，最大的问题是产权改革难以深入，官方话语认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最主要的区别是主要生产资料不是商品，包括土地、矿产等，但是事实上如果按照这套逻辑，整个经济就没办法运行。今天的很多经济问题都跟产权有关，比如房价之所以如此高，就是因为土地所有权归政府，不准老百姓自由转让，政府垄断了土地供应的权力，没人跟它竞争，它就可以肆意抬高价格。改革越进入深水区，就越会发现产权制度的缺失对经济约束极大，正是在这个基础上，才产生了相当多的垄断利益集团，包括石油、电信、煤炭、电力等等。 所以接下来的改革会非常困难，与30年前的改革不一样，之前的改革简单概括就是一个“放”字，即放开民营企业，让市场经济自由发展，然后慢慢形成了今天的局面，但是现在改革遇到了深层次逻辑上、理念上的难题和既得利益集团的阻碍，改革起来要困难得多。 时代周报：您如何评价最近的系列经济政策，诸如民间金融改革、扩大人民币汇率与利率浮动区间、加快项目审批等？ 杨云龙：这些政策不能说完全没有效果，但效果有限，它对于整个中国经济的意义微乎其微，因为根本问题没有解决。比如准许小额贷款公司放贷，这相对于中国几十万亿GDP来说，能起到多少作用呢？解决的办法是重启改革。 中国经济造成现在的局面，主要是政府的行政手段调控造成的，这个问题不解决，靠别的刺激政策是不行的。靠行政手段压下来的，就必须靠松开行政之手才能上得去，投资机会也罢，消费需求也罢，皆是如此。这直接影响到企业的生产积极性，也影响到上下游产业的生产。 现在江浙和珠三角地区的很多企业开工率不足，扩大生产的愿望不强烈，主要是因为市场不景气，而真正盈利的行业存在有形无形的各种门槛，民资无法进入。 虽然过去民营企业确实在银行信贷中处于受歧视的地位，这个问题到现在也还没有得到根本改变，但是更重要的不是信贷问题，而是市场问题，如果没有市场，即便获得了贷款也是徒劳，所以政府想通过刺激信贷从而增加投资效果有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