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瓦蒂尔·卡钦斯（Waddill Catchings），出生于田纳西州，父母是塞拉斯·弗莱·卡钦斯和诺拉·贝拉·瓦蒂尔。他1901年毕业于哈佛，1904年由哈佛法学院毕业。《纽约时代》杂志这样形容他："高且瘦，有一头浓密的白发，说话带着南方口音，是一个谦逊的人。"1907年，他加入了华尔街权贵法律事务所中的贵族──苏利文·克伦威尔，周薪是丰厚的10美元。在苏利文·克伦威尔工作的日子里，他经历了紧随1907年大恐慌的银行破产风潮，在这个风潮中，他充分证明了自己重组破产公司的才干，这使他得到了"接收人"的名号并从中得到优厚的回报，当然这是在破产法院的庇护之下。1907年6月，在卡钦斯加入苏利文·克伦威尔不久之后，全国最大的钢铁框架建筑承包商美利肯兄弟，带着高达650万美元的债务寻求破产保护，其中包括一年前发行的300万美元债券。为减少对宾夕法尼亚州匹兹堡内部或周围的钢铁公司的依赖，纽约的美利肯用债券筹来的这笔钱在斯塔顿岛建一家钢铁铸造厂，这可是纽约唯一的一家钢铁厂。不幸的是，这个建造计划耗去了1 350万美元，比计划中的要多。由于在那个时期里，美利肯在信用市场上被称为"像黄金一样稳靠"，公司新的管理者考虑到公司长期以来的信誉让它有从公众吸收资金的能力，于是他们决定为这项计划多余的耗费融资。1907年春季，在信用市场崩溃之时，这被证明是一次失败的赌博，这家备受尊重的公司也面临破产的境地。其中一个接收人奥古斯特·赫克舍（August Heckscher），是一名来自长岛的实业家。他是卡钦斯的一个朋友，也正是他最终邀请卡钦斯加入美利肯项目中来，在这个项目中，卡钦斯被形容成一个"富有活力的管理者"。1909年，赫克舍和卡钦斯成功为美利肯提出了一个重建计划，整理公司的债务，使它摆脱破产的命运。1910年2月，赫克舍庞大的工业帝国中的中央铸造公司经赫克舍同意，以"缺乏合适的金融机构与营运资本导致的暂时资金周转不灵"为由宣布破产。卡钦斯被提名为中央铸造公司破产的接收人。很快的，他保证公司可以正常运转。"尽管手上只有少量的现金，但是有大量的应收账款。聚集起来的资金应该尽最大可能满足继续公司业务操作的必要需求。"卡钦斯最后成为了中央铸造公司的董事长，同时他也是许多在其帮助下摆脱破产的公司的董事。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为摩根公司的一名合伙人爱德华·斯特蒂纽斯工作，忙于为盟军提供其在战争中所需要的一切。"在接下来的三年里，斯特蒂纽斯先生发起了世界历史上大多数宏伟的商业战役，"《时代》杂志说，"盟军把士兵投放到哪里，他就把食物、衣服、枪、特殊物品带到哪里，这些物品质量好，价格便宜，而且到达的速度很快，这对战争胜利有很大的支持作用。"1917年3月，卡钦斯成为了位于阿拉巴马州伯明翰的谢菲尔德钢铁公司的董事长。1917年7月，卡钦斯作为商会委员会的主席催促联邦支持政府建立一个能与美国商家谈判交涉、具一定权威性的国防委员会，以获得战争所需的物资支持。在经济周期和美国繁荣的前景这两个问题上，卡钦斯变得越来越坦率。他的部分关于商业的理论在他从哈佛毕业之后很快就形成了，并用于分析美利肯兄弟和中央铸造这样的公司所面临的严峻现实。对于他在哈佛的教师们，他哀叹说："他们就那样漫不经心地解释说他们的理论在长期有效。但是人们关注的是短期，而不是长期。所以我下定决心，一旦我赚到了足够的钱，我就开始着手统一商业的两个元素──理论和实践。"他同哈佛同学威廉·查方德·福斯特开创了波拉克经济研究基金会，之后出版了一系列的书籍。他们支持这样的观点，只要经济行为注重"金钱和利益"并且不惜任何代价地保持生产的高涨状态，未来就将是美好的。"如果经济继续扩张，"他曾经写道，"不管环境怎么样都可以保持高速的产出……产出会带来消费。消费者就可以找到工作，他们消费所用的金钱最终又会回到生产者手中。"用一句话来反映20世纪末美国的经济，卡钦斯断言"经济循环是不变的。"这就是受萨克斯家族之邀而在1918年1月1日加入高盛公司的卡钦斯的简介。"卡钦斯是一个相当聪明的人，"沃尔特·萨克斯在多年后这样写道，"但是我总是这样形容他：‘大多数人都可以长处于失败之中，极少数的人才可以保持成功。‘我估计，他就是第二种里面的天才"，也就是继亨利·戈德曼之后的又一个天才。战争对高盛的生意造成了很大的打击。"一切都停下来了，"萨克斯说，"想要通过正常的方式发行证券是不可能的事。事实上我们发行的量也是很少的。我们坚持下来了，但也差不多只是在原地踏步罢了。"卡钦斯来到公司的时机恰好是战争结束、证券发行复苏的时候。他"在这其中起到了相当惊人的骨干作用，"沃尔特·萨克斯说，这还没有算上他的聪明才智，"你通常不了解你的合伙人的一切，只有当你们不再是合伙人的时候，你才能看到一些其他的事情"。