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读罢北岛《城门开》，最后一篇《父亲》感人至深。他那一代中国作家因为阅读，更因为时代的悲剧意识使然，深受俄罗斯文学影响，善回忆，善细节，善寥寥数字绘出时代波澜之寂寥。如《声音》一篇写到“‘文革’初一天夜里，我和同学骑车穿过平安里。夜深人静，突然街上出现十几头毛驴……目的地是动物园。我愣住，问到底干什么。他笑着说，送到那儿就地屠宰，第二天喂虎豹豺狼。此后很久，我一到半夜就辗转反侧，倾听毛驴凌乱的啼声。它们一定预感到厄运将至，就像少年鼓手，调整步伐，抱着赴死的决心。”关键词是“文革”、屠宰和少年鼓手，动物的命运—正如《动物农庄》所说：“所有动物生来平等，但有些动物比其他动物更平等”—个人的命运与时代的命运，由此啼声凝聚。 而《父亲》一文中最触动我的一个细节，是父亲和他第一次谈及死亡之毋庸置疑：“记得九岁那年春天，父亲带我去北海公园玩。回家的路上，暮色四起，略带解冻的寒意。沿湖边徐行，离公园后面门两三百米处，父亲放慢脚步，环顾游人，突然对我说：‘这里所有的人，一百年后都不在了，包括我们。’我愣住，抬头看父亲，他镜片闪光，隐隐露出一丝嘲笑。” 这一段最初版本没有，该是成书时添加，却超越时代，直指存在的不稳固—相对的是死亡的稳固，就像他在《黑色地图》里写： “重逢
总是比告别少 只少一次” 《城门开》是一本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北京的重逢之书，但归根到底是离别之书，甚至是永别之书。 就在第一篇，就铺垫了这并非一次令人欣慰的重逢，神秘的接机人具有卡夫卡式的幽冷恐怖：“他们高矮肥瘦不一，却彼此相像，在弧光灯反衬下，有如来自另一个世界的影子。”这个世界，就是北岛回忆中那个“文革”前后的中国，它一直如幽灵隐现于那些少年的懵懂记忆的每个角落。而重逢这晚的北京，用另一种形式成为陌生人的帮凶：“灯光如潮让我分神。” 今日的北京以光纂改着封冻在黑暗中的那个北京，于是北岛要做出属于他的尝试：用文字重建一座城市、甚至一个时代。就像他诗中那小窗，可以是他回忆中电影院那售票窗，也是黑夜中唯一的一轮明月，后者有别于璀璨灯火，是记忆中唯一永恒的光源。 这座文字重建之城一砖一瓦来自回忆的五味俱全、声色纷呈，他着手从感官重塑一座城市的少年时代，因为感官是少年最重视的印记。可惜这是夭折的，甚至近乎虚构的少年时代，就如姜文《阳光灿烂的日子》。因此有每篇结尾处北岛的失败挫折（他热衷于失败，不只是写了《失败之书》），这失败甚至成为了注目焦点：“什么都好说，但要止住哆嗦不可能。我惟有祈求那紧追我的聚光灯立马关上”（《游泳》的结尾）。慢慢随着叙述人的长大，感官从享乐转变为恐惧，更多的血腥味、喧嚣与暴烈出现在身不由己的接受者面前，这在四中红卫兵的回忆中走向极致，北岛有别于他的同代怀旧者，在诗人本性中对人道的尊重下毅然停止了对那个非人道时代的幻想。 相较之下，地理环境是超然的，北京正有此豁达，在北岛描写的雪景中，在那些漠视纷争自然来去的季节中，天地大美孤高自若，“正当北京人活得不耐烦，骤然间大雪纷飞，覆盖全城。”京味文学的琳琅酣畅也在此得到延续，妙喻来自诗人的习性也来自北京文化的贫嘴—这是这座城市从语言上给予一个诗人的滋养，隐含在各篇章的现实味道之中。 另外一种抗衡的力量则是艺术，对艺术的热衷成为那个时代唯一的自我救赎，甚至成为魔术：比如关于帕格尼尼唱片而来的那场斗殴，是魔术，也是暴力美学的曲线展现。暴力转变为美学，北岛的方式与柏桦相像，他们吸取了暴力和政治话语的斩截、短促，使语言的爆发力高度集中，而北岛更多一重意味深长，常常在历史的节骨眼处卖关子，或者使用隐喻把大历史与小历史以电影蒙太奇一样急促拼接：写冯亦代擦背时听到“四人帮”垮台消息，“于是他和历史一起转身”；写十三中的男生：“岁月如男孩呼啸成群……我熟知那脚步声—岁月的去向和动静。” 《城门开》的另一个解读角度，是作为诗人前传，也即是一个诗人是怎样炼成的？所谓天以百凶成就一诗人，天也以百幸酬一诗人，里尔克说：对于诗人来说没有境遇是不好的—即使也是他说的古老的敌意。两者的互相作用是：一个诗人必须修炼出把百凶转换成百幸的能力，而这能力最终的考验也来自能否写下这个时代的百凶。而作为工具，散文的北岛为诗歌的北岛提供密码，诗歌的北岛向散文的北岛致谢。 城门开不开其实早已决定，因为北京城的城墙已经全拆，城门纵然在也不过是摆设而已。城门不开，写作者自有穿越它的蹊径。正如北岛新作长诗《歧路行》第二章所写： “一座不设防的古城 惟有反抗的命运— 让心握成拳头 向失败者致敬”
