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1943年生于上海，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戏剧文学系。主要作品有舞台剧本《刑场上的婚礼》《留守女士》《海上第一人——郑和》，电影剧本《家丑》等，出版《乐美勤剧作集》一、二集。曾任上海市文化局副局长，上海文联党组副书记、秘书长，上海戏剧家协会副主席，中国国家文化部振兴昆剧指导委员会常务副主任。为国家一级编剧。目前是复旦大学影视学院、上海戏剧学院创意学院、华东理工大学文学院客座教授。1993年起旅居新加坡。 本报记者 李怀宇 发自新加坡 在新加坡短暂的旅途中，我和乐美勤先生见过四次面。第一次是采访陈家毅先生的晚上，共享娘惹菜，乐先生妙语连珠，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第二次则由陈瑞献先生请吃印度菜，乐先生和我分享了上海文化人的往事。第三次是乐美勤和余云夫妇请吃海鲜，饭后专门去寻访郁达夫在中峇鲁的故居。最后一次才是正式采访，由徐伏钢先生开车送我们到实里达乡村俱乐部，在海天一色间谈笑风生。 乐美勤1943年6月生于上海，出生地是上海有名的游乐场“大世界”后面的一条小巷，很地道的上海人。他“文革”前夕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的戏剧文学系。毕业后分配到上海市文化局，有一段时间的任务，就是天天看戏，看完写评论，并不是公开发表，而是供上级领导参考。这段时间的磨炼，对他之后的创作生涯起了很好的作用。 1978年，乐美勤被派到上海京剧院担任领导工作。当时的上海京剧院有三个团，一团《智取威虎山》剧组，二团《海港》剧组，三团《龙江颂》剧组。因为当时比较年轻，他被派到青年团担任团长，青年团就是《龙江颂》剧组。上海是江青培植“革命样板戏”的重要基地，上海市文化局又是她插手的部门。因为工作，也出于兴趣。他观看了所有的“革命样板戏”。在一次演出时，他还远远地见到了江青本人。 多年以后，第一手的经历和看问题的新角度，让他进入对“样板戏”的反思。他在中国、新加坡的古玩市场收集“样板戏时代”的剧本、曲谱、塑像，凡是有关“样板戏”的东西，他都花钱购买。2009年他应“廉凤讲座”之约，在新加坡管理大学做了公开演讲“江青与‘革命样板戏’”，听众非常踊跃。之后，又在马来西亚南方学院、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做了“‘样板戏’：‘文革’的图腾”公开演讲，得到出乎意料的热烈反响。演讲稿也在新加坡《联合早报》上发表。 谈到创作，他说曾创作了“文革”后中国第一个“在革命中加入爱情的”舞台剧。1978年，有一次，他在报纸看到一条100多字的新闻：当年广州有两个革命者以假夫妻身份做地下工作，男的叫周文雍，女的叫陈铁军。他觉得这是个好题材，便带领导演马科和两个编剧到了广州。先到档案馆去查周文雍和陈铁军的资料，也没查到什么，便访问了几个革命老人，再去考察了两位烈士的牺牲地红花岗，远远望去，只见一大片娇艳夺目的“一串红”。他们几个人就坐在红花岗讨论剧本提纲，乐美勤说：“‘文革’中不能写爱情，我们这个戏是革命加爱情，周文雍和陈铁军为了革命假扮夫妻，最后变成真夫妻。”后来以乐美勤为创作组组长，几个人集体创作了京剧《刑场上的婚礼》，在剧本结尾，女主角陈铁军说：“让刑场的枪声作为我们结婚的礼炮吧。”