由于战后弥漫在银行业中的乐观情绪，高盛的合伙人们决定放弃1920年华尔街60号的办公室，用差不多1 500万美元买下了位于松树街30~32号的一幢12层防火办公大楼，这正是在马库斯·戈德曼开始事业的地方。在战后的这些年，商业得到了极快的发展。萨克斯对卡钦斯创办的"极棒的公司"赞不绝口，这些公司有全国乳品公司──在芝加哥一场联合之后的产物，纽约的谢菲尔德农场，匹兹堡的里克·琼金奶制品公司──随后成为了卡夫食品。他也帮忙建立了通用食品公司、麦斯威尔咖啡、吉露果子冻和许多其他一些公司。这些由卡钦斯创办或帮忙创办的公司，与高盛公司保持了很多年的客户关系，高盛董事会不停的更新换代，但都会一直巩固和促进这种亲密的合作关系。遵从华尔街悠久的传统，当卡钦斯在高盛公司获得了巨大成功之后，与此相对的，他开始想得到更多的权力。卡钦斯的同学与朋友亚瑟·萨克斯在欧洲扩展业务的时间越来越多，与卡钦斯也渐渐疏远了。亚瑟·萨克斯认为卡钦斯变成了一个流氓和吹牛大王，他不应该像他所要求的那样得到更多。但是亚瑟·萨克斯远在欧洲，在那一段时间里，他们只是靠电报交流，这很慢。"以前，"萨克斯谈论卡钦斯说，他是"一个修长的，帅气迷人，又具有人格魅力的人。但是当他成功之后，他就变得越来越难以相处"。沃尔特·萨克斯为他对瓦蒂尔·卡钦斯所做出的决定辩解说，"我们的生意发展很快，工作量巨大，"他说，"这些压力对我来说太大了。"最后，沃尔特·萨克斯同意卡钦斯的要求，给了他在公司里更大的控制力。"我当时认为这是一个明智的决定，但很快我发现我错了，"萨克斯说，"但是毕竟我还是做了这个决定。"他说这是一个"有关合伙人之间的关系和权力分配比例，以及在合伙人中哪方占优势等这样的问题。亚瑟对这样的事非常不高兴，但是我想在那个时候，这是一个明智的选择"。到1928年，卡钦斯是公司中股权最多的合伙人，而当股票价格以一种需要谨慎对待的高速增长的时候，卡钦斯的权力也明显地增加了。据说股票的价格上升是因为："流通领域里没有足够的证券，相应的，它们就获得了‘稀缺价值‘。"这是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John Kenneth Galbraith）在他的《1929年大崩盘》中提到的，在叙述大萧条那段历史的书中，这本书是里程碑式的。在这个时期里，高盛的合伙人们并没有表现出对风险的强大控制力。贪婪的投资者们进行投机已经不算什么新鲜事了，当然，这在21世纪首10年内不算新，在20世纪20年代，也不算新。人类一个接一个地涌上快速致富的列车，这种行为很少有停止的时候，对于历史学家和新闻工作者来说，这里面已经没有什么可挖掘的东西了。为什么我们总是不能从那些由我们冒失的行为所导致的问题中学到些经验，这一直是一个未解之谜。加尔布雷斯说，"历史学家们充满疑惑地提到了南海泡沫事件。"南海公司同意再为英国债务筹1 000万美元，这笔债务是在1713年结束的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中产生的。这时，让人不能忘记的南海泡沫事件爆发了。因为南海公司同意为政府的战争欠款筹钱，英国政府同意给予公司同所有南美国家贸易的特权。南海公司的投资者们可以得到年6%的利率收入──英国政府向南海公司与南美贸易的货物征税，用得到的税金来付这笔钱──同样也包括公司的股票。这种似乎无害的交易在那段时期反复上演多次，带来了损失惨重的后果。加尔布雷斯说，这样一种南海资金筹措行为，"就应该在恰当的时机予以揭露。"历史学家的说法就更保守一些，"据说那些债券还是卖得相当好的。"加尔布雷斯把1928年12月卡钦斯和高盛公司以及其他的一些人所创的投资信托比做18世纪南海公司的金融行为。"投资信托作为一种改良后的产物，要更好一些。"他写道，"这是一种不会被揭发的生意，而且它们的股票卖得也很好。"精明的华尔街成员为从投资者手里拿到钱而做出了许多创新，投资信托只是其中的一个。这种设想是建立一个空壳公司，或是股权公司，由它卖出债券或股票，然后把得来的资金用于投资（当然手续费要更少一些）或用于购买其他国有交易公司的股票。这要求那些专业的管理人员对市场的兴衰有一个准确的判断，而且能够挑出那些表现良好的股票。这种投资信托公司就像是国有个人共同基金，如果它也使用杠杆力量而使潜在回报最大化（当然也放大潜在的损失）。总之，投资信托很像今天的对冲基金，只是没有那么复杂。最新最恰当的类比，当然也不够完美，是将它比做含有更少公有成分的对冲基金──像是堡垒投资集团和基金奥氏资本（两个都由前高盛合伙人经营），这好像是给投资者机会，让他们授权给那些声称自己能用猪耳朵绣出钱包的自封的金融天才。另一个类比就是大家都知道的SPAC（特殊目的收购公司）几年前风行一时。