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收拾书房时，看到一条去年底剪存的资料，张作锦在台湾《联合报》发表的“感时篇”：《在台北重聆“松花江上”》。他说《远见杂志》主办的“华人企业领袖高峰会”晚宴，邀请了美国大都会歌剧院华裔歌唱家田浩江千里迢迢地飞到台北献唱。 田浩江在北京出生，1976年开始习声乐。1983年得到赴美进修的机会。他到了纽约，就有一位朋友跟他说：“纽约华人明天在‘时代广场’集会追念‘南京大屠杀’，你也来好吗？”田浩江去了。美东11月的天气，下着冷雨，现场的警察跟赶来的各路同胞一起淋雨水。朋友对他说，你唱支歌吧。他说“好啊”，跟着就高歌“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 在《远见杂志》主办的晚宴上，田浩江没有唱他在大都会的首本歌剧“咏叹词”。《花非花》、《红豆词》和台湾民谣后，他对现场的宾客说，有一首歌“一直沉潜在他生命血流里”，他要为大家演唱。这时宾客注意到，“田浩江忽然哽咽不能成声”。他转过头去，定定神，走到钢琴旁，坐下来，按键高歌：“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那里有森林煤矿，／还有那满山遍野的大豆高粱；／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那里有我的同胞，／还有那衰老的爹娘。／九一八，九一八……” 田浩江应该是60左右的年纪。张作锦说这位“北京人”可能没到过东北，也没见过松花江，那么为什么他想到松花江就突然悲从中来？因为“他有中国人共同的历史记忆”。张先生这句话，只说对了一半。他应该说“上了年纪的中国人”的共同历史记忆。多大岁数才算“上了年纪”？七老八十吧。这把年纪的人才会体会到“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是怎么一回事。 抗日期间流行的歌曲之能激动人心，因为触及的都是国人共同的核心价值，父母、子女、家园。我小时候最常听到的一支“时代曲”是《长城谣》。上了年纪的读者应当还记得： 万里长城 万里长 长城外面是故乡 高粱肥大豆香 遍地黄金少灾殃 自从大难平地起 奸淫掳掠苦难当
苦难当 奔他方 骨肉流散父母丧 没齿难忘仇和恨 日夜只想回故乡 大家拚命打回去 哪怕贼虏逞豪强 《长城谣》和《松花江上》一样是中华民族在日军铁蹄下呻吟的声音，也是抵抗外侮时坚忍精神的凝聚力。张作锦的文章当然是有感而发。他说自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开始，到1945年抗战胜利，中国跟日本人打了十多年的仗，终于收复失地，把台湾也收回中国版图了。 “南京大屠杀”发生在1937年12月，为时六周，军民死伤三十余万人。教张作锦痛心不已的是，“现在居然还有人怀念日本……人有人格，国有国格……仇恨可以宽恕，教训必须记取，忘掉历史，历史会重演；忘掉战争，战争会再来。人都应该记住这一点，不管你家住在哪儿。” 在日本人统治下的地方生活，不一定是“偷生”，也可以过得很风光。但无论如何，因为是异族，“其心必异”，你只能本本分分当个“顺民”。今天的台湾怎会有人想望“回归”到过往的日子呢？这该是“后殖民理论”研究的一个好题目，不是这篇短文能照顾的范围。 中美建交前，中国留学生以从台湾来的为多，其次是香港、澳门和南洋一带的。这些游子每逢佳节倍思家，中秋、农历年除夕通常都有聚会，租借学校或青年会的礼堂，每人或每家先做好一锅拿手的菜，到会场来开Pot Luck大食会，酒兴浓时，有些哥们不请自发引吭高歌。说也奇怪，他们祖父祖母辈时才流行过的《长城谣》和《松花江上》，在当时听来一样让人低回。至今教我印象犹新的是两位老乡表演了《黄河大合唱》中的一段“河边对口曲”：“张老三，我问你，你的家乡在哪里？／我的家，在山西，过河还有三百里。”两位老乡分别是山西人和东北人，遭遇的是相同的命运，给日本人害得家破人亡，于是决定，“太行山上打游击！／从今后，我和你／一同打回老家去。” 《长城谣》救亡的歌声响遍神州大地时的中国，人口是四万万五千万。《义勇军进行曲》教我们“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因为“国家”和“民族”是一个共同体。政权可以更替，但国家不可灭亡。《长城谣》真有气魄：“四万万同胞心一样／新的长城万里长。” 今天留学美国的学子，来自五湖四海，年节时也应该有集体庆祝活动吧？他们唱的是什么歌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