此剧公演后，随即出现了电影、舞剧、话剧，全国一片“《刑场上的婚礼》热”。京剧版的《刑场上的婚礼》获得了上海文艺汇演的优秀奖。 1979年，乐美勤第一次随京剧团出国到欧洲演出和考察，顿时发现“外面的世界很精彩”。他去的是全世界最发达的地方，用了近半年时间，在德国、英国、比利时、卢森堡、荷兰走了一大圈。1989年，乐美勤白天上班，晚上写剧本。剧本里写的是“文化大革命”以后，被耽误了许多年岁月的中国人纷纷出国寻找希望，老婆出去了，老公成了“留守男士”，老公出去了，老婆叫做“留守女士”。剧本原名叫《心中的橄榄树》，最后定名为《留守女士》。乐美勤说：“这部戏绝不是像有一些人说的是写婚外情。”因为紧贴时代的脉动，《留守女士》话剧演出后引起轰动。一时万人空巷，仅在上海一地，就创造了连满168场的票房纪录。乐美勤的太太余云和好友张献根据话剧改编的同名电影，由上海电影制片厂摄制，获得1992年埃及开罗国际电影节金字塔大奖。 《留守女士》获得巨大成功后，乐美勤开始着手创作《留洋女士》，创作到一半的时候，因为太太工作的关系，举家旅居新加坡。在新加坡，乐美勤完成了剧本《留洋女士》和《归来女士》，与他的成名作《留守女士》合称“女士三部曲”。他说：“我这三个戏，第一个留守，第二个留洋，第三个归来，带有改革开放的心路历程。当时中国人的心理是穷怕了，都要出去寻找新的出路。现在不一样了，中国社会在高速发展下，物欲盖过了精神，就像是一辆急速行驶的‘欲望号街车’。这更需要艺术家进行反省和深思。” 2012年5月新加坡八方文化创作室出版《乐美勤剧作集?二》，卷首是一篇名为《剧场文灿 寒松苦鹤—记“新加坡剧场之父”郭宝崑》的文章，纪念郭宝崑逝世10周年。乐美勤也把这本著作献给他在新加坡的好朋友郭宝崑，并在文中记述了他和郭宝崑的缘分：“上个世纪90年代初，我还没有去新加坡。有一天余秋雨用特别的口吻对我说：‘新加坡的郭宝崑，这个人你必须认识。’那晚黄老（佐临先生）、秋雨、郭宝崑和我一起在靠近静安寺的一家粤菜馆聚餐。从他和黄老的交谈中，我已感受到了他的博学、大气和胸怀。” 郭宝崑在1994年出版的“1983—1992年戏剧作品集”《边缘意象》“自序”中说：“近几年来，‘文化孤儿’的概念在我脑子里越烙越深。不是指少数几个人的情怀：这个国家，这个人民普遍具有文化孤儿的心态：一种失离感，一种追索自我的焦虑。去访查祖先的文化国度，我们可以得到某种抚慰，但是总无法认同那就是自己的文化家园。我们长期处于一种漂泊寻觅的境中。有人把这称作边缘人的意识。” 乐美勤记得，到新加坡后有一次郭宝崑突然对他说“你也是边缘人”，乐美勤深表认同：“因为我远离了中国，但是我跟新加坡又不是一回事。我已经从一个中国的创作人变成一个海外的华语戏剧创作人。” “戏剧似乎是最难驾驭的艺术样式” 时代周报：你到新加坡第一份工作是在新加坡电视台当编剧，当时如何适应新的环境？ 乐美勤：出了国我是很低调的。我到新加坡后，多数朋友都不知道我以前在上海做过什么。一切从零开始。你当过什么厅局级领导，这里谁买你的账？以前上班有小车跟着，到了这里出门搭巴士和地铁。这是很现实的社会。我来新加坡以后还算幸运，第一份工作是在新加坡电视台担任高级编剧，根据故事人编好的大纲，每天写电视连续剧。三天写一集，一集45分钟。这份工作做了两年，我觉得没味道，这不是真正的艺术创造。后来转去南洋艺术学院教戏剧文学。 时代周报：后来你怎么创作反映新加坡生活的话剧《红鹰》？ 乐美勤：话剧《红鹰》是我和瑞献、宝崑合作的一出戏。小说是陈瑞献写的，导演是郭宝崑。