投资者把钱交给那些收购公司里使用杠杆收购的所谓的专家（主要是用自己借来的钱付给公司）然后通过金融市场的作用，把这些钱变成黄金。人们总是乐于把自己辛苦赚来的钱交给那些据说比他们自己更善于投资的人，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这种迷恋从不曾消失。在市场繁荣的可以说是疯狂或是不合理的时候──像是20世纪20年代、80年代、90年代和21世纪初──这种赚钱的机会对全世界的投资者都有了意义。股权公司和空壳公司在IPO之后在市场上的交易通常使公司市值没有明显的跳跃式上升，这也加强了上述的概念──直到系统的崩溃，当然，在事后很容易看到，这是这个过程中不可避免的。公正地说，高盛在赴这场盛宴时已经迟了。投资信托在19世纪80年代就开始风靡于英格兰和苏格兰，那里的小投资者可以把他们贫乏的积蓄投入这些公司，这些公司都保证会把资金以各种不同的方式投资其他公司。"所以像新加坡、马德拉斯、开普敦、阿根廷这些英国资金经常流向的地方，这些公司的管理者被期望对它们的公司和前景有超越常人的知识，起码要比布里斯托尔的寡妇或格拉斯哥的医生要强些。"加尔布雷斯写道，"较小的风险和更开放的信息调高了公司管理人员的合理报酬。"很快，这种方式就传到了美国。投资信托在这里主要伪装成一种值得模仿的金融创新，华尔街唯恐落在创新知识库伦敦的后面。起先，信托在美国传播很慢。1921年，一份美国证监会的报告指出，大约只有"40"家信托公司。1927年年初，同样的报告上，这个数量变成了160，而且有140家准备年内开张。1928年估计有186家投资信托公司成立。到1929年第1个月，经粗略估计，每天都有一家公司成立，年内成立公司总数是265家。在任何金融高涨的时期都有商人叫卖最新的玩意儿，比如说垃圾证券、互联网公开发行、抵押证券等，兜售这些东西的其中一些商人，有的诚实也有信誉，例如摩根公司，而其他则不是。但是当创新金融市场变得无差别化，需求有增无减时，要区分出诚实的经纪人就越来越难。更糟的是，在这样的时刻，这甚至算不上一个问题。传奇的投资者沃伦·巴菲特有一种能看穿市场和个人行为本质的本领。他曾经精确地说"只有退潮的时候你才能发现谁没有穿泳衣"。1929年3月，保罗 C.卡伯特，美国道富投资公司的一个创始人，哈佛的财务主任，也是一个广受信任的经济观察家，在《大西洋月刊》中为投资中潜藏的危险吹响了警告的号角。他叙述了一些信托在英国所经历的问题，并强调"我坚信，除非我们改掉这样或那样的错误和不正确的原则，否则我们就会不可避免地陷入同样的灾难和耻辱中。"他解释说，在写这篇文章的几个月之前，他调查了投资信托的效力，之后纽约证券交易所委员会同样对投资信托做了调查，委员会为此询问了他对这种现象有什么看法。"我的回答是：①没有诚信；②粗心无能；③贪婪。"卡伯特对投资系统最主要的谴责是"所有的利润都落入了发起人和管理者手里"。这与2008年的金融危机有可怕的相似之处，都是用杠杆作用放大可能的收益。卡伯特解释说，公司的管理者只有在他们完成最重要的资金投入之后，才能获得酬劳。"报酬取决于这项投资是否成功。"他说，"但是困难在于管理者或发起人所投入的资金只是总资金中极小的一部分。如果投资完全失败，他们的损失也是很小的。因此很自然的，他们就会有这样的态度‘赢把大的，或者什么都不赢‘。这样他们就以一个非常危险的金字塔交易法完成了交易。我不相信只有100美元证券的人，要非常规地从别的地方借来800~1 000美元的证券方能投资，而这就是许多投资今天所做的。"丝毫不让人惊奇，这也正是高盛公司的高级合伙人瓦蒂尔·卡钦斯建立和运作高盛交易公司时所采用的途径。高盛加入的也许太晚了，新的机构成立于1928年4月，不到一年之后，就是股市崩盘，但它仍以极大的热情加入了这个队列。"像高盛交易公司以及几个月后成立的下属子公司一样的机构，在历史上就算有，那也很少。"加尔布雷斯写道。公司的理念是，不长期持有股票，而是通过交易股票来为股东赚钱。起先，事情进行的还算谨慎。在一项典型的认购交易中，高盛以100美元/股的价格买下了100万股交易公司的股票（总价值1亿美元），然后转身就以104美元/股的价格把这些股票的90%卖给了投资者，得到了9 360万美元，400万美元利润──有些是债券，有些是现金。两个月后，交易公司又以126美元/股的价格向公众出售10万股股票，又得到了1 575万美元。当然，高盛保留的10万股也随着交易而升值。高盛通过投资和管理保持着对公司的控制权（它现在只拥有不到10%的股票）。甚至，高盛公司所有合伙人都是高盛交易公司的董事，同时他们也要审批交易公司的所有董事的资格。到1929年2月2日，交易公司的股价达到了136.5美元/股；到2月7日，222.5美元/股，差不多是最初股价的两倍。"这些卓越的成绩甚至还不是公众对高盛公司中那些金融天才的热情所产生的未稀释的成果。"加尔布雷斯面无表情地说。后来证明，高盛从公开市场买入股票，操纵股价上升从而使自己获利。如果随后1932年来自美国国会大量关于1929年危机的报告是可信的，高盛坚持操纵股价上升以达成并购金融工业证券公司的希望，这种行为只能说是首次有记录的内部交易的实例。然而内线交易在1929年早期还不能构成刑事犯罪──在1934年之前，这种行为都没有被禁止，10年之后，才构成犯罪，这次交易是由高级合伙人瓦蒂尔·卡钦斯和他那时的同事悉尼·温伯格共同发起的。他们操纵公司股票的这种行为既没有构成犯罪，也没有违反字典中关于道德公正的定义。1925年圣诞节前夜，拉尔夫·乔纳斯（Ralph Jonas）和他的合伙人成立了金融工业公司，以持有他们积累的各大银行和保险公司的股票，当时最大的一笔是一家纽约商业银行制造信托公司 32%的股票，乔纳斯持有它45%的已发行股。1928年9月，悉尼·温伯格告诉制造信托的董事长和拉尔夫·乔纳斯的兄弟南森·乔纳斯，高盛"很可能对银行感兴趣"──这还是在国会通过颁布《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禁止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的密切联系之前的日子。南森把温伯格介绍给他的兄弟拉尔夫，拉尔夫向温伯格建议，高盛可以考虑入股金融工业公司，因为这家公司拥有银行32%的股份，"足够构成在营运上的控制力"，报告上这样说。但是温伯格没有采用乔纳斯兄弟的建议，"毕竟组建自己的投资公司才是首选"。所以在那之后的两个月1928年12月4日，高盛创建了交易公司，并赋予高盛及其合伙人在经营上的10年期特权。从计划书上来看，这家公司还完全没有定性："买，卖，交易或持有任何种类的股票或证券。"随后在高盛与公司的认购人、纽约证券交易所之间进行交流之后，公司的目标更改为"股票交易"。之后卡钦斯证实说公司的宗旨是"给予高盛集团的客户同过去它作为一家公司时能给予的一样多的赚钱机会"。他又补充说："其他银行机构都成立了投资和交易公司，而且更多的正要加入，我们觉得为客户提供与其他银行机构所能提供的相同的投资机会和服务，这对高盛集团来说是一件明智的事情。"卡钦斯也不羞于向公众展示高盛的能力。"经过这么多年的浮浮沉沉，高盛集团发现公共证券基本上是最令人满意的投资品，这也是公司所选择认购的。如果成立一家投资交易公司，那么新公司或多或少都应该遵从于这样的经营方针：就像很多人与高盛公司购进的股票有联系一样，这是一个能获利的准则，同时也是公司的理念。"在交易公司发行IPO之后，高盛拥有10万股股票，10美元/股，总价值100万美元。考虑到公众是以104美元/股的价格购进IPO，高盛的收获迅速而庞大。为了计划把交易公司的股票以折扣价格卖给华尔街上IPO辛迪加的成员，作为这个计划的一部分，金融工业公司以102美元/股的价格购进了49 000股，总价差不多500万美元。不去管交易公司交易股票的声明，在IPO发行的一个月之后，卡钦斯再次找到了拉尔夫·乔纳斯，试图就两家公司的并购问题进行谈判。并购的设想，他后来证实，是想拿到乔纳斯所拥有的、并入自己公司的大量股票，然后通过"交易""把它们重组"，"然后在高盛集团和高盛交易公司的努力之下使发行这些股票的公司赢利，再以一个获利的价格把一部分股票卖出"。调查员怀疑并购金融工业公司的方案是出于卡钦斯的个人动机。他们怀疑高盛垂涎于金融工业公司拥有的银行和保险公司的控股股权，因为银行和保险公司是高盛认购卖出的证券的最大买家。逻辑上说，为什么不控制高盛经营的证券的最大买家呢？在后期，卡钦斯承认制造信托公司"也许是证券最大的买家"，而保险公司是"你可以称他们为‘股票的大交易商‘"那样的机构。然而他却否认接近它们是他在1929年1月第二次拜访乔纳斯的动机。在他和他的合伙人的想法中，这样"完全没有必要"。（不幸的是，事实并没有证明他的辩解。1929年，在高盛控制了金融工业公司之后，这家公司所控股的公司──制造信托公司、国家自由保险公司、巴尔的摩美国保险公司、国家消防保险公司等都买入了高盛卖出的证券，总数差不多是2 000万美元。1929年年初，国家自由保险公司和巴尔的摩美国保险公司都主要投资了制造信托公司的股票。在1929年年底，这两家公司买入了高盛24家客户公司的股票。）1929年1月，就像是并购谈判中常发生的，卡钦斯与乔纳斯之间的谈判又一次失败了，原因在于价格。金融工业公司上市三年，三年来有令人印象深刻的6 000万美元的收益，这使得它的股票的交易价格比基础价值高了许多，这是可以理解的。这个差值要比成立两个月的高盛信托产品要高，对于它这两个月来的经营已经有了一份公共调查报告。1929年1月，高盛交易公司的股票交易价格大约是每股136美元（IPO的价格是每股104美元，有所升值），基本资产大概每股108美元。