我来新加坡后，宝崑好几次对我说，要我写一个戏给实践剧团演出，我一直不敢写，首先是我对新加坡的生活还不熟悉，不敢贸然写，其次我知道宝崑要求高也不敢随便答应。有一天我顺手翻开瑞献送我的小说集，竟一下子被他写的人物和故事震撼。我向宝崑提出要把瑞献的几个短篇捏成一个戏，宝崑很表赞同。1996年在新加坡维多利亚剧院演出，中文的《联合早报》和英文的《海峡时报》都作了报道。这个戏写的是本土故事，写新加坡独立前社会底层的小人物：黑帮分子与妓女的命运。 时代周报：为什么会创作音乐剧《芳草碧连天》？ 乐美勤：新加坡佛教协会每年都要办佛诞，他们知道我，就找我写剧本。我把弘一法师《送别》那首歌中“芳草碧连天”的意境拿过来，写现代人被物质熏染后陷入一种欲望，怎样用一种佛教清凉剂把这些人唤醒。有点像歌舞剧。演完之后长老还发一个证书给我，说：我们佛教协会没有什么钱，只能给你600元新币报酬。我想：这个钱不能拿。今天收下，明天就捐回给佛教协会了。 时代周报：你的电影文学剧本《去年在圣淘沙》是典型的新加坡题材？ 乐美勤：对，《去年在圣淘沙》纯粹是一个文学剧本，没有拍成电影，后来我把它改成小说。圣淘沙是新加坡的旅游胜地。我想新加坡的都市没什么好写的，后来突然想起写新加坡三个女人。三个女人不同命，却都是同性恋者。你到一个地方一定要找这个地方的特点，新加坡的同性恋相对较多，我认识不少朋友人品好有才能，但都是“单身”状态。开始我还会问人家：“唉，你怎么还不结婚啊？”他们大笑，后来我当然不会问这种傻问题了。《去年在圣淘沙》写了三个新加坡女人的不同的生活道路，完全新加坡题材。最后的情景挪到圣淘沙夜空下，天上是繁星，三个女人在这个非常优美的地方狂舞。但是，我认为在新加坡我写得比较好的不是《去年在圣淘沙》、《芳草碧连天》，也不是《红鹰》，而是清唱剧《海上第一人—郑和》。 时代周报：你在《海上第一人—郑和》中下了什么样的工夫？ 乐美勤：这是新加坡华乐团参加新加坡艺术节的项目。当时时间已经很紧，我做了整个剧本的构思，歌词也全是我写，戏剧部分也由我导演。我花了一个月寻找材料，10天构思提纲，剧本由六组乐章组成，以倒叙手法从“海葬”说起，描述郑和在海上逝世的悲壮情景；“海魂”和“海路”则写出郑和童年生活及奉命下西洋的创举；“海缘”造就一段满刺加苏丹和中国汉丽宝公主邂逅的异国恋曲；“海险”刻画将士们与狂风巨浪搏斗的惊心动魄；“海誓”重现苏丹与公主结婚的热闹场面。终曲“傲海千秋”歌颂郑和下西洋伟绩。我在大学里受过古典诗词的教育，所以写起清唱剧来还算得心应手。新加坡华乐团音乐总监和指挥叶聪也是上海人，脑子非常灵，做这个戏是他出的点子，演出形式是后面200人合唱，前面有个演区，他们请了世界各地最好的歌剧演员，演奏是新加坡华乐团，有七八十人。请了很优秀的作曲家罗伟伦跟我合作，我写一段，他写一段，给我听怎么样。郑和当年下西洋的时候经过新加坡外边，没有上岸。郑和下西洋，在新马一带主要是到了马来西亚的马六甲，中国有个很漂亮的公主嫁到马六甲。这个清唱剧很有南洋特色，歌词我是仿“楚辞”写的，这个剧本全部用“海”串起来，大家蛮欣赏的。在滨海艺术中心的音乐厅演了三天，场场爆满，反应挺不错。 时代周报：白桦先生曾说你痴迷于戏剧，是这样吗？