另一方面，金融工业公司每股交易价格是143美元，资产价值每股80美元。换股并购是建立在股票的市场交易价格上的，通常都是这样做的，这对乔纳斯来说具有优势，因为金融工业公司的市场交易价格要比高盛的股票高。卡钦斯不希望以那种方式交易，相反，他坚持关于并购方案的谈判，即新公司的所属权以及双方各自拥有多少股票应该"建立在资产价值"而不是建立在市场价值之上，这个方案对高盛有利。关于交易是建立在市场价值还是资产价值上的争论又在双方之间展开了。但是在1929年1月，乔纳斯妥协了。"在同我的同事们讨论过之后，"乔纳斯说，"我们觉得即使是在资产价值的基础之上进行联合，结果也会令人满意。"乔纳斯转向高盛的阵营的部分原因是他坚信高盛公司会给予保险公司中制造信托公司与国家自由保险公司"发展和经营上实质性的援助"，如果这是真的，金融工业公司的股东们就会受益，而乔纳斯到目前为止都是最大的股东（事后证明这是不可能的）。另一个原因是乔纳斯失去了继续经营的热情，他希望找到一个新的管理团队来经营。另外，乔纳斯小小的、过度劳累的管理团队中，其他成员的健康状况也出了问题。"我的两个同事在压力中倒下了，"乔纳斯在1929年2月给他的合伙人写信说，"1/3的人都病了，而我自己在两年半内都没有过一天假期。但是贸然将这么大的责任交给新的合伙人是不谨慎的，他们必须先通过试用。在这样的条件下，看起来与已经存在的机构联合是最简单的方法，这家机构必须有经验、有能力和成功的经历。"但高盛交易公司当时只成立了三个月，而且它的管理者们"还没有得到试用"，后来一篇关于1929华尔街股灾的报告中写道。1929年2月3日的一次谈判之后不到一周，乔纳斯和高盛公司为两家公司并购达成了一份"稳定的口头协定"。在2月3日的计划下，高盛会得到新公司4.4%的股份，而乔纳斯得到16.6%，是最大的股东。不去管这些明显的矛盾，高盛还是操纵局势的那个人。同时一份10年期管理协议中规定，新公司中7名董事中有6名是高盛的合伙人，包括卡钦斯和温伯格，最后一个股东的位子留给了乔纳斯。乔纳斯得到了这个许诺之后，同意把公司卖给交易公司，其他股东们也不得不为这笔交易投出赞同票。卡钦斯承认，对于他及其合伙人来说，这是一块新的疆域。尽管他说高盛"做过大量与商业银行相似的交易，"也同意除了"钢铁业"和"一些其他的生意之外"，他"从未真正进入其他行业中去，但是对你们这么多年以来一直向我提出的这个观点，我一直在驳斥。我发现，不管是在鞋业、钢铁业，还是百货商店，这其中所存在的管理问题都是非常相似的。"在乔纳斯这边，他说他对高盛了解不多，只是听着卡钦斯的描述"高盛有50年历史，颇有声望……至少能够匹敌或弥补我们在金融工业公司时的信誉。"乔纳斯与他的股东们仍有一个问题，在2月3日协议下，如果两公司合并，他们只能以现在股价为145美元的金融工业公司股票去换取每股68美元的交易公司股票，一股换一股（接近于买一送一）。如果交易公开的话，这自然是一次艰难的出售。同时，为了确保那些非高盛的股东能够为这次并购投赞成票，在与乔纳斯达成协议之后，向公众公布交易之前，高盛公司通过新的合伙关系来操控，开始带有侵略性和系统性地买入交易公司的股票，有效地操控股价上升，以此鼓励现有的股东继续持有股票。交易公司股价的上升大概也能使金融工业公司的股东更能接受两家公司的合并，因为如果在并购的消息公布时，交易公司的股票并没有以优惠的方式与金融工业公司的股票交换，金融工业公司的股东不会觉得这是笔划算的买卖。高盛与乔纳斯很快得到了结论，交易公司股票价格的上升能使两边的股东都更容易接受并购。作为2月3日协议的一部分（于2月4日签署，仍然没有对外公布）开立一个用于两家公司的股票交易的公共账户。账户的所有者是高盛交易公司（属于高盛公司）和德尔玛投资公司（属于拉尔夫·乔纳斯）。根据这份协议，"由高盛交易公司提议，金融工业公司同意，后者存放在此账户中的财产可由前者提用，这份协议是为再次让我们相信这有利于两公司证券套利。协议在30天内有效，账户中资金运营所带来的利润或损失都归高盛所有，如果在30天后协议没有废止，账户资金运营的利润和损失在两家公司间平分。账户由高盛管理，在‘不受限制的酌处权下‘，高盛会尽其所能买卖交易两家公司的证券。"（最后，协议在30天内废止了，账户中的所有股票都落入了高盛的手中。）事实上，在账户开放的几个星期之内都没有股票套利──买进一种股票的同时卖出另一种股票以锁定两种股票间的价差。另外，高盛所做的一切就是暗地里操纵交易公司的股票，使股价越来越高，让两家公司的股东更容易接受并购。高盛暗地里利用公用账户所做出的大部分交易，都是在公开并购之前。1929年2月2日，收市时，交易公司的股价是136.50美元。第二天，两家公司就建立了联合交易账户。2月4日，两家公司并购的消息途径不明地"泄露"了出去，在市场上掀起了"哗然大波"。交易公司的股票在上午11点之前没有参加交易，它的股价普遍预测为175美元，与上一次收市相比，差不多上涨了40个点。但股票没有在这个价格上交易（增长幅度巨大），高盛代理联合账户（在这个账户上是它受益）买进了5.3万股自己的股票，这个数量是当日交易总数的54%。到收市时，股票价格涨到了178美元。第二天，高盛又买进了4.23万股，是当日总交易量的54%，而股票的收市价格是每股179.625美元。高盛那天没有卖出交易公司的任何股票。这种情况在接下来的数天内不断发生，最后，在一个星期之内交易公司的股价由每股136.5美元上升到了每股221美元。高盛用了3 332.5万美元购买交易公司的股票（是那四天里总交易量的64%）使股票市值上升为基本资产的两倍，与金融工业公司的股票站在了同等水平上。随着交易公司股票价格不同寻常的上升，卡钦斯与乔纳斯在2月3日所达成的协议（此时仍然没有公布）作废了，因为两种股票之间的比率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而实际上，并购是同时建立在股票市值与资产价值两种标准的基础之上的（为了使两公司资产价值都是11 750万美元，交易公司向股东们派发了450万美元的股息）。2月7日，卡钦斯和乔纳斯再次对协议进行商讨，四天后，向公众公布了这个消息。2月11日高盛公司同意卖给金融工业公司的股东112 400万股新公司股票，2月21日，两家公司召开股东大会就并购的问题进行投票──在高盛这一边，股东投票同意出售新股票；在金融工业公司这一边，股东们投票同意出售公司给高盛。正是由高盛公司大量买进交易公司的股票，促使股价戏剧般地上涨，这种操控行为使这项交易成为了可能。"很明显，高盛公司暗中操控高盛交易公司股票的行为是促成这次并购的基本因素。高盛公司通过操控股价，使股票的市值维持在与金融工业公司的股票同等的水平之上。在这个比率上，两家公司交换股票，并做出了联合的最终决议，"有评论说，"然而由联合账户所操控的股票交易行为，在两家公司关于合并的所有声明中都没有提到。"报道继续批评了乔纳斯对其股东们的隐瞒，股东中的少数人激烈地反对与高盛交易公司的并购，由联合账户协议条款中可以看出，他高于一切的动机就是确保他的股东们在2月1日的股东大会上投出赞同票。在那段时间里，联合账户花费了近5 000万美元（在那时是一个相当大的数目）购买即将合并交易中两家公司的股票；如果股东不同意并购，乔纳斯就要为其中的一半──2 500万美元买单，这是已经被购买的股票的价格。"因此，乔纳斯是以特殊的金钱利益关系来促成这场交易。"报道评论道。在乔纳斯致股东们的信中，他做出了不一定真实但积极的声明"我从未持有，也没有让别人替我购买高盛交易公司的任何股票。"在以后的"审问中"，乔纳斯承认，只有当并购不被股东认可时，他那些宣扬责任的误导性言论才会起作用──"我从不认为我们做出了什么承诺，除了在并购商讨中没有通过的那一条"。1929年2月21日，两家公司的股东都同意了并购方案，高盛交易公司向金融工业公司股东们卖出了2 250万股股票，市值23 500万美元，资产价值11 750万美元。高盛用自己股票付了差价，这些股票在之前的几个星期里表现强劲。"交易公司的市值……差不多都是高盛交易公司自己创造的。"随后的报告总结说。事后温伯格被问起关于操控股价的问题时，他承认"我们知道，买进确实可以让价格上升"。但除此以外，就没有更多了。至于卡钦斯，他甚至要比温伯格更不诚实。"我可以肯定地告诉你，"他说，"联合账户并不是为了抬高股价而设立的，它也不是为了操纵股票市场而设立的，它设立的目的是，在股价达到它应有的价格之前，在市场交易中起到积极的作用。"这个已经存在的价格，卡钦斯认为是每股220美元，"由两家公司联合协议所赋予它的权力运行。"对于高盛的行为，加尔布雷斯以挖苦的口吻说道："这个春天和初夏对高盛来说特别安静，但却是一个用于准备的时期。"随着与金融工业公司交易的结束，1929年9月，卡钦斯与他的编辑朋友威廉·查方德·福斯特，在《纽约时报》上发表声明，猛烈抨击联邦储备金监察小组，称它在管理流向证券市场的信用时"超出了合理的职能范围"，同时这对搭档警告美联储不要试图挫败"美国商业自信的声音"，自信是由"现实所保证的"。这不是第一次华尔街把过错（当然包括内部交易）丢给政府，甚至是那时对经济干涉不多的政府，来试图保护公众。7月26日，卡钦斯决定使发展高盛的投资信托更进一步。高盛同另一个发起人承接了谢南多厄公司的证券托销，它们公开卖出了102 500万美元的股票。这只股票据说7次被超额认购，并且其中有很多杠杆交易，最初的高盛交易公司也没有这样。高盛交易公司买入了谢南多厄公司发行的500万股股票中的200万股，使它的合伙人们参与了进来。高盛以175美元的价格公开卖出谢南多厄股票，在第一天结束交易的时候，股票涨到了每股36美元，在一天之内涨了一倍多。