乐美勤：在所有的文学样式中，我最喜欢戏剧。我这大半辈子主要是做戏剧（包括话剧和戏曲）。当然也做了两部电影剧本和一些电视剧。我认为戏剧似乎是最难驾驭的一种艺术样式，有人说戏剧是“戴着镣铐跳舞”，这话有点道理。古希腊的几大悲喜剧作家、莎士比亚、契科夫、奥尼尔、曹禺等真是了不起，我一辈子视他们为坐标和榜样。他们的戏剧表现了深刻而丰富的人性。其实除了戏剧以外，我也很喜欢欧洲和俄国的小说。去年夏天，我去上海华东医院探访翻译家草婴先生，这是一位值得尊敬的大翻译家。他用了20年时间，一个人埋首在上海西区岳阳路上一个小小书房里，翻译了托尔斯泰全集。他之所以选取托尔斯泰，是因为托翁的人道主义精神深深地打动了他。无论《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还是《复活》，作品中都有一种人类普世价值，洋溢着人道主义精神的光辉。他对我说，托尔斯泰的人道主义精神正是今天中国文坛最为缺乏的。 为陈逸飞创作《四个打麻将的女人》 时代周报：为什么喜欢新加坡？ 乐美勤：我说的原因可能你听了很奇怪。我和一个上海朋友在新加坡聊天，我问：“你为什么喜欢新加坡？”他说：“新加坡空气好，水好，阳光好，上海高楼大厦再好，这三样东西买得到吗？”我想想，他还是蛮有道理的。我现在回上海，一个礼拜后就开始不行了，喉咙痛，头痛，因为空气污染，不习惯了。习惯了干净美丽环境的新加坡人到上海，觉得怎么总是灰蒙蒙的“暗无天日”，因为这里天天蓝天白云。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我觉得新加坡安全。。我第一次到新加坡时，帮朋友带几幅画给另外一个朋友。朋友请我到一个地方吃饭，吃完之后我们就走了，忘了拿东西。这些画10年前就值几万块，现在是几十万的东西了。我说，回去一定没有了，我们赶过去，摊主拿出袋子，东西原封不动。人家只说：下次再来吃饭哦！第三，生活安定。一个人生活在世界上，首先要吃住行。住，我们买了新加坡政府造的房子叫组屋，国家实行“居者有其屋”政策，超过80％的老百姓都住在这种房子里。行，新加坡的地铁、巴士、出租车都很方便。吃，中国这一两年来不断发生食品安全、药品安全问题，对新加坡人来说是不可思议的。 时代周报：你从上海到新加坡，这两个城市的生活有没有可比性？ 乐美勤：当然，上海还是我最喜欢的城市，这毫无疑问。上海是我的出生地，上海的文化是海派文化，我写剧本，大家也把我列入海派剧作家范畴。上海是中国早年最开放的城市。我这几年差不多一半时间在上海，一半时间在新加坡。上海曾是中国城市文化最发达的地方，也是“四人帮”搞得最厉害的地方。改革开放以后，上海高楼大厦林立，城市变得很乱。人们对金钱的观念，我也越来越不喜欢。虽然我还是喜欢上海的东西好吃，上海话好听。我的剧本有很多是用上海话写的。 我喜欢新加坡的地方很多。但是，我比较不喜欢这里对华文和华文教育的态度，出于政治原因，过去压制得厉害，现在才来拼命要培养双语人才，所谓双语人才就是英文好华文也好。还有，我在新加坡领略到什么叫“有钱能使鬼推磨”。新加坡国家富裕，但穷人和富人的巨大差异，我不能接受。我第一天去电视台上班，办公室有把椅子，我一屁股坐下去，坐垫蛮舒服，站起来一看，上面四个字：“有钱真好！”这话我也同意，有钱怎么不好？以前一味用阶级斗争的观点来看无产阶级、有产阶级是不对的，但我也反对一个社会金钱至上。人的尊严，毕竟不能光用钱来衡量。 时代周报：谈谈你以后的创作计划吧？ 乐美勤：我想好好读一些书，为以后的创作做准备。2014年是我的好友、著名画家陈逸飞去世10周年。为了纪念他，我想写一个小剧场话剧，题材就借用陈逸飞描写1949年之前上海女性的一些画作，由此生发开来，暂定名《四个打麻将的女人》。希望可以做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