25天之后，卡钦斯再次出击，这次是卖出了14 200万美元蓝山公司的股票——情况与谢南多厄公司相同。在蓝山公司公开发行的720万股股票中，谢南多厄公司购进了100万股。"到现在为止，高盛公司都带着复仇的情绪运用杠杆。"加尔布雷斯说。为什么不呢？据《纽约时报》说，在蓝山公司发行股票的时候，高盛交易公司价值50 000万美元，这个价值在9个月内翻了5倍；谢南多厄公司在一月之内市值翻了两倍。蓝山公司做出了一个金融创新，它允许投资者在预先选择出来的一组21只股票中做股票交换，这些被选出来的股票都是纽约股票交易所的公司的蓝筹股，其中有美国电话电报公司和通用电气，都可以以蓝山公司固定的价格交换。为什么大家会愿意这么做还不是很清楚，当然，原因可能是这样，如果由公司给出的价格，比如说，蓝山公司给出的通用电气股票价格要低于市场交易价格。如果华尔街的阴谋家们没有准备好的话，这也是常有的情形。
在蓝山公司的交易结束后，高盛公司创造的市值超过10亿美元，确切地说，是17亿美元。在9个月的时间内，像高盛以前所有的成就一样，这又是一场让人印象深刻的金融魔法表演。"而几乎在同时，谢南多厄公司与蓝山公司站在了新金融时代的塔尖上。"加尔布雷斯写道，"很难不对在这场巨大的狂欢中所存在的创造力和想象力感到惊奇。如果一定要说有什么疯狂的事发生了，这些疯狂的事也是以一种英雄的姿态发生的。"这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情，但是萨克斯一家包括沃尔特和亚瑟，在卡钦斯做了蓝山公司那笔交易的夏天，身在欧洲。沃尔特收到载着蓝山交易的电报时，正与妻子在意大利北部的梅拉诺。"这可真是够疯狂的。"他对她说，当晚他彻夜未眠，考虑该拿这笔交易怎么办。9月萨克斯一回到纽约，就径直去了卡钦斯在广场酒店的公寓，对他说他觉得"这件事儿挺疯狂"而卡钦斯"不同意"。萨克斯清楚地记得卡钦斯的回答："沃尔特，你的问题就是，想象力太差。"最后，经济崩溃了，高盛失去了差不多1 000万美元的投资再加上高盛投资公司300万美元的相关债务——对于那个时代或是对于高盛公司来说这都是一笔意义重大的巨款。其他股东失去了数千万美元，甚至更多。对于华尔街股市大崩溃本身，悉尼·温伯格后来告诉作家斯特兹·特克尔说"我非常清楚地记得那一天。我在办公室里待了一个星期没有回家。播放器里的磁带一直在转动着。我不记得那个夜晚有多长了。我们得到消息的时候差不多是10点或12点。就好像是晴天霹雳一样。每个人都呆住了。没有人知道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儿。整个华尔街陷入了大混乱。他们不比其他人知道得更多。他们觉得应该宣布一些什么。"温伯格说他记得小约翰·戴维森·洛克菲勒站在摩根公司的台阶上，宣称他和他的儿子们会购入证券。"而股市立刻又开始下跌，"温伯格说，"资金被集中在一起用于救市，但没有用。公众开始恐慌，并开始抛售证券。这对我来说真是非常难受的时刻。"温伯格把股市大崩溃的原因归咎于"过度投机"和"漠视经济"。他说，他怀疑那些声称在崩溃的前一刻取回了自己的资金的那些人，他见到过许多在大崩溃中受到心理创伤的人。"我不知道有没有人从窗子跳出来，"他说，"但是我知道许多扬言要跳的人。他们最后都在家里或精神病院里或其他的什么地方接受治疗。这些是在市场或银行中交易的人，他们在心理和经济上都崩溃了。"在1929大崩溃后的几个月，卡钦斯向西前往内华达州的里诺市，"与他的妻子签署离婚协议。"一天，当卡钦斯在西海岸时，据沃尔特·萨克斯说，市场"在1930年，情况开始有一些好转，"卡钦斯打电话给搭档悉尼·温伯格，说"我们欠银行2 000万美元，其他的一切债务，总数达1 000万美元。我们应该把这笔欠款转化成两年期的可兑换券，然后卖出5 000万的可兑换券"以维持资金平衡，除去债务，这笔钱大概有2 000万美元，把这笔钱交给弗兰克·泰勒，他是隶属于公司的一名投资管理员，让他去投资。""弗兰克·泰勒可以赚全世界的钱。"卡钦斯告诉温伯格。沃尔特·萨克斯和悉尼·温伯格觉得卡钦斯可能失去神智了。在美国历史上最严重的金融危机之后仅仅三个月，卡钦斯怎么可能觉得高盛可以卖出5 000万美元的风险债券？"温伯格和我讨论了一下，"萨克斯说，"我们特别用了一整个晚上讨论这件事。一开始我们就说，‘那样的证券我们一张都卖不出去。‘"萨克斯之后对温伯格说，"要么是你我疯了，要么是卡钦斯疯了，而且当然，这种交易是不可能完成的。"第二天早晨，当沃尔特·萨克斯去办公室的时候——"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他说——他看到了他的兄弟亚瑟，并向他承认关于卡钦斯他一直是对的。"亚瑟，你认清了卡钦斯这个人，而我错了，"他告诉他的兄弟说，"弥补错误越早越好。"那之后不久，沃尔特·萨克斯开始准备去芝加哥与卡钦斯会面。"那时候我们还不经常坐飞机，"萨克斯说，"我乘坐了跨国豪华列车世纪号，在下午上车，第二天早上到达。"萨克斯和卡钦斯在芝加哥俱乐部就现在公司的问题"亲密地"谈了一上午。首先，萨克斯告诉卡钦斯他5 000万美元的融资计划不可能完成，也没有任何意义。他还谈到公司正采用"老式的原则，如果一项交易计划没有得到所有合伙人的肯定，这项交易就不能完成。"26年后，萨克斯再讲述那次会面的情形，说他"得到了一个修剪卡钦斯羽毛的机会，而且他也这样做了。"这次会面之后，卡钦斯悔悟了。"沃尔特，我不能想象没有你的同意我就做出了那些决定。"卡钦斯告诉他。会面之后，卡钦斯回到了里诺，萨克斯回到了纽约。但是要把高盛从巨大的金融陷阱中挖出来，工作才刚刚开始。萨克斯兄弟意识到，要把高盛交易公司从当下的境况中解救出来的办法只有尽可能变卖它的资产，即其他公司的股票而且越快越好，特别是在1930年春，市场已经开始复苏的时候。"那些日子里，我每天工作到夜里九十点钟，"萨克斯说，"然后回家睡觉，睡到早上四点钟起床。起床后，我还得用微笑面对世界。"在大崩溃之后，交易公司的股票跌到了每股32美元（在它的全盛时期是每股326美元），然后股价继续下跌，直到1931年跌到了每股175美元。1932年1月，高盛宣布了与亚特拉斯公司之间的一笔交易。亚特拉斯公司投资那些下挫严重的证券，并凭着这个成为了交易公司的最大股东，之后又把它完全买了下来，自己运营。亚特拉斯公司全面收购交易公司发生在1932年4月。而最后亚特拉斯公司又把交易公司以一个对自己而言较低的利润卖了出去。"我们之所以保住了脑袋，"沃尔特·萨克斯回忆，"是因为我们从不卖掉股票直至有一个像亚特拉斯公司这样的机构来收购"，就算是没有提到失去数千万美元的投资者，为什么他还可以表现得如此无辜，"然后我们转变管理模式，就我观察到的而言，我们再也没有运营一家投资信托公司。"到那时，毫无疑问，萨克斯已经决定让卡钦斯离职了。沃尔特·萨克斯在1929年谈论卡钦斯说他"狼狈地离开了"，而且他很勉强地承认他和他的兄弟没有挽留他。"我们也许不够聪明，也许也很贪婪，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适时停下来了。"在1930年初夏，他这样说道："事情对我们来说变得越来越清楚，我们下定决心唤回卡钦斯在职时的繁荣。"高盛公司与卡钦斯有一份1930年年底到期的合约，但是萨克斯兄弟说他们等不到那个时候了。"我们决定让他退休……"沃尔特回忆，"这是因为我们渐渐清楚了我们想法不同，比起任何一个人，他都更可能破坏公司的名声和荣誉。"被《泰晤士报》称为"新时期嗓音最响亮的预言者"的卡钦斯由里诺返回了纽约，带着新鲜的"离婚协议书"时，尽管他在芝加哥承认他不能"想象"没有沃尔特·萨克斯而独自做出决定，高盛也没有给他第二次机会。"嗯，这很好，"沃尔特·萨克斯这样评论卡钦斯在芝加哥做出的自我反省，"但已经太晚了。"不去理会资金上高达1 300万美元的损失，合伙人们还是决定付给卡钦斯 25万美元让他提前7个月离职。萨克斯家族决定把悉尼·温伯格任命为公司的高级合伙人。"我太自大了，没有拒绝这个提议。"温伯格在37年后笑着说。这里，他的薪水是公司年收入的1/3。他在交易公司上的惨败似乎丝毫没有影响到他在高盛公司地位的提升。不幸的是，卡钦斯的离职没有使高盛免遭大量的诉讼，在这些起诉原由中高盛扮演的角色有：发起人，认购商，信托营运失败。"有各式各样的股东诉讼，"沃尔特·萨克斯思考着，"大家都有诉论。老实说我们最大的问题是我们把我们的投资信托公司起名为高盛交易公司，而其他的都起名为像‘美国公司‘，这是摩根公司创建的。这也是为什么羞辱总是抓着我们不放。"赔了钱的投资者们以"过失和欺诈"为由起诉高盛，据萨克斯说。由于苏利文·克伦威尔律师事务所站在他们这一边，使得高盛逃脱了很大一部分诉讼，最后一个到1968年才以和解的方式解决。一项由喜剧电影明星艾迪·坎特尔发起的诉讼，使公司的合伙人尤其惊慌，不只是因为坎特尔要求1份高达1亿美元的赔款，也是因为他把公司看成一个打击讽刺的对象。2009年11月"周六夜现场"取笑高盛公司得到了几打猪流感疫苗，结果却发现有更多的人需要它。而2011年时，高盛向Facebook网站投资，并声称可以帮助它越过美国证监会的上市门槛，证监会对上市公司的要求是有超过500个的股东，对此，约翰·斯图尔特讥讽道："哦，高盛，究竟有什么你不能践踏的呢？"而坎特尔的讽刺方式与两者不同，他站在舞台上，身边是一个试图从干柠檬里榨出果汁的丑角。"你是谁？"坎特尔会这样问他。从不放过一个打击的机会，丑角会回答说，"我是高盛的保证金职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